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志義:專制體制下的智力異化與浪費

【新唐人2013年10月25日訊】葉永烈先生介紹陳伯達,說他前半生理論上有所建樹,也有某些獨立的觀點和思想,而後半生則和權力纏夾不清。他後半生的工作,用陳伯達自已的話,就是把主席的 一句話變成一篇社論,獨立的思想蕩然無存。更有甚者,為了官位,他煞費心機去打聽主席說了什麼話,看的是什麼書,窺測揣摸主席用意以迎合。這就不但丟失獨 立的思想,也丟失獨立的人格。所以他或許在自已的專業領域具有創新的知識與能力,卻由於陷入專制體制的官場之中,很難有創新的成果。這類文人有很多,如張春橋,姚文元等。他們都具有較高的知識與能力,或許都能做一些對社會進步有意義的事,卻把知識和智力用於媚權,並成為權力鬥爭的工具。葉永烈把這類人的這 類行為,統稱為「陳伯達現象」。

豈止文人,專制體制下的官員,鮮有不去揣摸君王或上級的。揣摸什麼?思想用意性格愛好等等,無不包括其中。揣摸是為了迎合,這裡有自保的恐懼,也有利益的謀求,所以殫精竭力。除了揣摸,只要是在專制體制官場上混,還需其它種種技巧。要說假話空話以修飾形象;要恩威並用以駕馭下級;要費盡心力去排除異已,還要防備異已對自已的暗算;等等,一本「厚黑學」寫 盡官場上官員的智力所向。這種智力有時還需特別高超。以陳伯達如此高智商,在廬山會議上也未能洞察主席用意,以致翻了船。所以,能夠在專制體制官場上如魚得水之人,無不是智力高超之人,如果把這種智力用於創新,用於做一件或若干件有意義的事,成功的概率很高。遺憾的是,這種權力爭鬥和傾軋,於社會進步亳無意義。在權力爭鬥和傾軋中的智力運用,顯然是一種智力的異化與浪費。

一般官員如此,專制體制下的最高統治者,或想成為最高統治者的人,他們的精力和智力,更是用在爭奪權力與維護權力之上。所不同的是,他們除了自已需要智力,更多的在於用人,所謂「招賢納士」是也。表面上看,這似乎是開明。實際上,這些「賢士」的智慧大多是為他爭奪或鞏固權力服務。是他爭權保權智力的延伸。描寫清朝皇帝的歷史小說中,說雍正在登基之前,與其它皇子爭位,請了一位謀士,謀士教他:「爭是不爭,不爭是爭」,意思是說不要張揚,不要造勢,不要顯露出爭的思想和行為,而不爭正是在爭。這一計策確屬高招,非一般人所能想出,也幫雍正登上帝位。我突發奇想,以此人之智力,如果他腦子裡有較多的自然科學知識而不是觀形察勢的官場知識,正在苦思東西為何會從高度往下掉的古怪問題,而非是行為進退趨避的謀略,坐在樹下被蘋果砸了頭,是有可能想到萬有引力定律的。中國歷史上的智人,學的是爭權保權之術,做的是爭權保權之事,關注的是爭權保權過程中的謀略。鮮有人真正去涉及並專注於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管理科學。學好文武藝,只為帝王家,實際上是只為權力。他們(包括帝王)在歷史上叱咤風雲,改朝換代,建國立國,常常自稱功績偉大輝煌,可他們的這種功績,能有益於人民?能與牛頓發現萬有引力定律,瓦特發明蒸汽機,華盛頓建立民主制度,斯密寫《國富論》的功績相提並論?

中國是世界上統治文化最發達的國家。簡單地講,是維護統治權力方法最多的國家。幾千年的專制統治,產生大量的統治權術。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秩序,如「封建制」與「郡縣制」對權力得失的爭議等等。一部中國專制體制下的思想文化史,就是一部統治權術的完善史。中國的人文學相較於自然科學,不知要發達多少倍,卻沒有伸張人權的思想洞見,沒有對權力醜惡的精闢分析。沒有對制度與社會進步之間關係的深入研究。人文領域充斥爭權保權的方法研究與愚民的思想教化。所謂「以史為鑑知興替」的興替,本質就是權力得失,所謂「水可載舟,亦可覆舟」講的是人民力量對權力得失的影響,立足點還是權力,如何能從中生發出人權理念和民主思想?毛澤東年輕時,研究中國社會的階級和階級利益,尋找造反的理由和依靠力量,後半生掌權之後,則「二十四史」不離床頭,沉醉於權力得失的歷史經驗教訓之中。直到現在,我們不是還在研究蘇聯共產黨失去政權(權力)的原因嗎?諸如輿論失控等等。研究還深入到用何種制度何種方法應對,體現出精細化,深層化,系統化的趨勢,而立足點卻仍是權力得失。問題是,權力得失的經驗教訓或保住權力的制度方法應對,對當權者或當權集團很重要,但對社會進步有意義嗎?這是一個只有在專制體制下才會產生的問題,也只有在專制體制下統治者才會有的研究需求。而且這種研究需投入不少資金和人力,研究的人都是精英,智商都很高,這何嘗不是一種智力的異化和浪費?中國幾千年就是這麼走過來的,想想歷史上有多少智能之士在為爭奪鞏固所謂的「政權」絞盡腦汁,耗費著他們的精力與智力,中國能不落後?那個著名的李約瑟之問,為什麼現代科學在西方出現,而沒有在東方(中國)產生,或許從中可以找到答案。

專制體制一定會異化和大量浪費人的智力,這是因為專制體制存在兩大致命缺陷。一是政權私有化或集團化,所以有奪取政權與鞏固政權之說與行為,有如何奪取與鞏固政權的方法研究與智力運用。而在民主體制下,政權非私有化或集團化。以美國為例,政權非總統或政黨所有,他們的總統,議員,法官都是職業。政客競爭總統,不是爭奪政權,而是競爭這一比較特殊的工作崗位;總統受彈劾下台,不是政權跨台,而是他行為工作有誤而失去這一工作;總統到期下台,另一位總統或另一黨派的總統上台,也不是下台總統或他所在的黨派失去政權。政權本不是他或 他們的,何來失去之說?所以不會有爭權奪權的研究和智力浪費。而且民選的機制,使政客只有洞察民意才能上台,解決民眾需求正是一種社會進步,政客洞察民意 的智力運用符合社會進步的要求。二是權力並不創造財富,卻可以獲得利益。權力具有強制性,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工具,當權力可以利用強制力量去獲取利益時,爭權就不可避免。在真正的民主與市場體制中,勞動者要獲得財富,要勤勞和提高勞動技能;資本家要獲得利潤,要加強經營管理生產更多更好的產品;科技人員要發 大財,必須創新推動技術進步產品出新;即便是律師,他的收入,也取決於他保護公民權利的智慧與能力。正是這些人的勞動和智力運用,推動社會進步。而在專制體制下,通過權力強制來獲得利益,是獲得利益的捷徑,引誘著人們去爭權,實際上爭的就是這種獲得利益的權力強制力。權力強制力並不能創造社會財富或推動社會進步,所以爭奪權力的智力運用當然是一種毫無意義的智力異化和浪費,

智力浪費是所有浪費中最大的浪費,它「擠出」(經濟學概念)或窒息人於社會進步有意義的創造力。精英都把智力用於爭奪權力,何來創新和社會進步?所以,民主體制不僅比專制體制更符合政治倫理,而且比專制體制更有效率,而不是相反。

文章來源:作者提供

相關文章
評論
新版即將上線。評論功能暫時關閉。請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