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楊繼繩《墓碑》(七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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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4年2月22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三 毛澤東翻臉倒乾坤

李銳的書中只講了他們這些對「三面紅旗」有意見的人的一些活動,沒有講柯慶施、李井泉等左派的活動。這些人的活動李銳是不知道的。七月二十一日,這時距毛澤東的反擊只有兩天,由於左派的活動,對彭德懷信的指責的聲音已經逐步升高,左派說這封信主要是「針對毛主席的」。左派的活動和言論對毛澤東有多大影響,至今不得而知。政治嗅覺特別敏銳的人已經聞到了某種氣味。(註三十三)張聞天準備這天在第二組(通稱華東組,組長柯慶施)發言,得悉風聲已緊的胡喬木,早晨打電話給張聞天,提醒他少講些缺點,尤其不要涉及全民鍊鋼和得不償失問題。張聞天不顧這些,卻作了長達三小時的發言。在發言過程中,組長柯慶施和其他好幾個人,不斷插話,表示不同意見。張聞天毫不讓步,按照自己的提綱,一直把話講完。

張聞天又名洛甫,早年曾留學美國。一九二九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同年派往蘇聯學習和工作。一九三一年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同年九月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三年進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任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在長徵到達遵義時,他支持毛澤東,參与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隨後,他代替博古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他的總書記職務一直擔任到一九三四年,不過,後幾年由於毛澤東專權,他的總書記只是名義而已。在延安期間,他同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負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先後任駐蘇聯大使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麥克法誇爾認為,張聞天是在廬山會議上批評「三面紅旗」的主要策劃者,而彭是配角。(註三十四)就這個問題我專門問過廬山會議的參加者李銳(時任毛澤東的秘書)和姚力文(時任劉少奇的秘書),他們都認為麥克法誇爾這個說法只是他個人猜想,與事實不符。

張聞天對「三面紅旗」有一整套看法,他是一位有深厚理論功底的革命家,也是一名經濟學家。他在三個小時的發言中,張聞天講了十三個問題:一,大躍進的成績;二,缺點;三,缺點的後果;四,對缺點的估計;五,產生缺點的原因;六,主觀主義和片面性,七,政治和經濟;八,三種所有制關係;九,民主和集中;十,缺點講透很必要;十一,光明前途問題;十二,關於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十三,成績和缺點的關係。發言對大躍進以來暴露的嚴重問題及其後果作了系統的分析,全面,深刻,明快,尖銳,針對性強,幾乎毫無顧忌。他強調,對產生問題的原因「不能滿足於說缺乏經驗,而應當從思想方法和作風上去探討」,領導經濟「光靠政治挂帥不行,還要根據客觀規律辦事」。他認為一九五七年以來出現的這些問題關鍵在於健全黨內民主生活。他說:「主席常說,要敢提不同意見,要捨得一身剮,不怕殺頭,等等。這是對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殺頭還不行,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所以問題的另一面是領導上要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便於下面敢於發表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自由的局面。」發言最後才提到彭德懷的信。他認為信的中心內容是希望總結經驗,本意是好的。彭信中受批評最多之處就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句話,就是支持彭這封信的人,也認為這句話不妥當。張聞天卻說:「這個問題不說可能更好一點,說了也可以,究竟怎麼樣,可以考慮。但是,『共產風』恐怕也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註三十五)

張聞天發言當天晚飯後,他見到彭德懷說,我今天講了三個鐘頭,支持了你。彭德懷把張聞天的發言提綱要去,讓參謀讀了一遍。后告張「你講得很全面。」

在批判張聞天的時候,有人說他的這個發言對彭德懷的信「作了全面、系統的發揮」,是「進攻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反黨綱領。」有人對他的這個發言作了精心統計:全文九千多字,講成績的只二百七十多個字。用了二十九個「但」字,只有一個好「但」,其餘都是壞「但」。(註三十六)

張聞天當時是外交部副部長。他是六月三十日離京赴廬山參加會議的。乘同一車廂的有彭德懷、賀龍、康生等。上廬山後,住東谷河東路一百七十七號,同彭德懷住的河東路一百七十六號是近鄰。七月二日到十六日,張聞天被編在華北組。他在小組發言說:大躍進給外交部門的工作造成被動,我們的駐外使節很不好講話。會議初期,閱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他對身邊的秘書說:小高爐鍊鋼是無效勞動,國民經濟比例失調,按勞分配原則不能破壞等看法。還說,現在是驕傲了,就像當年斯大林說的勝利沖昏頭腦。七月十二日,他同彭德懷交談時說:會議開了十多天,只能講好,不能講壞,有壓力。彭說:我們西北組也是這樣。張說:毛澤東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厲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樣。毛澤東同志從中國歷史中學了不少好的東西,但是也學了些舊中國統治階級的權術。要防止斯大林後期的錯誤。(註三十七)七月上、中旬,彭、張二人在飯前飯後還有若干交談。其中曾講,政治局會議很少討論,一般只做個大報告,實際是空的。(註三十八)七月十四日,彭德懷給毛的信送出。此前張散步到彭處,得悉彭將寫信,對彭所說的寫信是希望把問題攤開、搞得深些表示贊成。彭要張看信,張不看。彭念給張聽,張沒聽完就走了。(註三十九)

七月十七-八月一日,張聞天被編入第二組(華東組)。七月十八日,張準備在小組會上發言,開始準備發言提綱。

七月十九日,張聞天出席小組會議后,路上被田家英邀去小坐,同時相遇的還有周小舟、陳伯達、胡喬木、吳冷西、李銳。交談中大家都感到有壓力,認為應當肯定成績之後,缺點也可以講。胡喬木說:主席也是主張講一講缺點的。同日,在田家英處吃飯後,邀周小舟到住處交談。(註四十)

七月下旬某一天,張聞天約戎子和到住處閑談。得知國家給土鐵生產補貼了四十億元時說:問題主要還不在於這四十億,而在於九千萬人上山對農業生產造成的影響。(註四十一)

七月二十日前後在準備發言過程中,張聞天接田家英電話,田勸說,如果發言,有些問題別講了,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通話后張聞天對秘書說:「不去管他!」接著繼續準備提綱。後來又接胡喬木電話,說毛要向彭開火,勸張少說。同時秘書也感到發言與會上對彭批評的氣氛不合,擔心會挨批評。但張不顧一切要講。(註四十二)

李銳認為,「使毛澤東作二十三日講話的原因很多,張聞天這個長篇尖銳的發言,可能是最後的一副催化劑。」(註四十三)

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的報告中談到:「據榆次市、太谷縣的材料,五級幹部會議經過三天的鳴放,有觀潮派、算賬派的言論甚至反動言論的人佔百分之十左右。估計其中相當一部分人的言論是屬於發牢騷的性質。」毛注:「牢騷也吧,反動言論也吧,放出來就好。牢騷是一定要讓人發的,當然發者無罪。反動言論,放出以後,他們立刻就會感到孤立,他們自己會作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緊,群眾的眼睛里已經照下了他們的尊容,跑不掉了,故也可以實行言者無罪。現在是一九五九年,不是一九五七年了。」(註四十四)

在上海會議上,四月五日,毛澤東在講話中抱怨他的下屬「不大批評我的缺點」,提倡海瑞精神。他說:

海瑞寫給皇帝的那封信,那麼尖銳,非常不客氣。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們的同志那有海瑞那樣勇敢。我把《明史•海瑞傳》送給彭德懷看了。同時也勸你(指周恩來)看,你看了沒有?(周恩來答:看了)(註四十五)

彭德懷的這封信和海瑞給皇帝的信相比,要客氣得多了。勸彭德懷學海瑞的毛澤東,是怎對待彭德懷這封信的呢?怎樣對待張聞天等人的批評呢?

七月二十二日,毛澤東找幾個人談話。柯慶施、李井泉對糾左不滿。柯慶施說:現在很需要毛主席出來講話,頂住這股風,不然隊伍就散了。他認為,彭德懷的信是對著總路線,對著毛主席的。當天晚上,毛主席同劉少奇、周恩來商量準備第二天開大會。(註四十六)

七月二十三日早晨,通知大家開會,聽主席講話。毛澤東講話的內容事前沒有跟常委討論,常委們也和大家一樣,也是早晨得到通知,事先也不知道講話什麼。

毛澤東在講話中一開頭就說他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著。

毛澤東在講話中說,這次會上「有兩種傾向,一種是觸不得,大有一觸即跳之勢。」這大概是指緊跟他的京官和省委書記。「我跟這些同志談過,勸過他們,要聽壞話,好話、壞話,兩種話都要聽嘛。」他講的另一種傾向是:「現在黨內黨外夾攻我們……集中表現在江西省委黨校的反應,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論都印出來了,龍雲、陳銘樞、羅隆基、章伯鈞為代表。」「例如廣東軍區的材料,有那麼一批人,對形勢也認為一塌糊塗。」他說:「越講得一塌蹋糊塗越好,越要聽。『硬著頭皮頂住』……神州不會下沉,天不會塌下來。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為什麼不硬?無非是一個時期豬肉少了,頭髮卡子少了,又沒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調,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都緊張,搞得人心緊張。我看沒有什麼緊張的。」

會上發給與會者的江西黨校、廣東軍區等材料,以及龍雲、陳銘樞、羅隆基、章伯鈞等人的言論上,本來沒有加按語,有人還以為是批「左」的材料,毛澤東現在明確列為反面教材。接著,他針對彭德懷的信中說幹部脫離群眾和「小資產階級狂熱」的批評說:「說我們脫離了群眾,我看是暫時的,就是兩三個月,春節前後群眾還是擁護我們的,現在群眾和我們結合得很好。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點,不那麼多。」「就是太窮了,想早點搞共產主義。現在聽說這些地方搞共產主義,那還不去看看。對這種熱情如何看法?總不能說全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吧。我看不能那樣說。有一點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確是狂熱。無非是想多一點、快一點。」「這些幹部率領幾億人民……要辦公社,辦食堂,搞大協作,大規模耕作,非常積極。他們要搞,你能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

他講到共產風、講到一平調,他說:「用了一個多月時間,今年三四月間,就把風壓下去了,該退的退,社與隊的賬算清楚了,隊跟群眾的賬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繼續算。」

他為颳共產風的幹部和自己開脫,並且表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的態度,他說:「他們(指括共產風的幹部——作者注)不曉得作了多少次檢查了,從去年十一月鄭州會議以來,大作特作,六級會議、五級會議都要檢討……我們作過多次檢討,難道就沒有聽到?」(批評大躍進的意見)「無非是講得一塌糊塗,罵祖宗三代……我少年時代、青年時代,也是聽到壞話就一股火氣。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這個原則,現在也不放棄。現在學會了聽,硬著頭皮頂住。」

接著,毛澤東指出:「我勸另一部分同志,在這樣的緊急關頭,不要動搖。據我觀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動搖的。」「有些人在關鍵時是動搖的,在歷史的大風大浪中不堅定。」「如果現在要講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反過來講,那時的反冒進,就是一種資產階級的什麼性?狂熱?資產階級它不狂熱,是冷冷清清凄凄慘慘切切的泄氣性、悲觀性了。」

講到反冒進,他話鋒直指彭德懷,說:「雖然彭德懷「不講反冒進, 可是有反冒進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這都是仔細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這回是資產階級動搖性,或降一等,是小資產階級動搖性,是右的性質,往往是受資產階級影響,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壓力之下,右起來的。」「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就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的。」

他告誡那些批評大躍進的人說:「這些同志現在據我看,他們還不是右派,是中間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講的左派,是不加引號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馬克思主義者。……他們重複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錯誤的同志的道路,他們不是右派,但是他們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去了。我時常講,你們自己把自己拋到離右派三十公里,接近三十公里了,因為右派很歡迎這種論調。現在他們這種論調,右派一定歡迎。不歡迎才怪,距離右派不過還有三十公里。這種同志採取邊緣政策,相當危險。」

接著,他為食堂和大辦鋼鐵辯護說:「食堂是個好東西,未可厚非。我贊成積極辦好」「要多方面取得經驗,有些散了,還得恢復。」他說在辦食堂方面:「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個右派出來了:一個科學院調查組,到河北昌黎縣,講得食堂一塌糊塗,沒有一點好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他正話反說:「我有兩條罪狀:一個,一千零七十萬噸鋼,是我下的決心,建議是我提的。結果九千萬人上陣,補貼四十億,「得不償失」。第二個,人民公社,我無發明之權,有推廣之權。北戴河決議也是我建議寫的。我去河南調查時,發現楂岈山這個典型,得了衛星公社的一個章程,如獲至寶。你講我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也是有一點,不然為什麼如獲至寶呢?」「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對。中國也不是沒有反對,照江西黨校這樣看,人民公社還有什麼意思。」「如果講到責任,責任在李富春,責任在王鶴壽,其他部長多少有點責任;農業部有責任,譚老闆有責任。主要責任應當說在我身上。過去說別人,現在別人說我,應該說我。過去說周恩來、陳雲同志,現在說我,實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沒有辦。你們看,『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后的。一個大鍊鋼鐵,一個人民公社。」「 始作俑者是我,應該絕子滅孫。」

這篇講話態度鮮明,對左派只是安撫,讓他們「硬著頭皮聽」;說批評「三面紅旗」的人「離右派只有三十公里」;把中間派說成「動搖分子」。他在講話中批駁了「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等的說法。講話中也講了大躍進中一些問題的責任,說自己是「始作俑者,應該絕子滅孫」,但這些話明顯帶有賭氣的情調緒,不是誠心自我批評,不是「罪己詔」。毛澤東曾說過,他是不下「罪己詔」的。

散會後,萬毅將軍走出小禮堂時,親眼看到這樣一幕:彭德懷站在門外,當毛主席走出小禮堂后,他立即迎上去,貼近毛澤東,懇切地說:「主席,我是你的學生,我說的不對,你可以當面批評教育嘛,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毛澤東沒有停下腳步,把臉一沉,甩手走開了。 (註四十七)七月二十三日聽毛澤東講話回來后,彭德懷和黃克誠都吃不下飯,沉默不語,他們雖然同住一棟房子里,但卻避免交談。(註四十八)在這以後彭德懷再沒有到餐廳同大家一起吃過飯。七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張聞天遇到彭德懷,交談時張說:「不能講缺點了,不能批評,批評有危險。我們沒有錯,毛澤東講話是壓,是扣帽子。」(註四十九)田家英、陳伯達、吳冷西、李銳聽了講話猶如晴天霹靂,悶頭一棍。他們四人沿著山邊信步走去,心中沉甸甸的,沒有一個人說話。田家英拾起一根燒焦的松枝,在石頭上寫了一首有名的舊聯:「四面江山來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註五十)

七月二十三日晚,彭德懷怎麼睡不著,直到天亮還在想:我的信是給主席作參考的,為什麼成了意見書呢?為什麼能成為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呢?為什麼說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呢?(註五十一)

註解:

[註三十三]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下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一一四九頁。這裏說胡喬木電話時間是「在此前後」。而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中明確指出是二十一日早晨。

[註三十四]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興起,一九四九-一九六五》,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第三三二頁。

[註三十五]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下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一一四九-一一五零頁。

[註三十六]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八六二-八六三頁。

[註三十七]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下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一一四八頁。

[註三十八] 同上。

[註三十九] 同上。

[註四十] 同上,第一一四九頁。

[註四十一] 同上。

[註四十二] 同上。

[註四十三]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三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一二九頁。

[註四十四]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七二頁。

[註四十五] 《毛澤東在八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轉引自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下,二零零三年十二月,第九三七頁。

[註四十六] 吳冷西關於廬山會議的回憶,轉引自《毛澤東傳,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二零零三年,第九七八頁。

[註四十七] 李維民:《萬毅將軍在廬山會議》,載《炎黃春秋》一九九五年第三期。

[註四十八] 《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五二-二五三頁。

[註四十九]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一一五一頁。

[註五十]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三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一四二-一四三頁。

[註五十一] 《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二七七頁。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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