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那晚,我去瑞典文學院攪局

【新唐人2013年1月29日訊】在莫言發表獲獎演說的半個小時之前,我和瑞典女友瑪格麗達就站在文學院演講廳門前,笑眯眯地向各國來賓散發我那鋒利如劍的文章——《瑞典文學院背叛諾貝爾》(中英文兩種版本)。大約在發完一百多份之後,我們終於被人報警了。我並不意外,因為我知道中國駐瑞典大使館不是吃乾飯的。

幾個瑞典員警客氣地「請」我們到樓下大門外去,這是零下十幾度的夜晚。我擔心身有微恙的瑪格麗達會染上風寒,就把正在和員警理論的她推進大門內。然後,我一個人站在斯德哥爾摩老城燈光黯淡的小街上,繼續笑眯眯地用瑞典文和中文向前來的聽眾打招呼、派文章。一有空閒,我就和守住我的四個男女員警鬥嘴,笑問他們是否已經學會了中國的專制手段。

一個苗條而美麗的女人踏雪走來。她一把摟住我,充滿同情地說:「茉莉,我已經讀到你的文章了。你千萬不要太生氣,我知道你的心臟不太好,你要注意身體!」她就是翻譯了莫言的三本書、目前名聲大振的瑞典翻譯家陳安娜。

我們兩個不同民族的女人,在關於莫言獲獎的問題上,立場是如此對立,但這並不妨礙我們相互之間的真誠理解。初來瑞典時,我曾在「國際特赦」組織的會議上做過一個題為《中國的死刑和受害者》的演講,當時,身為該組織成員的陳安娜為我擔任口譯。此時,她理解我們這些政治流亡者心中的痛苦,理解我們為什麼無法接受瑞典文學院的這一選擇。在暗夜的寒風中擁抱安娜,我欲哭無淚。

員警說:「你這是一種抗議。」

貴賓莫言的車最後才到。一群人簇擁著莫言走來,我用中文問走在前面的人:「你們是莫言的朋友嗎?」「是啊!是啊!」他們以為遇到了熱情的粉絲。我麻利地把文章的中文版一份份遞過去,他們很高興地收下了。

輪到莫言走近時,一個高大的瑞典員警用身體擋住了我。我踮起腳跟,拼命舉起我的手,想從員警肩頭把文章遞給莫言,但他逕自進門沒有轉過頭來。我只好在一旁大喊:「莫言,請你讀一讀我的文章!」

到了聽演講的時間,我走進門口。一個員警擔心我進了演講廳繼續散發文章,要求我把剩下的幾十份文章留在寄存處。我辯解說,我的文章只是文學交流而已,你讀一讀就知道了。他搖頭說:「不!你這是一種抗議。」

沒錯,這是一種公開的抗議。在來斯德哥爾摩的前幾天,我早就用email把文章的英文稿發給諾貝爾基金會和瑞典文學院,並要求接收郵件的秘書將此文轉給基金會和文學院的全體成員。這就是為什麼,翻譯家陳安娜說她已經讀到此文,而馬悅然先生路過我身邊時,對我擺擺手拒絕接受我遞過去的文章,想必他早已看到。如果不是為了公開抗議,我不必和支持我的瑞典朋友頂著大風雪,從北方開車五個小時前來斯德哥爾摩。

1989年「六四」後,我在湖南邵陽市廣場發表悼念死難者的演講,幾天後被捕入獄。此後二十年流亡,在異國他鄉我仍然沒有擺脫「街頭鬥士」的角色,免不了和各國員警打交道。曾在中國駐瑞典大使館門前舉起釋放政治犯的橫幅,我的示威被大使館叫來員警干涉。曾在臺北101大廈門前,獨自舉著釋放大陸政治犯的標語,抗議來訪的中共官員陳雲林,我被臺灣調查局要求交出護照查身份。……。

最難忘的一次是,1996年江澤民訪問挪威。當時我應國際特赦組織之邀,前去演講中國人權問題。在奧斯陸維格朗雕塑公園,江澤民在離我只有七、八米的地方下車,我沖上去大喊:「平反六四!釋放魏京生!」挪威員警當即將我按住,抓捕搜身,然後用警車把我載到城郊才釋放。第二天,那些因為讓江澤民受了驚嚇而遭到批評的中國便衣員警,用挪威人聽不懂的中文臭駡我:「騷貨!」

攪局者要在讓人聽見的地方發言

現在我已經不年輕了,教學工作也不輕鬆,常感疲累。莫言獲獎的消息傳來時,我正在臺灣參加「西藏問題國際研討會」,看到海內外很多異議作家發出了尖銳的批評聲音。我也覺得瑞典文學院頒獎給莫言很荒唐,錯得離譜。十年前我就撰文批評過莫言小說,深知其作品之低俗和粗劣。在北歐的冬日裏,我更願意讀一些溫暖而詩意的文學,所以最初我不願也不屑再談莫言。

但最後,我又責無旁貸地,充當了一回被員警驅趕的「街頭鬥士」。因為我認識到,國內很多發不出聲音的人會希望我為他們發聲。當我從臺灣回到瑞典,國內的一些學者朋友來信,氣憤地追問我這個「瑞典人」:為什麼你們的文學院要把這個獎頒給依附共產黨的精神侏儒?讀到一些異議作家在網上表達他們失望和悲哀的心情,我捫心自問:難道我就不能為此做點什麼?

寫作就是行動。作家要在在公共生活中展開行動,承擔揭露真實的責任,就必須如傅柯所說的,以「不屈不饒的博學」去寫作。幸好這十幾年來我一直撰寫有關文學獎的報導和評論,對文學院的歷史有一些研究,所以比較能看清這次評選醜聞的原因和後果。

如果我只在中文世界發言,不管如何有理有據、頭頭是道,瑞典文學院的那些老院士大都會不屑一顧。為此,我的一位中英文俱佳的美國朋友,承擔了將我的文章翻譯成英文的工作。她那精確的譯文,使我的文章大大增色,並使諾貝爾基金會、瑞典文學院以及各位參加演講會的外國學者無法輕視這篇檄文。

有了抗爭的文本,我還需要做什麼呢?賽義德認為,知識份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業餘者和攪擾現狀的人。在《知識份子論》中,他說:「無權無勢的個人見證事物的悲慘狀態」,這種活動包含「一種戲劇感和起義感,善用一己罕有的發言機會,博取觀者的注意,比對手更具才智、更善於辯論。」

跑到文學院不顧一切地散發文章,我這個攪局者很有一點「起義感」。來賓爭相閱讀批判文章的情景,我被員警趕到門外的爭執,其場面也頗具「戲劇性」。但至今為止,諾貝爾基金會和瑞典文學院都對此保持沉默,莫言及他的宣傳者假裝不知道我的存在,原來約好要採訪我的中國媒體消失得無影無蹤。只有海外媒體的報導,我就沒有展開辯論的對手。但是,「莫言是一個偉大作家」的神話,在一些閱讀了我的文章的人那裏,多少給增添了一些懷疑,有了一點破碎的跡象。

浮囂泡沫源自「糊塗官判糊塗案」

中國留學生在斯德哥爾摩街上獻歌獻舞,女的大紅綢衣,男紮白羊肚巾,一曲高亢的《紅高粱》。雖然這裏年年頒發諾獎,但好靜的瑞典人這還是第一次,見識獲獎作家的國人如此狂熱鬧騰的陣勢。瑞典記者到中國國內採訪,幾乎人人都說:「莫言獲獎,中國人很高興,因為這證明了中國的實力。」

就這樣,由瑞典文學院的判官們一錘定音,中國就冒出了一位空前的「文學大師」。國家公權力的操縱,官方媒體的渲染,很多文學評論家立刻把對莫言的「文學批評」改換成「文學讚揚」,莫言獲獎給國人製造了一種「文學強國」的幻覺。無邊無際的溢美之詞,加上愛國愛黨的高音階,吹出了一片輕浮喧囂的泡沫,充滿了滑稽的娛樂性。其中最大的一個氣泡,來自瑞典文學院撰寫的授獎詞。

瑞典這個才九百萬人口的小國,有著世界上最完善的民主制度。但是,1786年,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三世在建立這個文學院時,就規定了一個院士終身制。這個陳舊僵化的制度至今未改,而人類的壽命又大大延長。這樣就造成了今天這種令人悲哀的現象:一些早該在家頤養天年的老爺爺,一群不懂中文的評委,還有一個雖懂中文但自認缺乏文學理論修養的院士,由這些人來擔任中國文學的終審判官,怎麼可能不是「糊塗官判糊塗案」呢?

假如莎士比亞還活著,讀到瑞典文學院給予莫言的授獎詞,他都會自愧不如的。12月10日,瑞典文學院諾獎評委主席維斯伯格在頒獎儀式上高度讚頌說:「這位作家知道一切而且能夠描寫一切――一切手藝活、冶煉術、建築業、下水道、畜牧業、遊擊隊團夥的花招。他似乎把所有的人類生活帶到他的筆端。」「莫言捍衛小人物反對一切非正義——從日本佔領到毛主義的恐怖和當今的生產狂熱。」(根據瑞典文翻譯)

然而據我們所知,莫言的寫作是回避當今中國一切非正義的敏感領域的,從天安門的血跡、因言入罪的政治犯到藏地的火焰。看來,在宣佈頒獎莫言的兩個月之後,瑞典文學院實在無法向外界解釋,為什麼要頒獎給一個二流作家,一個站在專制立場上的中共文化官員,於是他們只好在慶典上用如此華而不實的誇張語言,給莫言披上「反對一切非正義」的子虛烏有的新衣。第二天,莫言在斯德哥爾摩大學關於中國言論審查制度的惡劣講話,立即給了瑞典文學院一個耳光。

作家要在文學污染中尋找清澈水流

「有時,名和利會頑固地躲避那些最應該受之無愧的人,而偏偏糾纏和降臨到受之有愧的人身上。」秘魯作家巴爾加斯•略薩曾向青年小說家道出現實的荒謬。莫言獲獎的現實也告訴人們,如果你不能像莫言一樣在生活中極盡聰明油滑之能事,你就很可能被置於盛宴的一旁,永遠是一個邊緣人。

那麼,既不願效忠專制體制、也不願投西方人之好的中國作家,還有路可走嗎?不止一位國內朋友來信說,他們同意我在文章中所說的,這次頒獎大大打擊了堅持獨立寫作的人們。但是我相信,有人格尊嚴的作家會迅速地從這場打擊中恢復過來,從此洞察人類的悲劇性與悖論。在對諾貝爾獎去理想化之後,他們可以利用文學的想像資源,在被污染的文學泡沫下,尋找那清澈的水流。

一位美國人說過:「若一個公民批評自己的國家,那就意味著他是在向自己的國家交一份意味深長的貢品。」我這次冒雪去斯德哥爾摩散發的批評文章,以及後來所做的多次採訪發言,都是我送給我的母國和第二祖國的禮物——以諾貝爾精神為宗旨的公共說理。

讓莫言帶著諾貝爾那800萬克朗走吧!我們只忠誠於自己心中的文學審美原則,承擔詩人為世界道德立法的責任,以詩性對抗強權。這樣,我們可能生活在清貧之中,但是不會生活在醜陋之中。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13年一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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