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昭:習近平左衝右突難為新

【新唐人2013年1月18日訊】習近平接班已有兩個月,這60多天他在若干領域主動出擊,力圖給國內外展現其果斷、魄力的手腕,掃除其前任消極頹勢的弱主陰霾,從而營造一種新主臨朝、氣象一新的“大有可為”局面。客觀上講,習近平在政治目標和實現路線的設計上當前具有比較大的可塑性,但“可塑”和“新官上任三把火”一樣是一個短暫過程,在與當前體制和官僚集團的幾輪試探、博奕之後,所謂“新政”就要固化為“長策”——穩定的施政理念和長遠的目標。在這個過程中,官僚集團和各派勢力將對新領導人的性格、抱負、喜好和弱點建立充分的瞭解;而新領導人也將對自己所處的環境達到同樣的瞭解——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不過對於中共領導人這條船而言,可載之覆之的那個“水”,倒並不直接是草根大眾,而是將其推到金字塔頂端的黨國體制和官僚集團。

2013年1月7日召開的“全國政法工作會議”,外界普遍把注意力放到了會上傳出的消息上: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宣佈要在今年之內“停止使用勞教制度”,然而忽略了總書記習近平直接對會議作出“重要指示”。這在胡溫十年中幾乎是未曾見的。胡錦濤作為上一屆黨的最高領導人,對政法系統偶爾作出“指示”也只扮演“打醬油”的角色,比如2009年胡指示“希望全國政法幹警向譚東學習”、2010年指示向新疆“7-5”事件中在“維穩第一線”過勞死的河南特警沈戰東學習、2012年對公安部以追捕網上逃犯為內容的“清網行動”做出肯定。而習平則是甫一聽政,便把手伸向政法系統,在2013年“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提出的“四項重點改革”當中,其中之一是“司法權力運行機制”改革,即與政法委的地位與作用有關。習近平的“指示”直接為政法工作定調,明確體現出了要將政法權力收歸自己掌握的意圖,這是習近平上位後,在改變中共高層權力格局方面走出的實質一步。1月15日原湖北省政法委書記、現任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吳永文被中紀委帶走調查,這可能意味著習對政法系統的清洗將逐次展開。

但是與習近平把手伸進政法系統同時發生的是劉雲山的高昇。1月15日劉雲山接任中央黨校校長一職,這樣在七常委中排名第五的劉雲山不僅組織人事、意識形態和黨建大權一手抓,而且戴上了中央黨校校長的烏紗帽,坐穩了意識形態領域“正統性”的交椅,甚至有望在今年的“兩會”上接任“國家副主席”,從一口冷灶一躍成為炙手可熱的政治人物。

劉雲山的突然躍升使得之前在海外中文媒體中流傳的“弱常委制”、“(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張高麗等江系)四常委打醬油”、“四常委假風光”一類的分析被部分證偽,也說明中共尋求高層權力平衡的機制仍然有力地運作著。習近平收歸政法權力和劉雲山躍升同時發生,此進彼退的交易色彩明顯,體現了習近平的“強勢出擊”並未打破官僚集團尋求勢力平衡的慣性。黨內文的和武的兩手,文的是宣傳、武的是政法,不可能都讓習近平一手控制、一人獨大。

同樣的形勢也體現在當局對“《南周》事件”的處理上,中宣部的高調介入和維穩部門的暫時按兵不動同時存在,結局也是一個超級和稀泥的局面,沒有人是明顯的輸家、也沒有人是明顯的贏家。《南方週末》1月10日如期復刊,參與罷工的工作人員暫不作處分;可與此同時《南方週末》也轉引了《人民日報》評論文章中的“黨管媒體是原則”的說法,肇事的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庹震也穩坐釣魚台,暫時沒有挪窩的跡象。作為89以後,中國傳媒界抗爭的一起標桿性事件,“《南周》風波”當局的唯一妥協之處在於,《人民日報》在“黨管媒體是原則”的立場性表述後加了一句“但黨管媒體的方式要與時俱進”。然而實際上“與時俱進”地管理媒體中共也一直在做,在互聯網領域一直都在“與時俱進”著,由封堵IP“俱進”到關鍵詞過濾、關鍵詞過濾的清單也一直在“俱進”之中。“與時俱進”的潛台詞並不必然是言論尺度的放寬,也可能僅僅是管制手段的更加精緻化。

關於官員幹部公示財產的話題突然大熱、又驟然冷卻是另一件值得關注的事。這個話題嚴格地說是官方媒體在中共“十八大”前後炒熱的,2012年10月28日《人民網》轉發了《工人日報》的文章《官員財產公開多是“虎頭蛇尾,制度期待“破冰”》;共青團中央下屬的《中國青年報》又連發雄文,2012年11月27日登出文章《77.8%公眾期待有更多渠道參與反腐》、12月13日又發表文章引用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的話說:幹部財產公開需要法律層面的頂層設計。官方媒體的熱炒使得公眾對官員公示財產的近期突破普遍抱有預期。在2012年聖誕節前後,新華社刊登了七常委的人物寫真特稿,使得這種預期達到了高峰。12月26日中新社的報導引用“專家”的話,稱政治局常委公開家庭情況,是在為“今後官員財產公開作出前期探索”。2012年年底,更有關於七常委即將公佈財產的傳言在海外中文媒體中流傳。

但人們忽略的是,公示財產的話題不僅在中共“十八大”上被回避了,在2012年最後一天,習近平主持的部署來年反腐工作的政治局會議上也沒有談及。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強調的是將習上台後推出的“八項規定”作為重點,將“八項規定”長期化、經常化,以此方式推動反腐。新年之後,關於自上而下地推動官員財產公開的說法不了了之、再無人提起。官員財產公示話題在2012年最後幾個月的先熱後冷,再一次體現了中共體制的頑固慣性,新官上任的火燒過了頭,哪怕是動了動把火燒過頭的念想,都將遭到降溫處理。

李小鵬意外升任山西省代省長,也突出反應了中共官場當前的生態格局。李小鵬任山西省副省長四年未被扶正、說明他在胡溫中央不受待見;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和候補委員中,他得票倒數第一,說明他在官場人緣不佳、在現任高官中也缺少有力的支持者。他的意外升遷,除了彼父李鵬的強力運作外,實在沒有其他更合理的解釋。習近平上任後的強勢作風曾讓不少人希冀老人干政之風一去不返了,如果說江澤民“頂風作案”、漠視“習八條”,頻繁借題詞作序現身是示威的話,那李鵬運作其子李小鵬上位、直接干預人事,就實實在在地是老人干政了。許多人所不瞭解的是,本來中共的“老人干政”就不發生在平時,而是主要發生在關鍵時刻,哪怕某位在任領導一貫表現強勢、長時間表現強勢,也不能說明他就真的能獨斷乾綱。由於中共歷來敝帚自珍,把往屆領導的理論、路線都當成傳家寶一樣寫進黨章、奉若神明,這使得政治老朽們以正統面目出現干政時,當前的領導人很難有足夠的權威和正統性去抵制。更何況這些老朽的背後是他們子女——盤根錯節的太子黨集團,他們在中國是不可忽視的能影響大局的暗勢力。在缺少現任領導支持的情況下,李鵬仍能將其子推上代省長的寶座,看來強弱之勢並不能簡單從表面判斷。

習近平也許有他的“明君夢”,其上任之初的兩個月儘管左衝右突,在中共內部攪起了些許漣漪,但從以上諸事來看,體制樊籠的鐵壁仍未見鬆動。更何況習近平還在公開講話中反復聲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要毫不動搖。向官僚集團表態:他要做外科醫生而不是掘墓人。不管新官上任燒起了幾把火。掀起了幾輪風暴,都是要為黨切除機體上幾處壞死、不可再留的腐肉,而不是要把黨送進墳墓。正如人的屁股坐在椅子上時決不可能把椅子搬起來一樣,不脫離中共體制的“新政”,不管當事人主觀意圖如何,客觀上最終都將淪為愚民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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