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28日訊】中文獨立作家筆會理事馬建先生的長篇小說《拉面者》英文版2004年5月份在英國倫敦出版。該書是馬建繼《紅塵》以后的第二部英譯小說﹐也是海內外第一部以八九「六四」為背景的社會寓言小說。2004年﹐馬建先生接受了大紀元記者的專訪﹐暢談了有關《拉面者》的創作思路﹑該書在大陸的出版情況以及身為作家的社會道德責任等問題。
馬建是中國先鋒作家，現定居倫敦，專事小說創作，著有長篇小說《思惑》、《拉面者》、《九條叉路》、《紅塵》﹐中短篇小說集《怨碑》，文集《人生伴侶》、《發生關系》等作品。已翻譯出版的著作語种包括德語、英語、意大利語、法語、荷蘭語、挪威語、卡特蘭語等。其中《紅塵》的英譯本，獲英國2002年托馬斯.庫克國際旅行文學獎。
“拉面者”象征一種專制﹐那種毛澤東或者共產黨所代表的﹐他們才是更大的﹑無形的拉面者。
當記者問到為什麼選擇“拉面者”作為小說的題目時﹐馬建表示﹐這個題目在寫小說時也沒有想到﹐是在寫完後想到的﹔作者當時比較感興趣的是中國人作為拉面者的心態﹐那種悠然自得﹑把一個麵團變成千絲萬縷﹑又毫不在乎的那種滿足感,這種感覺很象中國人的那種心態。但在小說里﹐馬建重點把“拉面者”作為一種專制的象征﹐那種毛澤東或者共產黨所代表的﹐他們才是更大的﹑無形的拉面者。馬建認為﹐中國人就象一個麵團﹐被拉來來去﹐自己以為還在活著﹐其實被改變了﹑被拉成千絲萬縷了﹐而且面與拉面者之間似乎形成一種很舒服和諧的關係。
馬建說﹕“活在專制國家的人﹐不認為自己有什麼問題﹐也不認為出了什麼問題。但是當你從一個旁觀者來看﹐你會發現他們的生存方式﹑他們的要求﹑他們的組織﹑他們的一起包括婚姻和愛情﹐都是非常可笑的﹐因為有一個更大的東西就是恐懼﹐把這一切都給罩住了。實際上所有這些生命都是在一種恐懼的心態中活著而已﹐只是已經習慣了﹐不知道了。”
自殺發生在6月4日凌晨3點﹐大屠殺的時間﹐在這個時間裡﹐作者用了所有的政治術語。比如“軍民魚水情”的歌正在放著﹐觀眾正在看著﹐她是在被看著死去的。
《拉面者》以89年6.4事件為背景﹐作者表示這部小說所有的暗示﹑所有的寫作手法都朝這一方向集中。馬建認為﹐89年“6.4”的時候﹐中國人先後表現出兩種心態。最初人們覺得社會有希望了﹐變得非常友善﹐那時是中國人笑得最真誠的時候。後來中國人的表情變了﹐變得非常虛偽﹔心態也變了﹐人們是在防備恐懼來臨的心態下活著﹐被恐懼控制著。馬建正是用小說的方式描寫這種轉變﹐表現這種麻木的心態。
馬建在《拉面者》這部小說中塑造了一系列的小人物﹐他們都如一塊麵團，被無形的拉麵者扯來扯去，即沒有自我，也沒有生命的光彩。例如﹐書中描寫的以燒死人為職業的陶醉者，馬建說﹕“這個人物最後把他的母親給燒了﹐因為他仇恨一切﹐所有的一切對他來講都是壓力。活著是一種危險﹐甚至他的母親對他都是一種傷害。因為在整個體系中﹐他的母親也是讓他縮小﹐教他如何做人﹐最後就不是人了。”
書中出現的另一個小人物-演員蘇蘇﹐作者設定她陷入一個錯位﹐即她不知道自己是在一個角色里活著﹐還是在現實中活著。這個人物到最後必須通過自殺來確定她殺死了角色還是角色殺死了她。她不知道自己在那裡﹐她找不到自己的角色和位置。馬建認為﹐這就是中國社會一個最重要的特點﹕人們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小說繼續往下寫﹐蘇蘇這個人物一步一步推向自殺。自殺發生在6月4日凌晨3點﹐大屠殺的時間﹐在這個時間裡﹐作者用了所有的政治術語。比如“軍民魚水情”的歌正在放著﹐觀眾正在看著﹐她是在被看著死去的。馬建說﹕“我要表達這樣一種氣氛﹐就是這種麻木﹐只有在死亡的時候才能感覺到真實。”
你本來是把一個百分之百的東西交給讀者﹐那麼讀者只能得到百分之五十呢﹐也總比不給他們好。因為也許有些讀者能從裡面看出來﹐也許看不出來。但是總比沒有好。
馬建的作品曾在中國大陸被查封禁出有15年之久。15年來﹐馬建一直努力爭取出版﹐曾前後聯繫過90多家出版社﹐有過多次受挫的經歷。有的時候是馬上要出版了﹐上級進行審查被卡掉﹔有的是因為主編不敢冒風險﹔有些是刪改過於嚴重了。馬建說﹕“總之﹐我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活了15年。但是﹐我不會放棄﹐因為一個作家必須跟自己語言可以溝通的人產生一種溝通關係﹐雖然有人說我是一個先鋒作家﹐完全應該超脫這種想法﹐但是實際情況並非這樣。我喜歡與讀者溝通﹐把一個想法能夠溝通下去。”
《拉面者》最終在中國大陸通過個體書商得到出版發行﹐作者也為此做出妥協﹐允許文中進行大量刪改﹐甚至連作者的名字都由“馬建”改為“馬建剛”。馬建舉了其中一個被刪改的例子。原文中有一段寫到﹕
“毛主席也是人﹐”狗說。
大陸的編輯認為“狗”來說“毛澤東”不太尊敬﹐但是作者認為﹐小說就需要“狗”和“毛澤東”這種結構。後來馬建希望改成動物的“它說”﹐編輯也不同意﹐最後只能是“毛主席也是人。”﹐以句號結束。馬建表示類似的刪改﹐在《拉面者》大陸版本中可能出現1,000多處。那麼馬建怎樣看待這個問題呢﹖他表示﹐“後來我就想﹐你本來是把一個百分之百的東西交給讀者﹐那麼讀者只能得到百分之五十呢﹐也總比不給他們好。因為也許有些讀者能從裡面看出來﹐也許看不出來。但是總比沒有好。因此我後來就改變了主意﹐以前我非常固執﹐你動我一個句子我可能都非常生氣﹐因為我知道我要表達什麼﹐你不知道。”
雖然《拉面者》在中國大陸得以出版﹐但是當局還是採取限制措施試圖減小這部作品以及馬建本人的影響力。例如《拉面者》發行後不久﹐馬建曾接受法國一家媒體的電話採訪﹐提到該書在大陸得到出版了﹐只是作者的名字改了。這篇採訪報導一個星期後﹐大陸的出版社就受到一份文件﹐禁止報導該書﹐也不許再印刷。馬建認為這種禁令的目的就是把這本書的影響力縮小﹐直至銷聲匿跡。
不僅编者和出版社遇到這種限制﹐大陸媒體的相關報導也被封殺。国内一家大报，曾经對馬建作過一次电话采访，並有意整版發出該篇報導。即使馬建向該報主编表明﹐自己既未加入海外民運﹐也非法輪功人士﹐(主編認為這两个问题可以让報紙关门)﹐这篇报道最終还是没有發表，因为被中宣部卡住了。这家报纸的编辑非常痛苦，曾經对馬建訴苦﹐馬建安慰他说：“你也别在乎，这样的情况多了。也不能因此而退缩。能往前做一点就做一点。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
大家依靠语言來說話，语言的后面有一种人格的力量。有的作品后面没有这种人格的力量，对於我来说这很可怕的，因为它是一个陷阱，可以把人陷进去，使人读了之后心态跟着变坏。
馬建認為中国存在有两种類型的作家。一种作家就是把他的作品和他的人格连在一起，另一種作家的作品就沒有這種人格的力量。馬建說﹐“從作家的職業角度分析﹐我們的感受可能和普通讀者有所不同。”馬建表示他可以從一段文字后面读出作者是个脏人还是一个干净的人，雖然普通的读者可能读不出来。即使是文字优美的作品，從馬建的職業眼光看來﹐文字的后面也可能是个脏人﹐可是多數普通读者卻不會有這麼敏銳的感受，因此这样的作品仍然会擁有读者群，不会觉得作者很脏。那麼为什么作家會有這種獨特的視角呢﹖馬建解釋說﹐“因为大家是靠语言来说话，语言的后面有一种人格的力量，有的作品后面没有这种人格的力量，对於我来说这是很可怕的，因为它是一个陷阱，可以把人陷进去，使人读了之后心态跟着变坏。”
缺少人格力量的作家是什麼樣呢﹖馬建舉大陸一個女作家為例﹕當這个作家去监狱采访妓女時，她是用监狱警察的口气跟那些妓女谈话。馬建認為用这種心态写作的作家，難以取信于讀者﹔而这样的作家在西方是不存在的。在西方社會﹐民眾未必會去读作家的作品，但是當有重大事件发生时，民眾不信任政治家，反而信任一个作家，因为作家就是思考人与社会的关系。馬建以美国“9.11”事件為例，當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作家的意見在英國報紙中佔據最重要的份量。英國有很多作家出來說話﹐他告訴人們社會是什麼﹐人們的心態怎樣﹐以及宗教是什麼﹐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等等。馬建認為在中國這樣的作家幾乎沒有﹐很少見到有作家替弱勢群體說話﹐替社會的不公道說話。馬建以法輪功在中國受到迫害為例﹐指出少有大陸作家站出來﹐詢問法輪功怎麼樣了﹐為他們聯合簽名﹐為他們呼籲﹐鼓勵他們。
馬建認為﹐一個作家最重要的認識﹐是與時代的關聯﹐是與社會的聯繫。一旦沒有這一點﹐是非常危險的。馬建說﹐“一個作家應該建立自己的历史﹐建立你的時代﹐否则你可以寫清代﹐你可以寫唐朝﹐可是如果你對你的時代視而不見的話﹐我不认为这算是一個作家﹐他可以是一個小說家﹐寫故事的﹐但是我不能說他是一個文學家。因為這里的陷阱太大﹐太危險了。這樣的故事讀了之後﹐是一個空的﹐雖然可以添滿一些故事﹐但是沒有對是非的判斷﹐對道德的判斷﹐恰恰這一點是最重要的。”
談到馬建自己的創作理念時﹐他說﹕“我的要求是文明﹐因為我是靠道德意識來寫作的﹐我與另一類作家不同。当读者读我的小说时，我假定一个前提，他跟我的經歷是接近的﹐我希望我的小說能夠呼喚出不寫小說的人的一種溝通。這種溝通是非常重要的﹐我們都對一件事產生一種默契。如果大家都產生一種默契的話﹐那麼人們對這些事情的看法就會發生改變﹐社會也會發生變化。”
中國現在是說話自由了﹐但不等于言論自由。當一些(敏感)言論進入討論﹐比如進入媒體﹐進入出版﹐就不行。例如在網上說話﹐發表敏感言論﹐就會被刪掉。
對於一個作家﹐馬建認為旅居海外的優勢就是擁有自由的寫作心態﹐想說什麼就可以說什麼。這種自由的寫作心態﹐馬建理解為寫作的生命﹐但對另一種類型的作家﹐可能並非那麼重要。馬建指出﹐中國大陸作家有很好的故事﹐很好的題材﹐但是他們缺少這種自由的心態。
馬建說﹐“中國現在是說話自由了﹐但不等于言論自由。當一些(敏感)言論進入討論﹐比如進入媒體﹐進入出版﹐就不行。例如在網上說話﹐發表敏感言論﹐就會被刪掉。”在這樣一個控制思想﹑控制言論的國家﹐如果一個作家的作品非常流行﹐馬建質疑這類作品是否“能夠揭露他那個時代的﹐能夠表現那個時代的人的心態﹐是否是讓人更好思考的一部小說。”
馬建還指出現在的問題是人們試圖與西方社會接軌﹐生活是自由的﹐人們也是自由的﹐人們可以不關心政治。這種觀念也為當權者所喜歡。馬建說﹕“一些作家自稱是玩文學的﹐避談政治﹐號稱是寫小說的﹐文學是最偉大的。這也可以成立﹐但是如果你從納粹集中營出來﹐你不寫集中營的話﹐我覺得這個人不應該算是一個人。當你在一個控制思想的國家﹐你說你的思想是自由的﹐就象一個作家聲稱中國和美國只是語言的區別﹐其它都一樣﹐我覺得這樣的人非常壞﹐因為他完全知道(中國和美國)不一樣在哪裡。”
文章來源：《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