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成政治鬥爭犧牲品 國企高管紛跳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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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4年2月2日訊】(自由亞洲電台報導)中國大陸國有企業長期壟斷市場,不僅是很多求職者的首選,也一直是經濟改革的障礙。有媒體稱,不少中國國企高管人員近來跳槽到私營公司,有的是為了不願成為政治鬥爭犧牲品。中國國企的這種「圍城」現象引起輿論關注。

中國有很多人千方百計希望擠進待遇好、工作穩定的「國營企業」,也有人跳槽到民企,顯現出有一種「圍城」效應,中國媒體則驚嘆中國國企出現人才流失問題。

日前出版的中國《企業觀察報》的報道列舉出一些相關案例,其中包括:2013年,山東黃金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黨委書記王建華跳槽「紫金礦業」出任總裁,使得這位昔日的國企掌門人,轉身成為一名年薪超過500萬元的職業商人;江淮汽車董事會元老趙厚柱去年8月辭職,業界傳言他將加盟北汽福田;廈門國企海投房產原總經理王萬生離職后,轉入民企泉舜集團任副總裁;以至今年年初,中國聯通副總經理李剛離職后,也傳出了將出任華翔聯信董事長的消息。

北京大學縱橫管理諮詢集團戰略諮詢中心的高級合伙人孫連才向中國媒體透露,據他所掌握的資料,近兩年國企高管進入民營企業的人數估計已達500人以上。就全國情況而言,這一現象仍有擴大趨勢。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解決國營企業效率低下、大鍋混飯吃的問題,曾經是鄧小平主導的經濟改革重點。但經過三十多年「開放」,中國國營經濟不但沒有實現機制轉型,反而因強大的政府行政權力支持,而得以繼續享受得天獨厚的行業壟斷優勢。

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斗認為,中國國企高管人員頻繁跳槽的現象,說明了目前國企管理機制再次發生了問題:

「在中國,國有企業實際上就是官場,它是政府的延伸。因此,在國有企業任職既有經濟方面的考核,另一方面是更重要的政治準則。如果站錯了隊,很可能就受到連累。它與官場一樣,每天都面對複雜的人際關係和甚至是勾心鬥角。所以很多人的確可能覺得,在國有企業干身心疲憊,願意到民營企業中去。也只有民營企業,才能發揮他們的才幹。」

報導說,中國勞動學會的相關統計顯示,目前中國國有企業的一些具備海外項目背景的高管或技術骨幹跳槽情況較多。以行業劃分,在高新技術、金融及房地產等市場化程度相對較高的中國國有企業中,年輕的管理人員更易離職,另謀高就。

中國人民大學組織與人力資源研究所教授劉昕認為,由於中國國有企業大多擁有壟斷或半壟斷權力,業務方面與政府聯繫密切。因此嚴格來說,中國國企很難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經營主體。國企高管的工作相當一部分被耗費在搞關係、搞平衡上。同時也很容易成為高層政治鬥爭犧牲品。這些都導致中國國企高管與民營企業高管的工作狀態存在明顯差異,而國企高管的薪酬也很難達到市場化的福利水平。

加拿大拉瓦爾大學國際商務教授蘇展則認為,中國國企高管能依靠個人能力開闢在民企的發展空間,不失為一種市場化的調控。他說:

「一方面,這反映出來儘管從2006、2007年以後大陸有『國進民退』的趨勢,但市場經濟變得越來越誘人。待遇問題、怎麼能擺脫約束、有更多個人發展空間等問題,這些因素就決定了少數國企高管更多被市場經濟吸引了,我覺得這是好事。現在的問題是,這對國有企業的影響有多大?人才方面肯定有一定影響,但另一方面這又是一個必然趨勢。」

《企業觀察報》的報道指出,儘管中國國企高管人員出走原因和理由眾多,但他們並不是想跳就跳得動,還必須有適合的外部環境及契機,這其中就取決於政府是否對某些國企特權經營的行業會做出有限的開放。

以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去年12月,向11家企業發放首批移動通信轉售業務試點批文為例,工信部對於申請虛擬運營牌照的企業審批條件,存在硬性要求:技術負責人需有8年以上信息通信行業工作經驗。那些早前在「信息通信」這一國家專營行業就職的人士,自然成為新興互聯網和IT企業青睞的對象。公開資料顯示,聯通下屬聯通時科公司負責人翟一兵去年出任神州泰岳的CEO,年薪隨即升高到300萬元人民幣。

加拿大拉瓦爾大學的蘇展教授認為,雖然近年中國經濟增長迅速,但以行政意志對企業的支配現狀而言,經濟改革能否成功仍將取決於政府如何決定國有經濟的比重和地位:

「中國現在新的領導班子說了一些東西,但是並不清楚。中國GDP國有比重約為1/3,好像中國經濟更多是民營企業實現的。但是命脈的,如工業部分所有的行業只要有『利』,全部是國有企業壟斷。創新的社會,絕不會是以權力為導向的社會。權力是鴉片,當然我政府能夠呼風喚雨、能夠支配企業,當官的都高興。所以,如何讓市場有效地配置資源?這個結果很重要。」

蘇展教授還指出,現行機制下,中國國有企業仍具有民營企業不具備的優勢,包括:行業經營權力、隱形福利待遇,甚至得天獨厚的貪污受賄條件等。因此,目前中國國企個別人員離職,並不能說明中國整體的國有經濟壟斷的現狀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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