文昭:超級爆笑的中共「集體總統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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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2年7月7日訊】7月3日《人民日報》海外版面向中國大陸以外的讀者再發奇文,這篇由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剛所撰寫的,名為《輝煌十年,中國成功之道在哪裡》的雄文之所以能夠雷倒眾生,在於發明了一個新名詞「集體總統制」,來盛讚當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9常委制。認為9常委制「是『集體成員』,而不是『個人』;是『多個機構』,而不是『一個機構』;是『集體智慧』,而不是『個人智慧』……」,而且在實際運行中體現了「五大機制」;從實踐效果看,這種「集體總統制」 「遠比『個人總統制』具有明顯的信息優勢和決策優勢,更具民主性、協調性和高效性」。一言以蔽之,共產黨的9常委制不僅是符合「中國特色」、合理得不得了,簡直就是領先世界、超英趕美!

你不得不承認御用學者和金牌五毛的過人之處,一個專制主義的陳糠爛谷,居然能包裝成領先世界的香餑餑,真是巧舌如簧、妙筆生花!6月12日《人民日報》才發表文章《警惕精緻的「利己主義」》話音未落,胡鞍鋼就奉上一篇活教材——某些人為了不被清算,想在「十八大」上維持9常委制,抵制外界盛傳的常委9變7的輿論,手下的寫作班子就應景地炮製出一頂「集體總統制」高帽子,把權爭的動機用如此崇高、偉岸的理念包裝起來,不可謂不「精緻」。

悲哀的是擁有百年歷史的清華大學,其中某些學者、教授的犬儒化竟到了如此地步。古希臘早期的犬儒學派是主張回歸自然、清心寡慾、克己無求、獨善其身,只是對所謂的文明進步成果採取挑剔和嘲弄的態度。其代表人物安提西尼和第歐根尼,都是世所公認的賢達大師。第歐根尼面對世界的征服者亞力山大大帝,仍然是一身桀驁不馴的傲骨,讓亞歷山大不要擋在他與太陽之間。而今日中國大陸的御用學者們也是「犬儒」,卻是把自己變成了不折不扣的「犬」。

任何有政治學常識的人都知道,「集體總統制」的實質就是寡頭政治。中國當前的政治體制用一句話描述就是:共產黨一黨獨裁下的幾個寡頭共治。儘管中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專制歷史的國家,但這種少數寡頭「集體領導」的模式也實在不是今天中共的發明創造。早在300多年前,大清王朝的開創者,後金天命汗努爾哈赤就創造過「八王議政」的制度。即:後金的軍國大事,由少數上層貴族協商決定;包括汗位的繼承人選,也由這個「議政會議」來推舉。皇太極稱帝后,皇帝的地位得到了拔升,但這個「議政王大臣會議」的參與者範圍卻擴大了。除八旗的固山額真(後稱都統)繼續兼議政大臣之外,每旗又另設議政大臣三員。清朝入關後,除了八旗旗主、親王、郡王一級的高級貴族參加「議政王大臣會議」之外,較低一級的貴族如貝勒、貝子、公爵一級的也有參加。此外,蒙古八旗的固山額真和中央政府的六部尚書也列為議政大臣。要詳究起來,這個「議政王大臣會議」在「體制內」代表性的廣泛程度,恐怕還在當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上。

第十七屆中央政治局統共才25人,減去剛剛被拿掉的薄熙來,才24人。而早在滿清入關之前,「議政王大臣會議」包括的八旗固山額真、以及每旗另設的三員議政大臣,就有四八三十二人了。

要從歐洲的政治歷史看,寡頭政治不僅歷史悠久,而且發展程度也比中共的9常委制要完備得多。希臘城邦斯達巴達實行的就是典型的貴族寡頭政體。斯巴達實行「二王制」,同時有兩個國王;另外有5名執政官協助國王處理政務,並擔負監察職責,實權在國王之上。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由30人組成的、由國王擔任議長的元老院。元老院有權決定重大事務、也掌握司法,可以審判和放逐它認為不稱職的官員,直至國王。而元老院又是由全體年滿30歲的男性公民「普選」產生的,只不過有候選人資格的只能是年滿六十歲的貴族公民。

由此可見,在胡鞍鋼祭出「集體總統制」大讚共產黨的9常委制之前,「集體國王制」早在幾千年前就存在,而且權力的分配與制衡比「集體總統」制更加科學、 合理。

胡鞍剛的搞笑之處在於,他固執地認為「總統」越多就越先進、越科學、越民主。卻忽略了一黨獨裁這個大前提。且不說9常委,就是把政治局那20幾人全都冠以「總統」頭銜,也仍然是共產黨的一黨天下。誰上誰下,權力的歸屬都不變,肉都爛在鍋裡,到不了別人的碗裡。總統再多,老百姓選出來的也是零。然而民主選舉的前提必須是選民有選擇,一定要有在綱領和施政措施上有競爭性的不同政黨參選。 這樣的總統一個就夠了,如不稱職過4年、5年再推翻他,另選一人上來即可。要那麼多幹甚麼?

對於寡頭政治一直存在著一種迷思。有部分人認為,寡頭相比起獨裁多少是一種進步,畢竟權力由領袖一人獨掌變成了在小圈子內分享,久而久之就會由寡頭衍生出政治觀點對立的派系、再由派系衍生為競爭的政黨,從而以一化多,漸進地實現民主。「特殊國情論」加在這種觀點之上倒是再合適不過,中國社會的財富和階層分化的極端程度,使得這種設想缺乏「變現」的土壤。在2009年6月份舉行的中國政協十一屆常委會會議上,蔡繼明委員引用一份報告說:0.4%的人掌握了70%的社會財富。2010年又有一個來自於「世界銀行」的數字說,中國是1%的人掌握了社會41.4%的財富。後來這些數字遭到喉舌媒體的口誅筆伐。到底中國有多少既得利益者掌握了多大比例的社會財富,大概只要共產黨存在就是一個謎,要在中國做這樣的全面調查就是不可能的。但是從教育、醫療等民生項目的凋蔽,與官老爺們的豪華辦公樓和公車的對比中,一般百姓對這樣一個結論都不會有懷疑:中國的錢都在一小撮中的一小撮人手上。

寡頭共治能夠向民主政體轉變的前提是,寡頭集團(或家族)要與其他的社會階層、群體發生聯繫,彼此的利益要有銜接點,以至於當寡頭之間鬥爭激化時,某個寡頭認為求助於其他社會群體和階層也是符合自己利益的,哪怕是讓渡一部分權力。可是中國當今的現實是,那「一小撮中的一小撮」已經和90%以上的普通民眾形成了有你沒我、有我沒你的絕對對立狀態。

中共的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共有委員204人,候補中央委員167人,在中共自己宣稱的幾千萬黨員中,連萬分之一的比例都遠遠不到。中央政治局9常委,又是中央委員會裡的「一小撮」。就算是在那200個出頭的中央委員裡全部平分權力,他們連自己的黨員也都代表不了(中央委員會是逐級「選舉」產生的,不是黨員一人一票「普選」產生的),跟剩下那10幾億的中國人更是扯不上一點關係。共產黨的寡頭集團中不管怎樣分幫劃派,他們的現實利益基礎也都與普通民眾沒有聯結點,與99%以上的民眾都毫無關係。

中共的寡頭內鬥導致破局,從而導致某些寡頭與其他社會階層結盟,形成更廣泛的權力參與機制,這種情況大概只有在鬥爭中的一方有喪失生命的危急——也就是要錢還是要命的情況下,才有些許發生的可能。這種情況如若發生當然是好事,但把希望建立在寡頭內鬥自然地會向民主演進這個假設上,就實在是一廂情願了。

「集體總統制」的荒謬之處更在於它套用了民主政體下的「總統制」的概念,再加上「集體」這個定語,卻拋棄了民主政治對「總統制」定義的絕大部分內涵——多黨競爭、三權分立、選舉程序等。相當於是「發明」了一個新的「總統制」名詞,與《環球時報》6月份宣佈「中國早已進入民主國家」的豪言有異曲同工之妙。有趣的是,這種山寨版的發明創造,居然通過《人民日報》海外版向全世界廣而告之,真是不怕全世界笑掉大牙。真乃——人至賤則無敵——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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