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還原一九五七》(七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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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3年9月17日訊】【導讀】一九五七的「反右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巨大的悲劇。作為一名「老右派」,本書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親身的經歷,真誠地反思了那段歷史。他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從而使這部著作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同一」的境界,為還原「反右運動」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實並豐的佳作。一直以來魏子丹教授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從他開始寫作此書的某些篇章,到最終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真可謂「十年磨一劍」。

(接上期)

(二)兩個運動過程和手法的相似性

過程與手法是什麼關係呢?前者就是後者的展開式。反右派所施的陰謀詭計,毛澤東的流氓語言叫做「陽謀」,就是「誘敵深入,聚而殲之」。反右傾竟然與之相似到驚人的程度:神仙會相當於大鳴大放;彭德懷的信作為運動的「引信」,相當於那封給盧郁文的匿名信;對於彭黃張周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與章羅聯盟右派集團的劃定與栽贓,也是如出一轍,都是千古奇冤,都是絕對的憑空捏造。當代哲學家郭羅基說:「 想來羅隆基也找不到箭了,只好以手杖作代用品;折杖為誓,決不同章伯鈞聯盟。硬是拉郎配,把這兩個冤家結成『同盟』,完全是毛澤東一手操辦的。這是毛澤東的軍事原則在政治上的運用,他總是將他所要反對的政敵趕到一起,『聚而殲之』。在黨內亦然。一九五九年整『彭、黃、張、周軍事俱樂部』,一九六六年抓『彭、陸、羅、楊反黨集團』,都是這種策略的運用。」(《鄧小平和反右派——兼為章伯鈞、羅隆基翻案》)同時,他不僅都要強迫人家認「罪」,而且要承認四個「有」:「是有目的,有準備,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決議》)。而後來的歷史又都被確鑿無疑地證實那所謂的「罪」和四個「有」,乃是毛澤東違背了自己親口吐出的「實事求是」和「不許放屁!」的準則,而作出的血口噴人。至於會上會下呈現的「一犬吠聲,十犬吠影」、「落井下石」、「牆倒眾人推」的政治景觀,那是群眾運動與運動群眾中既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結果,無論在反右派還是在反右傾中,往前推,肅反、反胡風……皆然。

在廬山會議上毛的故伎重演,使我們看到:「似曾相識雁歸來!」著名報人右派分子徐鑄成 在《「陽謀」親歷記》中說:「鬥爭的方法,也非常講究『技巧』。當集中鬥爭章、羅的時候,除積極分子外,已點過名的,也用種種方法威脅鼓勵他們參加批判、揭發,予他們以『立功贖罪』。這種一步步深入的方法,後來就成為『文革』時『揪出、火燒、油煎』直到『徹底打倒』的藍本。所以,我和巴金同志回憶文革的遭遇時,在好友葉以群被迫害致死後,他也不得不隨眾舉手,高喊『打倒反黨反社會主義自絕於人民的葉以群。』到後來,他自己也被揪出來了。這個滋味,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中已嘗夠並深有體會的,經常有一把刀架在脖子上,逼你說出『供詞』,以便他們擴大鬥爭面。」

我在國內,聽到的幾乎是眾口一詞:「廬山會議,毛主席本意是要反左的,可彭老總的一封信……」這和整風轉向反右,人們的歸因又是何其相似乃爾!

首先我要據理力爭,我把神仙會比作大鳴大放,絕非牽強附會,而是毛澤東本人就是這樣做和這樣說的:「現在黨內外都在颳風。右派講,秦始皇為什麼倒台?就是因為修長城。現在我們修天安門一蹋糊塗,要垮台了。黨內這一部分意見我還沒有看完,集中表現在江西黨校的反應,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論都出來了。江西黨校是黨內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動搖分子。他們看得不完全,有火氣……例如廣東軍區的材料,也認為一蹋糊塗。這些話都是會外講的話。我們這一回是會內會外結合,可惜廬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們都請來。像江西黨校的人、羅隆基、陳銘樞,都請來,房子太小嘛!

「不論什麼話都讓講,無非是講得一蹋糊塗。這很好。越講得一蹋糊塗越好,越要聽。『硬著頭皮頂住』,反右時發明了這個名詞。」(頁一六五-一六六)

這裏再明白不過地把「江西黨校的反應」、「廣東軍區的材料」和羅隆基、陳銘樞的言論,統統一鍋煮,曰:「現在黨內外都在颳風」,「所有右派言論都出來了」。下面,還有幾個懸念:為什麼還想「把他們都請來」?來幹什麼?我想除了是大鳴大放,不會是別的。再則,為什麼「越講得一蹋糊塗越好」,越趁你(毛)的心?難道要是不一蹋糊塗,你還會大失所望嗎?在反右之前,你在黨的會議上也是這樣說的。「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得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要 讓他暴露,后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三五五)「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我們越有利益。」(同上,頁四二五)「他們越做得不合理,就會越快地把他們拋到過去假合作,假裝接受共產黨領導的反面,讓人民認識他們不過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時他們就會把自己埋葬起來。這有什麼不好呢?」(同上,頁四二七)「凡是放得徹底的地方,鬼叫一個時候,事情就更好辦了。」(同上,頁四八六零)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談大鳴大放,說鳴放就是放屁,越臭越好。劉少奇後來發揮說,大家都聞到臭味,自然清醒。毛說,反右就是引蛇出洞,不是陰謀是陽謀,有些人三天不打屁股,就翹起尾巴了。劉加以發揮說:『賤嘛!』劉少奇並說,他本來是反對大鳴大放的,認為鳴放的後果不可收拾,後來也覺得放屁放得好。」(司馬璐《中共歷史的見證》頁五五七)「我在這裏說過,人家批評起來,就是說火一燒起來,豈不是疼嗎?要硬著頭皮頂住。人這個地方叫頭,頭上有一張皮,叫頭皮。硬著頭皮頂住,就是你批評我,我就硬著頭皮聽,聽一個時期,然後加以分析,加以答覆,說得對的就接受,說的不對的加以批評。」這時候毛澤東說的「加以批評」是什麼意思呢?就是這篇在上海乾部會上講話的題目:「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換成在廬山的語境。就是:「打退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現在再來看看,毛要他的狂熱派們「硬著頭皮頂住」,即:「打退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實錄》在「神仙會」一節中寫道:「研究黨史的人, 一般以七月二十三日毛主席講話批彭德懷為界,將廬山會議分成前後兩期,前期是神仙會,後期為反右傾,也有將會議分成三個段落的(各半個月):七月二日到十六日彭德懷信印發,為真正的神仙會;十六日到八月一日,從糾『左』與反右的對立交鋒,突然轉到大反右傾;八月一日前為政治局擴大會議,八月二日到十六日為八屆八中全會,大批彭黃張周,最後通過保衛黨的總路線和反黨集團的錯誤兩個全會決議。為反右傾主義而奮鬥。」(頁十九)這裏最值得引起注意的問題是:作者所說的「真正的神仙會」,是否「真正的神仙會」 ?

且聽毛澤東說:「一條是要講,一條是要聽人家講。我不忙講,硬著頭皮頂住。我為什麼現在不硬著頭皮頂了呢?頂了二十天,快散會了,索性開到月底。」(頁一七二)讀者:你現在可以從夢中猛醒了吧!毛澤東「硬著頭皮頂了」幾天?——「頂了二十天」。那就是說,從一開始就「頂」的。並不像許多人(包括李銳)講的那樣,七月十六日彭德懷的一封信,使毛澤東由反左轉變為反右。如果不看假象看實質,那麼,在廬山,一天也沒有過那個欺世盜名的「真正的神仙會」的生活,有的只是你美麗的夢幻和毛澤東心裏的「我不忙講,硬著頭皮頂住」。神仙會只是,也正是相當於反右前的大鳴大放。至於隨後的發展,詳見我寫的《毛澤東「引蛇出洞」考》 。這裏就不再重複了。

(三)兩個運動惡果的遞增性

所謂「惡果的遞增性」,是指社會政治經濟、世道人心,每況愈下,一步比一步壞,壞壞相因,愈演愈烈。其表現,除了發表在上面的「大躍進是反右派運動的第一個惡果」中已表述過的 「經濟上大躍退,赤地千里,餓莩遍野」外,還有如下三個方面的表現:思想上,個人崇拜的惡性發展;政治上,階級鬥爭的惡性膨脹;道德上,黨性獸性化的惡性發作。

[一] 思想上,個人崇拜的惡性發展

中共八大上,劉少奇作的政治報告和鄧小平作的修改黨章的報告都表明了反對個人崇拜,加強集體領導的態度,甚至毛澤東也還假惺惺地說過:「赫魯曉夫同志打開了我們的眼界,擦亮了我們的眼睛,增強了我們的視力。他終於把事實真相告訴了我們。我們也要進行改革。」(《 赫魯曉夫談毛澤東》)

右派在鳴放中,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是一致的,分歧在於一部分認為個人崇拜是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產物,並且矛頭直指中國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種種惡果;另一部分則認為中國在這方面尚不嚴重。但是,只要你涉及反對個人崇拜這個話題,就觸動了毛澤東擔心秘密報告會在中國重現這根神經,最輕微的條件反射也是,認為你是在指桑罵槐,是同著和尚罵禿驢。所以,凡是有反對個人崇拜言論的,不划右派就很難了。反右派之後,毛就正面地提出,肯定個人崇拜的必要性,不過這時候對個人崇拜的最高發展,也只是要維護毛澤東說的:從名義上講是「正確的個人崇拜」;「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也就是說,這個時候提倡的個人崇拜,表面上還不是無限制的,而是前面有個限定詞:「正確的」。至於「三忠於,四無限」,那是反右傾之後,六十年代才行時的口號。

在廬山會議開始時,大家都本著對事不對人的公正態度,但求弄清事情的是非曲直,總結經驗教訓,不是跟誰過不去。但毛出於要打擊和打倒「人」的目的,就提出了「事是人做的,對事,也要對人。要劃清界限。問題要講清楚,不能含糊。」(頁一九六)

「黨內右派在猖狂進攻!」毛主席一聲令下:「要劃清界限!」

於是不管過去有沒有表過態,或講得重、講得輕的,都起而踴躍發言,大家直接對著彭德懷、張聞天等開火。(頁二零二)所有這些「開火」,五十多年後的現在,都已經大白于天下:對事的,全是是非顛倒;對人的,全是人妖顛倒。

——百團大戰是無組織無紀律,還有人提到會理會議。反對毛主席的軍事指揮問題。

——彭德懷、張聞天、李雲仲等共同特點,都是說黨內不能講話。

——彭德懷說,他批評的具體對象是冶金部、農村工作部和宣傳部。這三個部恰恰是主席抓得最多的。張聞天說「好大喜功」,這指的是誰?還不是毛主席。

——猖狂進攻已經到來,不僅是立場問題,動機不是為了黨的利益,而是別有用心,是要在黨內掀起一場鬥爭,反對總路線,攻擊毛主席。彭、張等看到氣候已經適合,認為抓住了辮子。要向毛主席和中央算帳。

——而且還有個組織問題:此次彭德懷是元帥,張聞天是副帥。一封信、一個發言,都帶有反黨綱領性質。鋒芒指向黨中央和毛主席,是向黨的挑戰書。

——「第一書記說的算,別人說的就不算,不建立集體威信,只建立個人威信是不對的,是不正常的現象。還有『什麼都是第一書記掛帥』。彭德懷這些話是講毛主席的,他對毛主席攻得厲害。他在小組會上還講過『脫褲子』,『要脫大家都脫。』」

——周小舟、周惠的思想與彭德懷是一根紅線串起來的。有的人還質問周惠:你是擁護總路線、毛主席,還是擁護周小舟?因為這時人們對周小舟的檢討很不滿意。周惠還為之說了公道話。

——「是否同國際朋友的影響有關係?」「是否到國外取了什麼經回來?」這一類所謂「裡通外國」的問題,也開始有人提了出來。

最為嚴重的是小組會外的種種議論和傳言,「湖南集團」和「軍事俱樂部」的說法傳開了。總之,空氣越來越緊張,人人都在磨拳擦掌,投入戰鬥。(頁二零二-二零四)

所謂的兩個「顛倒」,一個是「是非顛倒」:明明彭德懷作為政治局委員,所提的意見從內容到上書黨主席的方式,全然是正確的;大躍進是錯誤的,確實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不僅是得不償失,而且是一場大災難。但結果呢?不但沒能糾正錯誤,反而是「錯誤的打擊正確的」。讓巨大的錯誤,釀成全民的災難。

「錯誤的打擊正確的」(頁三四六),這句話乃是出自毛澤東之口,如果他是在說他自己,那就不存在「是非顛倒」了。問題在於,他反而說彭德懷是「錯誤的打擊正確的」。以此一斑,便可窺見「是非顛倒」之全豹。如果僅僅說廬山會議「把正確的說成是錯誤的」,那還不行,必須再補充一句話:「把錯誤的反而被說是成正確的」。這樣才能表明其「顛倒」得非常徹底;同樣的兩句話應該這樣說:「把被打擊的說成了是打擊者,打擊者反被說成是被打擊的。」只有如此,才能把廬山會議「是非顛倒」的性質說明白、講透徹。

另一個「顛倒」,是「人妖顛倒」。林彪、康生、柯慶施、彭真、甚至包括劉少奇、周恩來等,都妖魔化彭德懷,向他身上潑賍水,說他是陰謀家、野心家、偽君子、投機分子等等。閑話少說,讓林彪一類哈巴狗靠邊站,由其主子毛澤東親自出馬,來與彭德懷作一比較。試請讀者諸君來做一道選擇題:彭德懷和毛澤東,誰是陰謀家、野心家、偽君子、投機分子?

所有對彭德懷的批判,都沒有指出他說的哪句話與事實相違,哪句話與道理相背,大致都是像彭真這類意見:「信是個綱領,一條路線,重點在後部分,目標是主席。」(頁二五三)林彪說:「他有很清楚的句子:『計委雖然有安排,但由於各種原因,難於決斷。』這個話就有伏筆。計委之上還有誰呢?領導經濟建設的當然是毛主席,所以他在這裏很顯然是影射毛主席。」(頁二七九)影射毛主席怎麼啦?問題的關鍵在於,他說的對不對?如果說的不對,不管影射不影射誰,都不對;如果說的對,影射誰也就無所謂了;別說是「影射」,就是「明說」又有何妨?毛不是說:「事是人做的,對事, 也要對人。要劃清界限。問題要講清楚,不能含糊。」(頁一九六)嗎?可見,事態又有了新的更加惡劣的發展,只要把問題歸結到「目標是主席」。往下就萬事大吉了,再也不用分青紅皂白了;事態的惡劣在於,對個人崇拜的發展已到「對人,不對事」的高度。只要對毛的個人崇拜有絲毫不利,你的意見即便是對國家、對人民、甚至對共產黨有百利而無一害,那也是錯誤的,甚或是罪惡的;更有甚者定你為『十惡不赦」。這不是抽象的思辯,而是發表了正確意見的彭德懷的具體遭遇。至此,「對人不對事」就在全國蔚然成風;風吹樹,風滿樓,風起雲湧;直至舉國上下蠻不講理,只認定:「誰反對某個人,就砸爛他的狗頭!」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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