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楊繼繩《墓碑》(七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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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4年2月13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五 幹部特殊化也成了風

由於政治經濟權力高度集中於各級黨委,幹部掌握著一切資源,權力的運用又沒有制衡,幹部們運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謀私是不可避免的事。在大飢荒期間,幹部特殊化主要表現在食品方面。幹部及其親屬多吃多佔,損公肥私比較普遍。幹部大吃大喝和農民的飢餓形成了強烈反差。本書在介紹各省情況時已有大量的介紹。這裏不再贅述。

六 「五風」是怎樣刮起來的

「五風」其所以成為全局性的災難,有颳風的,有跟風的。颳風的是風源,跟風使「五風」越刮越大,越刮越緊。

有人說風源是毛澤東,毛曾自己說過他是「始作俑者」;有人說風源是劉少奇,一九五八年夏秋之間,劉說過很多狂熱的話。不管怎麼樣,在當時中國那種制度下,下面刮不起影響全國的風潮。全國性風潮一般是由高層領導刮起來的,或者起源於地方(實際是地方官員揣磨中央的意圖而作為),然後由高層領導肯定或倡導刮向全國的。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對「五風」的形成過程講了一外故事:有一個人砌了一堵牆,粉刷得很乾凈,不讓任何人在牆上畫東西,他就在牆上寫了「此牆不準畫」。有一個人看了就寫了一句「我來畫一畫」,第三個人看了就寫了「你畫我也畫」,後來又一個人寫了「要畫大家畫」。這樣就成了一首詩:此牆不準畫,我來畫一畫,你畫我也畫,要畫大家畫。周恩來講這個故事的意思是,這堵牆不是一個人弄髒的,「五風」不是某一個人刮起來的。

毛澤東「始作俑者」的事實本書已有充分的介紹。由於劉少奇在文革中受迫害蒙冤而死,出於對蒙冤者的同情,在以後的社會輿論和回憶文章中,常常把劉說成毛澤東的錯誤的反對者,是「右」的,是反「五風」的。其實不然。看了下面列舉劉少奇在一九五八年的一些言論,讀者就會知道,劉少奇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毛澤東還要激進。他這方面的言論,本書其它章節已經有些介紹,這裏再作些補充: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四日,劉少奇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織負責人的談話中說:「中宣部印了一本有關空想社會主義的資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為《大同書》寫的。康有為二十七歲(一說二十五歲)寫《大同書》,要破除九界,即國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財產等九界……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想法,在那時沒有實現的條件,現在馬克思主義者抓住了階級鬥爭,已經消滅階級或正在消滅階級的過程中,這樣,把空想社會主義者不能實現的空想實現了。(註四十二)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劉少奇在同《北京日報》編輯談話時說:「三、四十年之後,我看可到共產主義社會,你們看,要不要這麼長?」 「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現在開始實驗。恐怕不能像現在這樣,種地的凈種地,做工的凈做工,現在就要搞工農商學兵。」(註四十三)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劉少奇在首鋼視察時說:「總路線可以叫王法。只要不符合總路線的,通通破掉。」(註四十四)

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劉少奇在北京石景山發電廠同工人談話時說:「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後年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鋼鐵、煤炭明年就可以過」,「十五年超過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幹勁這麼大嘛!」「有這麼股勁,我看七、八年就行。國家大有希望,大有前途,超過英美就變成了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不要好久,你們大家都可以看到共產主義。」(註四十五)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在天津地委向劉少奇彙報到高速度的糧食增產與生產基礎條件不相適應是當前一個重要矛盾時,劉少奇說:「鄉社合一怎麼樣啊,你們不是並社嗎,一鄉一社不好嗎?」「農業合作社,合在一塊,採取打亂平均的辦法,把道路一修,那個吃虧,那個佔便宜,好在你這裏土地多,大家搞的嘛,什麼你的。」「 在並社時,『一鄉一社』、『政社合一』。」他說:「一個鄉一個社,將來是否叫社,農莊也包括不了,因為有工業、有學校、有商業、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實際上是共產主義的基層結構,這是組織起來的公社,有工業、有農業、有學校,生老病死都在這裏,這是共產主義公社。」(註四十六)

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劉少奇派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帶著康有為的《大同書》,到河北省徐水縣搞共產主義公社試點,陳正人傳達了劉少奇同志關於搞試點的指示,還把康有為的《大同書》送給一些人。(註四十七)中共徐水縣委作了一個《關於最近幾年全面躍進規劃草案》,送劉少奇看,少奇同志不僅在視察前看過,而且還記得非常清楚,於是少奇同志於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至十一日到徐水視察,作了許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由於徐水的公社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實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訴大家,全民所有制還並不是共產主義性質的……只有社會產品極大豐富了,人民共產主義覺悟極大地提高和全民教育普及和提高,大家半天勞動半天學習文化,工農、城鄉以及腦力和體力勞動的差別消失了,這才得以進入共產主義時代。不過,少奇同志對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熱情和幹勁,卻給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讚揚。(註四十八)

在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少奇同志問鄉黨委書記:「秋後,即將實行糧食供給制,群眾擁護不擁護?」公社黨委書記連忙接上來說:「大家一聽說吃飯不要錢,都高興得跳了起來,有個老頭說,過去擔心受苦一輩子,怕吃不飽肚子,這下子可好了。」蘇州地委第一書記儲江同志在彙報中說:「群眾都非常贊成實行糧食供給制,他們說,『一個心思丟下了,一個心思又來了』。丟下的是幾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來的心思是怎樣把生產搞得更好,不然就對不起共產黨。」少奇同志對群眾的這兩句在,感到很有意思,他說:「這兩句話,兩個心思,很值得我們深思。有人擔心,實行糧食供給制,會不會增加懶人?蘇州農民的這兩句話,給我們作了最有力的回答。這說明他們不是變懶了,而是情緒更加高了,生產更加積極了。這就是人民共產主義覺悟提高的表現,是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更加提高的標誌。」(註四十九)劉少奇在九月二十七日在南京黨員幹部會議的報告中,對上述「兩個心思」又作了進一步的強調。他說:「從馬克思以來,從提出共產主義制度這個理想以來,就有人反對。反對的一條理由就是認為實行共產主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很多人就不願工作了,就要懶下來…….我們實行供給制,也有人怕『干不幹,兩斤半』。勞動人民不是這麼想的。他們想到實行供給制以後,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農民這句話證明,實行糧食供給制,不是使人家更懶了,而是使人更勤勞。」(註五十)

在同一次講話中,劉少奇說:「農民吃飯不要錢,搞供給制,鄉社幹部勢必跟著走,鄉幹部一改,縣幹部、省幹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著改。地方上改了,軍隊也得改。」九月二十七日,他在南京黨員幹部會上說:「我經過河北、河南、江蘇,都決定農民吃飯不要錢,實行糧食供給制。看來大家贊成分配製度:糧食供給制加上工資獎勵。」又說:「如果要說供給制,標兵在那裡?五億多農民就是我們的標兵。他站穩了,他實行了供給制,其它所有人都要向他看齊。各級幹部、軍隊,都要向農民看齊,向他們排隊。」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到十八日,劉少奇到山東壽張視察,不僅鼓吹共產主義,還相信下面幹部說的假話,並加以鼓勵。一九五八年八月,劉少奇派人到山東壽張縣進一步了解那裡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說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產」的主觀唯心論的口號。(註五十一)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至十一日,劉少奇到他的「共產主義試點公社」河北徐水縣視察,當他聽到有人說,給山藥灌狗肉湯,畝產可以收一百二十萬斤時,即說道:「那麼作真有效果嗎?哈哈!你們可以養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嗎!」劉少奇很支持密植,看過一些密植作物,少奇同志說:「你們這裏種大畦子的方法不錯!只要畦跟畦之間留個小壠道,能進去人就行。要鋤草、間苗的話,可以作個寸把寬的小鋤,也可以用鑷子夾。」(註五十二)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到二十八日,劉少奇到江蘇視察,在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他參觀中稻豐產實驗田,他問黨委書記:畝產可以打多少?回答說:可以打一萬斤。少奇同志笑著說:「一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裏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註五十三)

劉少奇同志一再讚揚各地從公社裡組織大批「遠征隊」上山採礦,到城市鍊鋼鐵的做法。他說:「現在各地方鍊鋼鐵、採礦石、修水利都是採取大搞群眾運動的辦法,各人自帶工具、自備糧食,或者實行糧食供給制,或者半供給半工資制,這辦法很好,一個鋼鐵基地就集中了幾千幾萬人……這是一種共產主義精神,是新的勞動工資制度的萌芽,它給我們今後新辦工廠的勞動制度開闢了一個嶄新的道路。」(註五十四)劉少奇這段話不僅助長了各地的瞎指揮,還對勞動制度的改革進行了誤導。九月二十七日,他在南京向黨員幹部的講話中,對此做了進一步的解釋。他說:「江蘇省有三百多萬人鍊鋼鐵,大多是從農村調去的。他們搭起棚子就干,情緒很高,不扯皮,不鬧待遇,也不鬧什麼勞動保險,什麼工資太少。江蘇省只有五十萬產業工人,現在鍊鋼鐵的有三百萬。哪個大呢?是三百萬大。這就為我們創造了一種新的勞動制度。鍊鋼鐵可以這麼做,是不是開紗廠也可以這麼做?比如,這個廠要兩千名工人,請你們哪兩個縣調兩千工人……那麼機械廠是不是可以這樣做呢?……共產主義勞動是沒有報酬的,因為你橫豎有飯吃,有衣穿,各取所需,不需要另一個報酬,而且是沒有定額的。」

我這裏羅列劉少奇一系列引起「五風」的言論,並不是說,「五風」的風源是劉少奇。也不是為了減輕毛澤東的責任,而是說明,自從批評「反冒進」以後,當時中央領導集團中的多數人是和毛澤東一致的,是支持毛澤東的。其中,劉少奇、周恩來,和毛澤東調子一致,他們有時還說出比毛澤東更激進的話。二十多年以後,鄧小平回顧當年的情況時說:「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註五十五)何止沒有反對?實際是火上加油,推波助瀾。如果要追究「五風」的風源的話,那就是整個中央領導集團。當然,說中央領導集團有意刮「五風」那也不符合事實。他們的言行也是理想、制度的必然。他們的這些言行一層一層地放大、扭曲,造成如此嚴重的後果,更有制度的原因。這是他們始料不及的。

「風源」來自中央領導集團。在高度集權的制度下,中央一有動靜,下面的跟風者會成千上萬、風起雲湧。

龐大的跟風隊伍中,有幾種不同情況,一是自覺認同的;二是被迫自保的;三是投機鑽的;四是盲目無知的;五是混水摸魚的。

自覺認同者中有一批是懷有共產主義理想的知識分子和高級幹部;盲目無知者,相當一部分是「熱血青年」,他們深信在「共產主義教育」中學到的一切,深信報刊上關於大躍進宣傳。這兩部分人在知識水平上是高低不同的兩極,但在跟風上有很多共同之處。他們都是「真誠」的贊同,他們表現得自覺而虔誠。他們在跟風過程有一種參与神聖事業的自豪感,有一種實現理想目標的責任心。但是,這兩類人在這些方面的「深度」和「高度」顯然不同。自覺認同知識分子和高級幹部有號召力,能發動群眾,關鍵時刻能提出新的口號,新的說法推動運動深入。無知的「熱血青年」,最為激進,最容易把事情推向極端,也最具有破壞性。這兩批人是跟風力量的中堅。

熱血青年,腦子裡只有輿論所灌輸的共產主義信仰,再沒有別的東西。他們很容易被上級領導發動起來,不顧一切地去保衛某種價值。為保衛這種價值,他們無所畏懼。這種無畏是以無知為基礎的。中國共產黨的每次政治運動,都是熱血青年打衝鋒,這是毛澤東所掌握的一支具有摧毀性的力量。他們易衝動,往往把事情搞得過火,只要這種過火不破壞政府的目標,這種過火是允許的,甚至被認為是可愛的。

被迫自保而跟風的,是不得已而為之。不跟風有可能被認定為「態度」、「立場」有問題,有可能犯「方向」、「路線」錯誤。右傾的帽子就拿在上級的手上,是可以隨時給戴上的,誰也擔當不起。在這批人當中,多數人不激進,但也有一些品質不好的人,為了給自己營造更可靠的保護層,也說出一些過激的話,做出一些過激的事。開始有的地方放「高產衛星」,並不是所有的幹部都信以為真,許多地方領導人起初都持懷疑和觀望態度,到了「浮夸」者得到了中央的稱讚,感到自己再不跟風就有政治危險時,才跟風放起了「衛星」。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的「意見書」持否定、批判態度者,開始只是少數人,經過一段時間你看我、我看你,尤其是看最高領導人的態度后,才「同仇敵愾」掀起「反右傾」的風潮的。跟風者知道自己的行為違背現實,也違背自己的心愿,但是身不由己或無可奈何。其中,有良心的人,在跟風過程往往伴隨著痛苦與不安,伴隨著對風潮嚴重後果的擔憂與焦慮。

一些投機鑽營分子,跟風是為了投領導人所好,是向上爬的手段。這固然與個人品質有關,最根本的還是中國的幹部人事制度造成的。幹部提拔,人事任免,不通過民主選舉程序,全由領導人說了算。只要主要領導人喜歡,仕途就暢通無阻。在這種制度下,看到上級喜歡畝產一千斤,他就來一個畝產二千斤。他的言行舉止,完全是為了取得上面的好感與歡心。他使出渾身解數去跟風,以求仕途通達。

在農村有一批素質極差的人,在任何政治運動中,總是打頭陣。毛澤東的《湖南運動考察報告》中稱這種人為「痞子」。沒有這些「痞子」,運動就打不開局面。所以毛澤東對「痞子運動」持肯定態度。在土地改革以及以後的「四清運動」中,這些人被稱之為「勇敢分子」。在公社以下的農村幹部隊伍中,就有一些這樣的人,他們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總是表現得十分激進,以求混水摸魚。對農民進行拷打,捆綁,各種違反政策的事,就是這批人干出來的。但有些事不完全是「痞子」干出來的,彭秀梅就是一例。

彭梅秀是湖南省長沙縣天華大隊黨支部書記,她不是壞人,只是「三面紅旗」的一個積極推行者。她是全國三八紅旗手,湖南省勞動模範、省人大代表。土改以來的各種政治運動,她都是分子。一九五九年她串聯了左鄰右舍六戶農民組織了互助組。秋後,六戶農民家家增產。「彭梅秀互助組」被評為全縣的模範互助組。以後的合作化中,她又帶頭緊跟中央,組織了初級社、高級社。省報和地報還經常有她的報道。我這裏提到她還因為她和劉少奇直接發生過衝突,作為風源人物之一的劉少奇認識已經改變,而她還沒有轉變。《渴望真話•劉少奇在一九六一》一書對她作了生動的介紹。現摘錄如下:

在大鍊鋼鐵時,公社下達天華大隊上交林炭的任務很重,按這個指標,得把山上的林木砍光。大隊黨總支副書記段樹成建議不要上交這麼多。彭梅秀一口否定,上交任務一斤不少,結果幾個山頭都剃了光頭。後來又沒有煉出鋼鐵,段樹成說「這是得不償失」。上級強調棉田成片,但那片棉田中間有幾丘冷浸田不適合種棉花。小隊幹部請示段樹成。段樹成回答說:「因地制宜吧!」結果,大片棉田中,有幾丘田種了水稻。大隊有個茶園,由於蟲害和乾旱,有些茶樹枯死,在茶樹間有一些空地。段樹成讓社員在空地上栽上了紅薯,以補茶場工人糧食不足。彭梅秀就上面三件事把段樹成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日夜批鬥, 車輪戰術,留黨察看兩年。

劉少奇到天華召開各種座談會,討論六十條,重點聽取對公共食堂的見。彭梅秀也參加了一次座談會。劉少奇說,「我們今天討論公共食堂,剛才已經學習過六十條,請談談你的看法吧。」彭梅秀拿起桌上的一本六十條,翻了幾頁,說:「劉主席,我們今天不說辦不辦公共食堂的事!」劉少奇微笑著說:「為什麼呢?」彭梅秀揚著手裡的六十條說:「第三十四條講得很明白,一切有條件的地方,生產隊應該積極辦好公共食堂,天華怎麼沒有條件呢?省里都在天華開過座談會。即使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辦。要不然,還算什麼紅旗大隊?公共食堂是社會主義陣地,拆散公共食堂就是拆社會主義牆腳,不辦,那還算什麼社會主義?」劉少奇笑了笑,說:「過去我們的宣傳有點過火,也不能說不辦公共食堂就不是社會主義。重要的是實事求是,看有不有利於群眾生活,有不有利於發展生產。紅旗大隊更應該實事求是!」彭梅秀不假思索地說:「別人辦不辦,我不管,反正天華的公共食堂要堅決辦,積極辦!」

彭梅秀文化水平低,不知天高地厚,連劉少奇也不放在眼裡。她得知劉少奇找她的「政敵」段樹成了解情況,很不滿意。在屋裡摔東西,擔桌子,暴跳如雷。她衝到劉少奇和段樹成談話的屋子,要進去,被劉少奇的警衛攔在門外。彭梅秀大喊大叫:「劉鬍子,你到天華來搞我的名堂,我不怕你!」

此後的幾天,彭梅秀越來越不像話,對中央調查組的工作設置重重障礙,長沙縣委不得不將她調到另一個大隊任黨支部書記。幾天以後,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長沙縣委書記李滿成等上領導人到天華大隊開會,劉少奇也參加了會議。會上宣布彭梅秀工作調動的決定,同時宣布為段樹成平反。並由段樹成擔任天華大隊領導。就在這個時候,彭梅秀闖到會場來了,她哭著,鬧著,在地上打滾,破口大罵「劉鬍子」。

應該說,彭梅秀這樣的人是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忠誠骨幹,是核心力量,中國農業集體化,人民公社化,就是靠這樣一些人推動的。

「風源人物」和大批跟風者又通過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體系聯繫起來,使「五風」的蔓延有了組織依託。各級組織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圍又有一批核心人物,一層控制一層,一層效忠一層。每次運動,都是通過這種層層核心力量,通過種種會議,實行全民動員,大搞「群眾運動」。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群眾運動,把它作為推動一切工作的手段。不僅在政治工作中用群眾運動,就是在科學性很強的工業建設中,也大搞群眾運動。作為工業指導思想的「鞍鋼憲法」中,就有「大搞群眾運動」這一條。其實,在極權制度下,群眾運動實質就是運動群眾。群眾運動背後總是以最高權力的意志為背景的。最高權力人物「運動」群眾打擊自己的反對力量,推行自己的意志。群眾運動是依靠權力系統層層發動的,在運作過程中有權力的操縱。被「運動」的群眾常常失去理智,失掉分析和判斷能力,處於一種盲目的亢奮狀態,黨指向哪裡,就打向哪裡,就出現了「過火」行為。只要這種「過火」只要、限定在一定程度之內,最高當權者是樂觀其成的。在「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往」思想的指引下,這種被「運動」起來的無知者,對一切反對力量和反對意見形成摧枯拉朽之勢。

有了風源,又有了跟風者,如果沒有輿工具的煽風點火、推波助瀾,還不足以颳起持久的影響全國的「五風」。上面介紹的種種跟風人物,都是在輿論工具的鼓動下行動的。甚至風源人物也受到輿論工具的影響。這裏說的輿論工具,不僅是報紙、電台,還包括文藝工、教育、社會科學。輿論工具的動員作用是「五風」大面積成災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的新聞、文藝、教育、社會科學研究,都是中國共產黨嚴格控制下動員群眾的工具。在全體人民中樹立共產主義世界觀,批判一切非共產主義思想,是這些機構的任務。教育工作從很小的年齡就開始灌輸,在一張白紙上印上最初的印記;文藝工作者則編織動人的故事,改變人們的感情;社會科學研究,則用共產主義理論「武裝」群眾,從深層次改變人們的認識;而新聞則無時無地的用「事實」教育群眾,開成強大的攻勢。在這些機構中工作的都是知識分子。建國以來一次一次的政治運動大多是針對知識分子的,一些獨立思考的人士幾乎被掃蕩以盡,能留在工作崗位上的,不是順從者就是沒有良知的文人,或者是建國以後中國共產黨培養的只知道共產主義不知道其它的年輕人。這些在輿論崗位上的知識分子在宣傳共產主義以及「三面紅旗」時,不僅幹勁十足,還富有創造性。

輿論工具說假話不臉紅,因為也是有理論根據的。當時新聞界常用的理論是:

[現象和本質]

你看到的雖然是真實的,但只是表面現象,不是事物的本質。記者明明看到了真實情況,卻常以「不是事物的本質」的理由被編輯部否定。明明是與現實相悖的報道,卻因為它說出了事物的「本質」,而得到肯定。當然,什麼是本質,只有權力最大、地位最高的人才能把握。

[局部和全體]

不能只看一個局部,要從全局上看問題。你雖然看到了真實情況,如餓死了人,但這隻是一個局部,不能代表整體情況。缺點只是「一個指頭」,而「九個指頭」是好的。你如果過份強調了局部,就有可能犯「否定整體」的錯誤。當然,普通百姓、一般記者,是不可能看到全局的,領導地位越高,全局眼光越好。

[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

做事,說話,寫文章,要代表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雖然你看到了眼前一些人的利益受到了侵害,但這「有利於最大多數人的利益」;雖然多數農民的現實利益受到了侵害,但這有利於他們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誰能了解什麼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呢?普通百姓,小知識分子,當然沒有這個能力。只有最高當權者才有這個認識水平。

[事實選擇的階級性]

世間事物是十分複雜的,同一個問題包含著很多不同的事實。說話、寫文章就要選擇事實。選擇過程就體現了一個人的立場,體現了他代表誰的利益。無產階級立場堅定的人,對「三面紅旗」懷有強烈階級感情的人,在寫文章、說話時,決不會選擇不利於無產階級的事實。而選擇「黑暗面」的事實,批評「三面紅旗」的人,他的立場、感情一定有問題。

這些「本質」、「整體」、「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的理論,把判斷是非的權力完全集中到最高領導人手裡,下面的人只能聽命從事。「事實選擇的階級性」既是方法,也是一把刀子,人們思考問題、寫文章時,只能選擇反映「光明」的事實,不能選擇反映「黑暗」的事實。所以,報紙上只能一片叫好,沒有一絲批評的聲音。

輿論一律,理論一律,文藝、教育也是一律。全國上下只有一個聲音,沒有「噪音」,沒有「雜音」。「五風」也就一致地颳了起來。

在思想輿論控制和信息封鎖的條件下,開動所有的輿論機器,長期宣傳一種價值,批判其它價值,這樣,在無知青年的頭腦中造成了一種鮮明而強烈的是非和愛憎,形成了實現崇高理想的強烈渴望。這時,如果有反對這種理想或與這種理不一致的言行出現,必定受到群起的攻擊。

七 「五風」屢禁不止

對以「共產風」為主的「五風」,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底就有所察覺,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的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在講話中就指出「共產風」「引起了農民的極大恐慌」。第二次鄭州會議開始清理「共產風」,「五風」有所收斂,但不久又颳了起來,廬山會議反右傾以後颳得更厲害。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三日,湖北省沔陽縣委報告,從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以來,雖然對「共產風」年年處理,但始終沒有停止,還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刮,而且越刮越嚴重。開始,只有縣、公社、生產隊刮,到後來,省、專兩級也刮,社員和社員之間也刮。開始刮大的,如土地、房屋、資金、糧食等,到後來,就像群眾說的,「見錢就要,見物就調,見屋就拆,見糧就挑」,「上至樹梢,下至浮土」什麼東西都刮到了。生產隊變成了「一口破鍋」、「一個爛攤子」。(註五十六)九月十八日湖北省委書記處書記王延春給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省長張體學的信中說,在沔陽縣通海口公社,「共產風」、亂指揮生產、糧食、自留地等問題最為嚴重。刮「共產風」的單位,上至省級,下至小隊;刮「共產風」的範圍,大至土地、糧食、房屋,小至鐮刀、筷子。許多生產隊粗算了一下,「共產風」的各項損失,人均達五十元左右,多的達一百多元,相當於社員一年到兩年的分配收入。生產瞎指揮的問題,嚴重到了難以置信的地步。這個公社的幹部,採取了靠電話統一指揮生產的辦法,公社統一安排農活,全社一齊行動,群眾稱為「一刀切」的領導方法。糧食方面較普遍的問題是征過頭糧。有的生產隊還幾次壓縮社員的自留地。社員的積極性受到嚴重挫傷,糧食連年減產。(註五十七)

毛澤東大概不僅看到來自湖北省沔陽縣的報告,中共中央再一次下定了剎住「五風」的決心。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共中央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

發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報告一件,湖北省沔陽縣總結一件,湖北省沔陽縣通海口公社糾正錯誤后新情況報告一件,供你們參考。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餘四項歪風的糾正。省委自己全面徹底調查一個公社(錯誤嚴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數的方法是一個好方法。經過試點然後分批推廣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況是很危險的。只要情況明了,事情就好辦了。一定要走群眾路線,充分發動群眾自己起來糾正幹部的「五風」不正,反對恩賜觀點。下決心的問題,要地、縣、社三級下決心(堅強的貫徹到底的決心),首先要省委一級下決心。現在是下決心糾正錯誤的時候了。只要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根據中央十二條指示,讓幹部真正學懂政策(即十二條),又把政策交給群眾,幾個月時間就可把局面轉過來。湖北的經驗就是明證。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將招集你們開會,聽取你們的彙報,請你們對自己的工作預作安排。(註五十八)

對「五風」一刮再刮的問題,毛澤東有過反思,他認為是中央自己思想混亂,而造成下面思想混亂。他說:

這幾年說人家思想混亂,首先是我們自己思想混亂。一方面我們搞了十八條(註五十九),十四句話(註六十),也搞了六條指示(註六十一),這些就是為了糾正「共產風」,糾正瞎指揮風;另一方面,又來了幾個大辦,大辦鋼鐵,大辦縣、社工業,大辦交通,大辦文教,又大颳起「共產風」。這就是前後矛盾,對不起來。雖然我們沒有叫大家去平調,但沒有塞死漏洞。總結這些經驗教訓很重要。以後不要前後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現在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是,廬山會議后,估計今年是好年成。一以為有了鄭州會議決議,有了上海會議十八條,「共產風」壓下去了,對一個指頭的問題作了解決;二以為反了右傾,鼓了幹勁;三以為幾個大辦就解決問題了;四以為年成逢單不利逢雙利。沒有料到,一九六零年天災更大了,人禍也來了。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調比一九五八年厲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個月,今年是一整年。敵人破壞也增加了,大辦也不靈了,「共產風」大颳了。問題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業,縣以上工業抽調了五千萬勞動力。一九五七年是二千四百萬,一九五八年是四千四百萬,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零年又增加了六百萬,合計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二千六百萬。(註六十二)

毛澤東從中央領導思想上找「五風」一刮再刮的原因,而且他明確提出「人禍」問題,這是的。但是,有一點他沒有說到,一九六零年「五風」比一九五八年持續時間更長的主要原因,是廬山會反右傾。「五風」難以糾正的主要原因也是因為有了政治上的限制:只能反「一個指頭」,不能傷及「九個指頭」。

中共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糾正「五風」,各級幹部也聽命行事。在一九六零年底到一九六一年,按照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的精神,開展了整風整社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整風整社中,糾正「五風」是一個重要的內容。各地大搞清算、退賠,讓社員揭發批鬥幹部的「五風」行為。退賠、清算是不徹底的,只是表面文章,但是,在這些運動中,農村基層幹部真正受到了打擊。有人估計,在整風整社中,受批判鬥爭的幹部百分之五左右,受到黨紀處分的大約佔百分之十五左右。這種政治運動的辦法雖然對共「五風」進行了有限的糾正,但同時,由於非程序化和非法制化的運動形式,使行政權力進一步神化,強化了極權制度的的危害。

「五風」屢禁不止,最後不得不靠強權用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手段來解決,這是因為「五風」有深刻的制度基礎。三十多年以後,薄一波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共產風」其所以連綿不斷,清理了又刮,邊清理邊刮,固然同清算、退賠不徹底,特別是同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的反右傾有密切關係,但從根本上來說,還是在於人民公社本身存在的弊病和超階段空想論的影響。」(註六十三)薄一波列出了人民公社制度本身的弊病:一是「一大二公」的所有制;二是供給制和工資制度相結合的分配製度;三是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四是政社合一的體制。薄一波這一點說得對,「五風」其所以產生,正是人民公社制度本身和不切實際的理想。而且這種理想已經或正在制度化。但是不僅如此,產生「五風」的制度,不僅僅在人民公社這一層級上。整個國家制度,即極權制度,才是產生「五風」的真正根源。不解決制度問題,只在原有制度的框架里反「五風」,是不可能徹底的。以後的歷史證明,在大飢荒以後的歲月里,一直到改革開放以後的二十一世紀初,除了「共產風」不再刮以外,其它四風依存在。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甚至形成了「數字出官,官出數字」新的「浮夸風」機制。

註解:

[註四十二] 人民出版社資料室編:《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一九六七年九月,內部發行本,第二頁。

[註四十三] 同上,第十七、十八頁。

[註四十四] 黃崢主編:《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下,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一二四頁。

[註四十五] 魯彤、馮來剛:《劉少奇在建國后的二十年》,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版,第二二一頁。

[註四十六] 人民出版社資料室編:《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七頁。

[註四十七] 趙雲山、趙本榮:《徐水共產主義試點始末》,《黨史通訊》一九八七年第六期。

[註四十八] 康濯:《劉少奇同志在徐水》,《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

[註四十九] 新華社消息:《少奇同志視察江蘇城鄉》,《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

[註五十] 《劉少奇同志在南京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註五十一] 見本書「齊魯之亂」一章。

[註五十二] 康濯:《劉少奇同志在徐水》,《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

[註五十三] 新華社消息:《少奇同志視察江蘇城鄉》,《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

[註五十四] 同上。

[註五十五] 《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二九六頁。

[註五十六] 中共沔陽縣委:《沔陽縣貫徹政策第一階段的總結》,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三日,《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第六二零頁。

[註五十七] 毛澤東:《關於轉發湖北和福建省委兩個文件的批語》,一九六零年十月十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三零七頁註釋[二] 。

[註五十八] 《中央關於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三五二頁。

[註五十九] 指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會議紀要:《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

[註六十] 指在鄭州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通過的《鄭州會議紀要》規定的作為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的十四句話。概述了人民公社的所有制。

[註六十一] 指毛澤東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關於農業問題給六級幹部的信中講的六條。

[註六十二]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聽取彙報時插話》,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三十日。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在北京召開

[註六十三]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七五八頁。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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