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勸中國憲政學者:應當驚醒 需要坦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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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3年6月12日訊】近段時間,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曉青的一篇文章《憲政與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較研究》和署名鄭志學的文章《「憲政」主張就是要顛覆社會主義政權》在社會上和學術界引起了軒然大波,顯然,抨擊之聲居於強勢。但在筆者看來,這些批評並不理性,而只是因結果的震撼性而產生的反感和厭惡。其實,人們應該借此契機驚醒,徹底明白真相。

一、「國情」的真相

就《憲政與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較研究》,這篇文章分四部分──「對兩種基本制度架構的比較」、「憲政的政治強權和話語霸權及其欺騙性」、「毛澤東並不認為人民民主制度可以稱為憲政」、「人民民主制度絕不可以稱為『社會主義憲政』」,除了第二部分純屬共產黨意識形態性的批判之外,其他三部分在理論上基本是比較客觀的。但其得出的結論──「憲政不符合我國的國情」──算是站得住腳的。問題是「國情」真正的含義是什麼?

其實,這個所謂的國情就是該文所一再強調的「堅持黨的領導」,而非通常所講的「經濟不發達」、「人民素質不高」、「法治不健全」等,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所謂堅持黨的領導,說白了就是共產黨一黨專政,這個「國情」幾乎是現在大陸一切爭論的基本前提,至於說經濟、法律、人民素質,那純屬兜圈子,在掩蓋一黨專政的真相。即便大陸的大多數憲政學者都在掩蓋這個真相,在維護、接受或承認這個共產黨不許動的前提,這是對中國民眾最大的誤導,也在無形中為中共塗脂抹粉。「憲政」學者和「社會主義憲政」學者們一再論述憲政的本質在於限制國家權力、保障公民自由的同時,往往還說要在如今的「國情」的前提或背景下慢慢推進憲政進程,要挽救中國,挽救共產黨。這樣的學術研究是無效的,因為它前後充斥著嚴重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何以這麼說?

其實大陸研究憲政或任何部門法的學者心裡都很清楚,在共產黨一黨專政和極端的思想控制的前提下,是絕對不可能容下法治和憲政的。一黨專政尤其是共產黨的專政,它要絕對的權力獨斷,必然排斥外部的控制包括憲法監督;貪婪和自私致使共產黨不可能與任何團體和個人真正分享它的權力;鬥爭本性和思想控制導致共產黨的殘暴和不寬容,它不可能給人民充分的自由或基本的權利;它血腥的歷史運動和極端的殘忍已經超過了一般人的容忍限度,它不可能主動承認它的血腥殘暴和製造謊言的歷史,也不敢給人探索其歷史和本質的自由。這幾乎是意料之中的,自我限制權力絕對是幻想,它給人的自由注定是有缺陷的。

再回過頭來看憲政是什麼。一個公認的定論就是,憲政的本質在於限制國家權力、保障公民自由,憲政的基礎是自由和寬容。至於議會制上、三權分立或五權分立等具體方略都是可以協調和商量的,而公民的各種基本權利和自由包括言論自由、信仰自由、遊行集會自由等是要得到絕對保障的,沒有妥協的餘地。試看,在這個「國情」下──權力壟斷、階級鬥爭、以殘暴維穩、用謊言教育──憲政如何有生根的可能?

二、共產黨真相

任何一個稍懂詭謀和人情的殘暴者,都不會輕易坦白自己的暴虐,製造謊言對它們而言是必然的。在聽慣了共產黨的謊言之後,人們要麼成為了一個徹底的懷疑論者,對周圍的一切皆存懷疑之心,失去了判斷真假的標準;要麼患上「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無端的善意的理解共產黨,完全是共產黨的觀念先入為主。但無論是哪裡類,他們在面對赤裸裸的真相時,都不敢相信,因為那確實超出了他們的想像。

尤其是在本次的「反憲運動」中,中共已經說的很明確,它的本質是容不得憲政和監督的,但人們偏偏覺得不可思議。人們覺得那只是楊曉青的一人反憲之言,而不是認為她說出了共產黨的真相。可以說,那種反對是不理性的,只停留在現象的表面,而沒看到實質,而實質就是,共產黨和憲政、權力制約、公民自由確實是格格不入的。繼毛澤東的「陽謀」之後,共產黨如此赤裸裸的暴露其本性的機會並不多,人們應該借此契機徹底地看到共產黨的本性,而不應該再存絲毫幻想。

共產黨的本性決定了它妄想「領導」一切、超越一切、控制一切,並且在任何可乘之機實踐它的狂妄。它所「領導」的囊括法律、經濟、軍事、科學、思想言論、宗教信仰、文化藝術等等,無所不包,歷史皆有明證。所以,在承認它的基礎上,在保留它的前提下,憲政絕對是奢談。試圖調和共產黨和憲政,就像滕彪先生說「請猶太人團結納粹,請羊團結狼──沒原則的團結有時候比沒原則的樹敵更可怕」。無原則、無邏輯的折衷和調和是懶惰的,有時也是怯懦的表現,那根本不是學術研究的素養。

中國憲政學者尤其社會主義憲政學者所說的「黨的領導」看似對共產黨僅僅妥協了一點點,但那卻是最根本的,他們的妥協直接葬送了憲政的一切前程。如果承認「黨的領導」,那麼一切都要聽從黨的安排,聽從黨的計劃,服從黨的大局和穩定;一切理論的解釋和研究結論都要以共產黨的解釋為準。有「法學界泰斗」之稱的江平先生稱「我們應當承認社會主義的實踐和理論是多元的,誰也不能壟斷」,「探討社會主義還有一個很核心的思想,那就是一個制度的好壞應該以人民能否接受為標準。」無容置疑,這些言論都是高見,但是他的前提將把他的所有結論全部扭曲。最終他說「中國的事情要慢慢來,不能一步到位」,在大陸的語言環境下,所謂的「慢慢來」「不要操之過急」等的潛台詞就是,至少暫時承認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這看似小小的讓步,卻是致命的理論缺陷,是根本的原則問題。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張千帆在《憲政民主應成為基本共識》一文中強調,「作為理智溫和的左、右雙方都能接受的制度設計,憲政民主代表了中國改革的未來走向。當然,各派仍然可以自由提出自己的概念、理論、訴求,但是都應該旗幟鮮明地將憲政民主作為自己堅守的底線。遮遮掩掩、欲言又止只能造成詞不達意、表述不清乃至目的不明,最後背離『曲線救國』的初衷。既然憲政民主早在其執政前就是中共公開表達的追求,執政數十年後反而避諱這個追求是極不正常的。對於執政黨當初的承諾,中國民間社會需要做的是提醒並要求兌現之,而不是幫助它隱晦之。」這無疑也是無可爭辯的肺腑之言,但文章中的另一句話卻把整篇的光輝抹煞了不少,他說「假如改革還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進行」,別小看這麼簡單的一句,這明顯是在向「黨的領導」做了稍稍的妥協,那麼社會主義果然是可以多元的嗎,真的是任何人都可以解釋的嗎?毫不隱晦的講,這只是學者們的一廂情願。

人們在對比研究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憲政的時候,其比較的對象是二者的理論。筆者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研究誤區。對於一個一以貫之的人,一個誠實的人,我們大可以拿他的言辭或理論與之爭辯,指明他在實際行事中的不足;但對於撒謊成性的人而言,用他自己的「理論」與之辯論是無效的,是謂不可理喻。就是說在選取研究材料時,以什麼為準,人的言行確實是難以完全一致的,這時該如何選擇,孔子說「聽其言,觀其行」。對於前者,多半「聽其言」就可以了;而對於後者,更重視的應該是「觀其行」。所以說在研究和論述資本主義憲政時,拿它的理論就足矣。而在闡述什麼是社會主義時,若「回歸文本」,必將誤人子弟,混淆視聽,只有結合共產黨自建黨以來,以至建政以來,直到如今幾十年的歷史中的一切所作所為,才能得出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麼,共產黨到底是什麼,這才顯得客觀中立而又實在,在這方面《九評共產黨》做到了這一點。

筆者認為,正是學者們沒有弄清「共產黨是什麼」才導致了各種無原則、無邏輯的折衷和結合,導致理論的不完善,和對執政黨的空虛幻想和無端的善意理解。

三、憲政學者需要坦誠

中國法律史學者郭世佑先生指出「憲法+真誠=憲政」,這是毋庸置喙的。而之所以不能指望共產黨施行憲政,不應該以承認共產黨作為中國推行憲政的前提,就在於共產黨本質上就是不真誠的。我們看到《憲政與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較研究》中明確的提到,當時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的目的在於對抗國民黨,而非真正實施憲政和保障人民自由,所以此後再不提憲政。也就是說共產黨人只是把憲法甚至憲政當作他們權力鬥爭的一種工具而已,用完之後,達到目的就可仍掉了。郭世佑先生在《法律文摘》一次演講中說「既然可以玩政治,當然就可以玩憲法,對他們來說,政治是個大概念,玩憲法只是玩政治的一部分,他們什麼都能玩,連所謂『重慶模式』都能玩出來,還唱響神州」。筆者以為,這種把憲政當作權力鬥爭的工具,或「玩政治」「玩憲法」的現象就是不真誠的表現,當然談不上坦誠,而筆者所說坦誠要比上面要更寬泛些。

「玩憲法」或「遮遮掩掩、欲言又止」顯然是很不坦誠的,前者是搞政治者的表現,而後者便是憲政學者和一些民運人士的不坦誠的通常表現。其實文字或詞彙上的「遮遮掩掩、欲言又止」還只是現象,並非本質問題。學者們早就提到要「樹立憲法權威」,但還僅僅停留在文本上──憲法的通過和修改程序,僅僅強調「美國因為有一部憲法,200多年沒有發生政變,沒有發生大的動亂,在這個意義上說憲法的權威應該是必要的」,這還是不夠的。他只提到問題的一個方面,而問題的另一方面是比較現實的也是很重要的卻沒有或不敢提出。憲法的權威或說憲法的超然性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一切努力的目標,但如何實現或難以實現的主要障礙是什麼?學者們卻不敢正面提出。很顯然,憲法的超然性,必然伴隨著「政黨的下位性」,也就意味著執政黨(共產黨)絕對不能與憲法平起平坐,兩者不能同處於「至上」的位置。僅僅提出前者,而掩蓋後者是很不坦誠的,甚至有的學者竟然認為,先把「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看作是『公意性的政黨』」,這絕非真正憲政學者的嚴肅的學術研究的結論。

明確提出「憲法的超然性,政黨的下位性」算是第一步,首先明確區分憲法與政黨,確定憲法高於任何政黨包括執政黨共產黨的超然地位。但僅此還是不夠的,因為這裡面可能還蘊涵著憲法可以和共產黨共存的問題,這依然是有誤導性的。歷史研究已經表明,在任何領域,共產黨絕對不願意屈居第二,無論在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甚至宗教信仰等領域。所以「憲法的超然性,政黨的下位性」肯定與共產黨的「民主專政」有嚴重衝突。這一點也需要明確提出,即「共產黨與憲政不相容」。其實能夠把論題明確到如此程度方顯學術研究的成效,也彰顯了學者的膽識和坦誠,因為這樣可以讓人們更明顯的體會到憲法的性質和地位,便不會誤導群眾,就不會讓廣大的民眾對共產黨抱著無期的幻想,期待著什麼「新政」和所謂的「中國夢」。隨之,還會帶來一個理所當然的結論,也需要憲政學者明確承認,那就是《黨建》雜誌提到的「『憲政』主張就是要顛覆社會主義政權」,和楊曉青教授指出的「以憲政理念為標準,沒有多黨競選就無憲政,更無共產黨的領導地位」。

有學者抱著溫和改革共產黨的想法,想拯救共產黨,替共產黨分憂,試圖用馬列經典去解釋什麼是「社會主義」及共產黨應該怎樣做,這是徒勞的,也是幼稚的。共產黨根本不怕你們怎麼爭辯,怎麼解釋,反正最終的決定權、最終的解釋結論完全掌握在共產黨的手裡。試圖善意的解釋社會主義和共產黨,不但無濟於事,反而是在為共產黨塗脂抹粉,誤導群眾,共產黨再高興不過。其實,有些學者的用心良苦,明眼人也是能夠知道的──試圖「曲線救國」。但我們必須清楚的指出,這種「曲線」是無原則、無底線的,最終必然失敗得一塌糊塗。共產黨不怕你玩玄之又玄的,只要你承認它,他就讓你「自由」談論,就「容得下尖銳的批評」。但不把最本質的問題挑明,根本無法解決問題。跳過共產黨合法性問題,一切的爭論和改革必然是無意義的。

用憲政挽救共產黨的念頭是非常骯髒和不純潔的,在承認共產黨的基礎上改革共產黨的提議是個嚴重的學術研究誤區。憲政學者必須坦誠,光明坦蕩,不能再延用共產黨的詭謀──把一切都當作權鬥的工具,而毫無原則。無論採用什麼方式和策略,都不能失去底線和原則,不理智的妥協就是向共產黨投降,對憲政的推動不會有任何實質的幫助。

四、結語

極權主義研究者仲維光先生在近日的文章《六四及當代中國知識界的盲點》中提到「中國的很多知識精英是虛偽的」,這是一個很令人震撼的觀點。在筆者看來,至少中國的憲政學者是不夠坦誠磊落的。憲政研究者著眼於憲法──國家制度及公民的基本自由層面,研究對象既是非常廣泛和重要的,又是非常基本和普遍的。如仲維光先生指出「如果他們真的做到,『我雖然不同意你的思想,但是我一定要捍衛你的權利』,他們就會為法輪功受到的迫害進行全面的捍衛和對抗」。這個視角是很新穎的。如果認真思考,法輪功的問題確實可以鑑別一個人在基本的價值上是否真誠,更是檢驗憲政學者的試金石。中共迫害法輪功,遍及全國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在人數上和範圍上是如今的最嚴重最廣泛的人權迫害現象,廣大的憲政學者怎麼會熟視無睹?在這場延續了十四年的迫害中,法輪功信仰者們的幾乎所有憲法權利被剝奪殆盡,這還不足以引起憲政學者的注目?那憲政學者在研究什麼?其價值體現在哪裡?在十幾年當中,我們確實沒有發現有幾個大陸的憲政學者為法輪功學員進言或提供道義上的援助!這樣看來,他們的坦誠確實值得考問。

長期以來,人們形成一種觀念,在一種體制下,首先要承認它,給它機會,才能使它改善。必須指出,這是一種錯誤的觀念。一個明證就是馬丁•路德•金和甘地所領導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他們在當時的惡劣環境下,就是非常明確地拒絕承認施暴者的正當性,而又不失和平與忍耐的進行抵抗。其實在當今不也存在這種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嗎?範圍之廣遠超當時的美國和印度,它又是一個絕佳的精神運動的典範,那就是法輪功學員的反迫害運動。在遭受極端嚴重的迫害的情況下,他們明確指出共產黨的邪惡本質,在這方面沒有任何妥協,同時他們依然堅忍而慈悲的勸導共產黨的黨員們退出共產黨,免得為它陪葬。他們只是為了讓人們退出邪惡體制和政黨,沒有任何的權力訴求,他們為國人講清了共產的本質(詳見《九評共產黨》);他們為被封鎖的國內民眾提供破網軟件,讓人們輕易的瞭解到真實信息;他們沒有因為人們的誤解而鬆懈,或作任何精神上的妥協。何其清醒、無私與坦蕩!我想,這是值得中國憲政學者借鑑的。

參考文獻:

仲維光:六四及當代中國知識界的盲點,載於大紀元網,2013年6月
鄭志學:「憲政」主張就是要顛覆社會主義政權,載於《黨建》雜誌,2013年6月
楊曉青:憲政與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較研究,載於《紅旗文稿》,2013年5月
郭世佑:憲法+真誠=憲政,載於共識網,2013年3月
張千帆:憲政民主應成為基本共識,載於《炎黃春秋》2012年第6期
蕭功秦:我看憲政社會主義,載於《炎黃春秋》2012年第2期
江平:憲政與社會主義,載於《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7年第3期

文章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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