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父女結婚背後隱藏多少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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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4年2月18日訊】據報導,30多歲的林麗(化名)住在成都市成華區,並取得了當地的戶口,離婚後獨自居住。去年,住在老家的父親生病,花費了大筆錢。想到為了節省今後的醫藥費,林麗決定將父親的戶口遷到成都,並為父親辦理成都的社保。今年年初,父女倆在民政局成功辦理了結婚證。本以為父女倆「真結婚」後,就可以順利為父親辦下成都戶口;然而,當林麗來到當地派出所辦理時卻傻了眼。按照規定,即便他們是夫妻關係,依然不能為父親辦理成都戶口。

  
父親住在老家,生病花了大筆錢,又缺乏照顧。這樣的遭遇,不是成都這名女子一個人的經歷。對於今天很多城裡人來說,故鄉的父母是他們心頭的痛。醫療水平相對較低,新農合與城裡醫保還很難保持一個水準。二老健在還相對好辦,獨自一人就問題重重,誰來照顧他們,幾乎是困擾所有類似家庭的難題。接到城裡來,因為方言等原因有的人很難適應,即使習慣了,又面臨生不起病等難題。

這也是當下中國面臨的一大課題,幾乎是幾重問題同時疊加在了一起。中國開始進入老齡社會,未來數億人養老本就是亟待解決的。而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更使農村老人的晚景雪上加霜。城裡高房價等高生活成本,又使很多年輕人的負擔加重。

這一荒唐婚姻從一個側面告訴我們,農村老人的醫療養老難題,群眾正在經受,苦無有效破解之計。完全靠個體自行解決,恐怕不是辦法。可憐天下父母心,做子女的都想盡孝,這也需要有國家制度化的管道與橋樑,而不僅是靠常回家看看一類的立法去推進。

這一荒唐婚姻還告訴我們,社保城鄉差異和畸形戶藉制度造成了嚴重的社會不公!在全世界範圍內,中國是僅剩的幾個實行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的國家,這種從蘇維埃政權移植過來的畸形政策,並沒有隨著蘇聯政權的崩潰而終止,倒是越來越產業化利益化。

戶籍制度是中國特有的產物,計劃經濟時期,整個就業的機會、糧食的供應,到住房、日用消費品的供應非常短缺,是一個短缺社會,政府引入戶口制便於統一安排,使在國營企業或者在城裡居住的人每月定量得到糧食供應也無可厚非。隨著市場經濟的到來,這種戶籍制度早就應該改革或取消,一國的公民不能自由的在這個國家流動居住,對於國人來說,本來就是一種恥辱!

從建國後引進戶籍制度,到上世紀60年代後,人們才開始意識到城市戶籍的重要性,戶口並不是想報就報,想遷就遷,在新政權下很有含金量。80年代後,戶口越來越值錢了,計劃外生育的孩子若要報上戶口,必須先支付一定數量的「罰款」,就連農村戶口也一樣;農轉非需要繳納一大筆莫名其妙的費用。90年代之後,各地紛紛出台了收取城市增容費(城市建設費)等政策,農村戶口轉城鎮戶口乃至異地遷移,都需要繳納相應的費用。

90年代之後,一些城市推出所謂藍印戶口,就是以大城市戶口為賣點,要求購買方通過購買房產等獲取正式戶口購買權,這是戶口產業與房地產產業結合的怪胎,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催生房地產熱的一根導火索。與此同時,一些中小城市也紛紛搭車上路,以1萬元、2萬元等等不同的價格向農民出售城鎮戶口,進行原始積累,一些大城市的戶口「黑市」交易也應運而生,北京戶口如今突破80萬元大關,是這個畸形市場的最新叫價。

胡祖六博士曾嚴厲抨擊這種制度:「我們的戶口制度的延續,儘管人身可以進行進行衡量流動,你還是二等公民,不能真正享有子女就學,沒有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的覆蓋,像北京沒有戶口不能買房子,只能住棚戶、住貧民窟。這種制度既不效率也不公平,我們講社會正義,中國還是越來越有社會正義的社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關心社會正義,所以我認為戶口制,我只能想像人類只有奴隸制可以相比。」

問題是,這種可比奴隸制的戶籍制度,因為附加了太多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國人仍然看不到改革或取消的希望,這才是非常可怕的現實。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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