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6日訊】共黨自從篡政進城至今的六十多年間，始終沒有一個長期穩定的治國大綱或方針，所以三十年前就有一句話在民間流傳著，這句話是「共黨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過去的皇帝們時常派出欽差大臣微服私訪到民間，稱為是官風整肅使，其實就是去傾聽民間百姓對朝廷政策的褒與貶，如實上報朝廷，好的就成了既定的國策，不好的就進行改變或者是調整。
共黨所豢養的軍、警、憲、特們和所謂的公務員們的數量千倍，甚至萬倍的多於舊王朝的時代，但是民間的聲音共黨們或許不知道，也或許知道，但卻又假裝不知道。就以今年剛剛過去的五.一長休假為例，中國民眾們是再次的被共黨飄忽不定的政策玩弄著。十幾年前五月一日勞動節放假一天，如果與周末相連接那就是休息兩天，因為以往是周六要工作，周日才休息，從一周六天工作改為一周五天工作，也就是從一周四十八小時工作減為四十小時工作。
一九九九年共黨國務院發文，把春節、五.一、十.一的三個節日法定假期和前後的雙休日連接形成了七天的長假，這一措施既不是共黨的恩惠，更不是經濟繁榮的結果，而是從日本學來的。日本這樣做是開始於一九九七年，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的背景之下,為了是要刺激民間的消費，拉動內需從而鼓勵國民們在國內旅遊。
在共黨實行了這個三個長假的政策以後，從二零零零年到二零零七年的春節期間，總共是十九個長休假，中國大陸民眾共有十六億人次旅遊，為政府創造了六千七百億的旅遊收入，在去年的中秋節和共黨篡政日的共八天的假期中，旅遊是四億人次，創造了旅遊收入兩千一百億。
二零零七年的年底，共黨國務院又發表了一個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的條文，其中規定國家法定節假日總天數為十一天，加上雙休日，每年一百一十五天的休假總量已處於世界中等水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準了。但是到了去年的十二月初，國務院又公布了二零一三年的放假安排，也就是元旦、春節、清明節、勞動節、端午節、中秋節和篡政日共七個節假日，共放假二十九天。
聽上去確實不壞，但是長期受共黨欺騙的人們也都鍛煉成了有心的人，根據國務院作出的假期的安排，在今年的二十九天的法定假期中，竟然挪用了七個周日和五個周六，甚至雙休日與法定假期重疊，這樣計算下來，實際節假日仍然是十一天。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規定，如果法定的節假日是在周末，則要往後順延，也就是說周末是周末，法定的節假日是法定的節假日，不可以混為一談。
而去年的十二月初，國務院的放假辦法中卻規定了，全體公民假日如果適逢星期六、星期日應當在工作日補假，這就是說法定的節假日遇上了雙休日，也不因此而順延，長假之後隨之而來的那就是七天、八天的連續工作，所謂的二十九天的法定節假日又是騙人。
二零零九年全球四大諮詢公司之一的美世諮詢公司對六十二個國家的僱員們的假期進行了調查和統計，統計是以每周工作五天，並且有十年工齡的僱員們的法定帶薪年假和法定公眾假期為基礎，這個統計不包括周末的雙休日。統計的結果卻顯示，巴西和立陶宛以每年四十一天帶薪假期名列榜榜首，其次是馬爾他，他們是三十八天的假期；有三十天左右假期的大多是在歐洲的國家；美國和新加坡為二十五天，位居四位；中國大陸則是以十一天排名倒數第三。
今年的四月二十八日，香港的文匯報轉載了中國之聲報的調查報告，提出二零一二年中國大陸已經成為了世界第一大出境旅遊國和世界第一大境外消費國，境外旅遊達到了八千三百萬人次，而境外的消費是一千零二十億美元，這個數字就突顯出了中國大陸的貧富懸殊問題。
聯繫到前面提到的二零零零年到二零零七年春節共十九個長休假，旅客十六億人次，旅遊實現收入是六千七百億。就是說六年的時間十六億人次的中國人旅遊總共實現了一千億美元，而去年一年八千萬出境的人員消費了一千多億美元。
這份報告預測今年中國大陸出境旅遊將高達九千四百萬人次，同比增長百分之十五，境外的消費將達到一千一百七十億美元，同比增長了百分之二十。這就是說，這些在中國大陸撈到了錢的人並不打算幫助拉動中國大陸的內需，而是把錢花在了外國，拉動了外國的旅遊業，外國的內需，看起來共黨搞了愛國、愛民族的民粹主義教育也落花流水了。
共黨們治國完全是憑著一個人的頭腦一熱，憑著主觀的個人意想，於是就發出了一個號召或一個文件，制定出了一個所謂的決策，至於其結果是一場災難也沒有關係，因為共黨的政治是無需負責任的政治。前二十七年，上億的中國人無端的死於共黨發起的一個又一個政治運動，但是共黨卻是不承擔任何的責任，事情過去就過去了，還不準人民重提舊事。
當然了，讓死難者的家屬們和後代們為共黨唱讚歌，共黨們也不敢作此妄想，不過就是不提、不反思，讓人們亡掉它，隨之時間的過去可以淡化最好是完全忘了。於是黨就永遠像只新出生的羔羊一樣的純潔無瑕了，所以才有了近日共黨像高等院校傳達的中央的七個不準講的指示。這七個不準講是，一，普世價值；二，新聞自由；三，公民社會；四，公民權利；五，黨的歷史錯誤；六，權貴資產階級；七，司法獨立。
同時還強調，尤其是在教學當中不要提及，這顯然是出自於習、李們的意願，但是中國的民眾們卻已是今非昔比了。有識之士們立時就指出，既然有了這七個不準講，那就必然有七個是要大講特講的題目了，摸住了共黨脈搏的人士們得出了這七個大講特講的話題是，一，中國特色；二，黨管媒體；三，高舉毛、鄧、江、胡的旗幟；四，政法委辦案；五，中國夢；六，社會管理創新；七，和諧社會。
這樣的一對比人們就不難明白，七個不準講的用意是淡化人們的記憶、忘掉過去，要國人們喪失獨立的人格，喪失道義良知的立場，變成行不知所指，居不知所謂的愚盲，就可以老老實實的做共黨的奴隸了。這七個大講特講的意思就更明白了，無非是要國人們只講共黨所講的話，做共黨所要奴隸們做的事，渾渾噩噩的做人，於是習、李們就能夠苟延這個政權了。
記得那是大約二十多年前，看到過一則西方的報道，是說有一位新加坡的商人到西方國家去洽談生意，見到了這個國家的人民正上街抗議政府的一項政策，這個商人大受啟發，說了一句政府不好，為什麼不可以罵呢？這個商人回到新加坡，立刻就被李光耀政權逮捕了。李光耀此舉的用意很清楚，那就是告訴新加坡人民，政府不好也不準罵，這合了共黨的胃口。
據說新加坡人民很幸福，但是我是不會相信的，新加坡人民的生活水準比中國高，這是事實。但是讓本人放棄做人的尊嚴權利和自由去過政權給安排的高水準的生活，我是不會接受的。這就如同一隻被關在籠子里的鸚鵡，被餵養的很好，整天學說著主人教給的話，作為鸚鵡或許很幸福，但卻沒有幾個人願意去做這種鸚鵡的。
更何況共黨從來不餵養中國人，而是中國人始終在餵養著共黨，共黨從不讓利給中國人，而是爭利、搶利、貪腐、乃至公開搶劫中國人，關在籠子里的中國人似乎是永無出頭之日，就是這樣共黨還是不放過中國人，還要中國人像鸚鵡一樣只說共黨讓說的話。
二零一一年三月在共黨的兩會上，吳邦國就公開宣布五不搞：一，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二，不搞指導思想的多元化；三，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四，不搞聯邦制；五，不搞私有化。這個不搞私有化就是為了共黨們公開搶劫民間私有財產鋪平了一條路，同時也是公開的否定人權，這是在告訴中國人，沒有人權的中國人同樣也不應該擁有私有財產。共黨們其實也不例外。共黨們也沒有人權，只是手中有特權，特權可以撈到私有財產，但是撈到了以後就必須捲款外逃，否則就是身家不保，財產歸黨。
本人是屬於那種下愚不移的人，多年來親眼看到和親耳聽到的共黨的所作所為和所說的，也多少算是對共黨有個了解了，從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中，我們可以知道，共黨的目的就是要毀滅現有社會中的一切，而毀滅的手法是暴力破壞，理論則是懷疑一切，目標是奪權，奪權的手段那就是投機、欺騙和暴力，這些共黨都做到了，但是搶奪到了政權以後又該如何呢？馬克思沒有說，共黨們也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至於馬上打天下用在馬上治天下在中國的歷史中是沒有的，共黨開創了先例。
十年文革中，毛澤東多次說，有了政權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錢可以有錢。這就是說在毛澤東的理解和意識中搶奪到了政權就是為了一己之私利，有人可以去奴役，有錢可以自保，有錢可以揮霍享樂，除此之外再無其他了，這裡沒有國家、民族、政治、經濟人文、民生等等的考量和設想，仍然是那種佔山為王、殺人越貨、喝酒吃肉、分金銀的土匪習氣，這就是共黨篡政和維持政權的全部的目的。
人民不同，人民是會反思的。通過反思就必然覺醒，而覺醒後的人民就喊出了打倒共黨、驅逐共匪的口號，這是人們明白了，共黨是全體國民們的敵人，但是打倒共黨驅逐共匪並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建立什麼？如果說目的是要建立民主人權自由公正的政治制度，那麼如何去保證這種政治制度不會被野心家們利用和篡改呢？世界三大魔頭之一的希特勒和俄羅斯現任總統普金都是利用民主制度上台的。
民主成為了當今的普世價值，是因為民主是最不壞的政治制度，要保障這個最不壞的政治制度不被利用、篡改和變質，那就要立法，民主制度的運作也必須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內。二戰之後德國人痛定思痛，重新完善了憲法，在公民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條款之上，加進了人的尊嚴神聖不可侵犯的條款，同時在多達四、五個條款的後面，特別用文字註明，該條款即便是全體國會議員都同意修改，也永遠不得修改。
一九四六年中華民國憲法問世，開宗明義的講述了國統法統的政體之後，加進了永矢咸遵這四個字，意思是永遠遵守不得更改。其實吳邦國的五個不搞中的前四個不搞正是現在中國民眾們應該認真思考的四個迫在眉睫的問題。首先，民間應該組黨，同時民間應該組建農會、工會、商會和學生會，以及各行業的聯合會。
組黨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執政，聯合會的作用就是為了本行業的人員爭取福利，各政黨都有各自的指導思想、理念和治國方針、政策，讓國民們去選擇哪一個政黨可以上台執政。為了杜絕貪污腐敗、以權謀私、黑箱作業，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相互制衡那就是必要的手段。
中國大陸地大人多，各地的民俗習俗和經濟的發展狀況各有不同，搞各省、各民族自治，通過本地居民們投票，同意或不同意加入聯邦政府。這就如同英國、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一樣都是聯邦制，共黨越是說不搞的和越不準講的話，正是中國人應該認真去搞和大講特講的，一種價值的理念如果不是被普遍的接受了，又為什麼會被稱作為是普世價值呢？
新聞工作者們被稱為是無冕皇帝，所起的作用就是監督政府，反應民意的第四種權力的作用，一國之民眾就是該國的公民們，公民們就該有公民的權和利。共黨們在歷史和現行中所犯的都不是錯誤，而是有確鑿證據的罪行，正是因為共黨管了立法又管司法，所以共黨罪犯們才逍遙法外，為所欲為。正是因為錢權勾結，所以共黨們才成了千萬億萬的富翁們，而他們所掠奪走的財富正是十幾億中國人辛辛苦苦創造出來的。
近日有報導說，中國大陸的國債總數已經上升到了一百零七萬億，以十六億人口計算，人均背負國債六萬五千元，所謂的改革三十多年，實惠被共黨們拿走了，債務卻是由人民償還。在這個破敗的現實面前，習近平竟然還能發出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豪言壯語。估計這三個自信也僅僅是習近平一個人的自信，或許還包括李克強。黨內體制內能有這種自信的人想必是寥寥無幾。
據說習近平的三個自信的情感是由於一個叫做宋魯鄭的人的一篇文章而引發的。宋在文章的開篇中寫下了三句話是，今天的中國處於一八四零年以來最好的時期；今天的中國有一八四零年以來最好的制度；今天的中國是全球各主要國家中發展最好的國家。這三句完全不顧事實，純屬阿諛奉承的話激發出了習近平自信的感情，如此看來習近平還沒有成熟到成為理性的階段。
至於這位宋魯鄭，本人曾在二零一二年十月初在布達佩斯召開的全球支持中國與亞洲民主化大會上見過其人一面，當時並不知道他是何許人也，但在例行的發言中，他提出了一個觀點就是認為只要拉動了中國大陸的內需，中國大陸就還能有二十年的經濟發展。當即遭到了與會人士們的提問和駁斥。由於要求發言的人太多，加上會議時間的限制，本人沒有能夠獲得發言的機會。
而當時我想要向宋魯鄭請教的問題是，一，共黨宣傳說三十多年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為什麼人民的購買力卻是如此之低下？二，如何才能去拉動中國人的消費能力，並且保持二十年？三，二十年經濟發展之後是經濟繼續發展還是國破民窮呢？現在看起來，宋魯鄭與北大教授孔慶東同屬於犬儒五毛，是以人格和靈魂向共黨換飯吃的人。
一個朝代的末世通常就是亂世，各種各樣的人都要跳出來表演一番，至於對與錯，每個中國人心中自然會有一個公正的評價。我們正處在一個大時代中，中國大陸是處於大動蕩中和大變革的前夕，這個世界是真實，人們的生活是實際的，此時此刻理性和目的是每一個中國人應該具備和思考的大問題。
謝謝各位聽眾朋友們的收聽，下次的這個節目的時間裡我們再見。
文章來源：《希望之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