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5日訊】1966年8月5日，毛澤東不經過中共政治局討論和中國當時的最高行政系統，個人獨裁專斷寫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並在官媒《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其矛頭直指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阻礙文化大革命的進行。毛的這篇文章在中華大地上掀起了紅色恐怖狂潮，使全中國陷於長達十年的血雨腥風浩劫。
「大字報」是一種張貼於牆壁上，用毛筆或粗筆書寫的大號字的牆報,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末流行於中國的輿論發表形式。，也是文革「四大」之一，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它既是一種書寫形式，更是政治工具，與當時頻繁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密切相關，是當時政治暴力的實現方式之一。
毛澤東的《我的一張大字報》發動文革的初衷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實指北京大學教師聶元梓在康生的暗中授意下所寫的有關攻擊北大黨委書記陸平、彭佩雲、宋碩的大字報。該大字報貼出，引起北大一片混亂，反對者居多。其後，聶元梓糾結一批人擅自揪鬥了北大領導和一批教授，引起極大混亂。但從毛澤東大字報的開頭可以看出，聶元梓所做正是他所希望的。而隨後，北大、北京市委也就重新「改組」了，北京的「司令部」首先被一「炮」打中。
所謂「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1962年的右傾」，實指在我國三年經濟極端困難時期（包括十多個省份出現的大飢荒），為了度過困難時期，劉少奇等黨和國家幾位主要領導曾同意一些地區搞包產到戶，以激發廣大農民的個體積極性，度過飢荒。而這在毛澤東看來就是「資本主義復辟」、是赫魯曉夫式的「修正主義」。彭德懷給毛澤東的信中提出了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不同看法，當即被打成「反黨集團」的頭目；1962年曾給一些在大躍進運動中因為不同意見而被批判的幹部糾正、平反。而文革也正是從江青授意姚文元所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罢官》開始的」。在文革初，毛澤東讚揚姚文元的文章，說「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的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此即為「右傾」之由來。
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實指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上不同的看法。劉少奇在「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四個方面其實力度很大，在試點地區整了不少在這四方面有問題的人，劉少奇認為有什麼就「清」什麼；但毛澤東堅持就是要「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不贊同，產生分歧。故毛澤東認為劉少奇是「形『左』而實右」。
毛澤東的大字報已經很明確地表白了文革「炮打司令部」的終極指向的是什麼，亦即其發動文革之初衷。
毛澤東發表大字報後，大字報揭批風潮席捲全國各地。中共自己也稱發生於1966－1976的文革為10年浩劫。80年代，中共中央下令對全國29省市進行統計，整個文革波及一億多人，佔中國人口的一半左右。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曾對南斯拉夫記者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佔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專家根據中國縣誌記載的統計，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達773萬人。
一旦大字報纏身就意味著滅頂之災
大字報內容的主流與大批判一樣，是政治宣判式的而非說理的。其固定格式為：以《毛主席語錄》、國內外形勢大好開篇，抓住被指控者的隻言片語，利用斷章取義、牽強附會、張冠李戴、無中生有的辦法，上綱上線，以「砸爛狗頭」、「橫掃牛鬼」結尾。大字報的天頭、地腳經常寫上辱罵和威脅的字句。私下議論、日常瑣事乃至個人習慣、好惡、情愫、隱私，都被檢舉揭發。不講事實證據、邏輯推導，只需大帽子亂扣，嗓門越大越好。開始是用以打倒學術權威、地富反壞右、走資派，後來用來打派性戰爭。為了爭奪顯眼的有利位置，不同派別組織之間互相覆蓋大字報，引發經常性的爭吵、鬥毆甚至流血衝突，最後形成「保留三天」的通例。
從表面看，發表大字報是完全自發的，無需任何審批程序，實際上仍然服務於毛澤東動員輿論以整肅劉鄧黨政系統的戰略需要，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權力運作。大字報作為政治運動的形式，除了個別失控的相對無政府主義時期（如派性武鬥），總是與中央精神協調的。被指控者根本沒有自我辯解的權利，一旦大字報纏身就意味著滅頂之災。
毛澤東發起的文化大革命徹底的摧毀了中華文化，使夫妻反目，兄弟成仇，子女揭發批判父母，學生批鬥毆打老師，徒弟毆打師傅，辱聖人，謗神佛，砸孔廟，焚古書，無法無天、逆天叛道。從中共高官到普通平民百姓，人人置身其中，難以自保，不是昧著良心揭發批鬥別人，就是被人揭發批鬥。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說：「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 7萬1千2百餘個家庭整個被毀。」
著名歷史學家辛灝年先生指出，毛澤東發動的文革使中國文化人遭遇了亙古未有的殘酷整殺。多少著名的作家、藝術家、演員被活活迫害而死，多少無辜的文學藝術工作者因被強加上了莫須有的罪名而慘遭批判和鬥爭。
僅上海音樂學院在文革中就有200名藝術家被迫害身亡。三、四十年代為共產黨打天下曾「功勛卓著」的共產派文化人幾乎被一網打盡。被共產黨封為「人民作家」的老舍、人民演員的舒秀文、上官雲珠等一大批作家和藝術家，只能含恨訣別人間。安徽的著名黃梅戲演員嚴鳳英，雖已被逼自殺，屍體還要被軍代表和造反派勒令「脫光解剖」，要「尋找向台灣國民黨發報的發報機」。雖然中共稱十年文革為「浩劫」，「內軟」，民間則稱之為「太陽最紅，而人間最黑」的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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