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維光:「意識形態」與「後基督教社會」問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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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第二屆中國之路研討會論文)

四.意識形態與當代中國問題

毫無疑問,無論從方法論還是文化思想問題上看,意識形態問題都是西方文化產生的問題,近代化產生的問題,而不是東方文化傳統及社會產生的問題。然而,意識形態問題之進入中國卻不僅與西方的崛起,全球化密切相連,而且與中國自己知識精英的變化,及整個社會的偶然的政治形勢的發展密切相連。儘管如此,對百年來的當代中國研究來說,依然可以如同對當代西方社會思想研究一樣,以意識形態問題的表現來研究不同時期的政治、文化和社會特點。為此,它實際上可以分為意識形態問題的進入和意識形態化的統治,也就是完全意識形態化兩個階段來研究。

1.五四與意識形態問題——意識形態、觀念論的進入

1.1.當代世界史大約可以說是從上個世紀初期開始,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一九一七年第一個共產黨極權主義政權的成立可說就完全顯示了其後一百年歷史發展的特點。德國研究極權主義問題的學者布拉赫稱二十世紀是極權主義的世紀,應該說是名副其實。與此同時,如果說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及一九年的五四是中國當代史的開始,那麼我們就可以看到,當代中國史的發展幾乎完全平行於世界史,甚至可以說是同步的,它根本就是與二十世紀整個世界史血脈相連的一部分。

筆者在文章中多次談到,進入二十世紀的中國問題是世界問題的一部分,絕非孤立的中國問題,也不再是傳統與現代化的矛盾,而是西化中,全球化中遇到的新問題。對於意識形態問題的研究,以及它對於中國這一百年里來的歷史的影響讓我們清楚地看到這點。而我們一旦看到這一點,我們就會感到詫異,這個聯繫竟然是如此明顯、清楚、簡單!而更令人詫異的是,百年來對於五四以來歷史的研究居然幾乎很少有人看到意識形態問題,並且沿著這條線索探究!

百年來中國問題如同二十世紀歐洲及世界的問題一樣,根本上來說是極權主義問題,而意識形態問題則像一條紅線貫穿在極權主義之進入中國後的發展變化。

對百年來中國思想問題的研究再次讓我們看到,五四,青年們所謂良好的衝動卻給百年來中國的歷史帶來惡果,這個惡果不僅到七十年代末期,甚至到今天也還沒有被認識到,還繼續把五四時代的口號,意識形態當作旗幟,究其根本就是本文作者不斷強調的這個世俗宗教帶來的觀念論問題;它延續到今天,一九四九年後共產黨在中國建立的極權主義,既是此前五四引入的意識形態傾向的發展、擴延的產物,此後又是依靠完全意識形態化來鞏固、維持它的存在。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1.2.「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句不加掩飾的陳述,直接讓我們看到的是,五四時期首先進入中國的就是「世俗化宗教」,是「意識形態」。因為產生於十九世紀上半葉——意識形態問題誕生及發展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不是哲學,不是學術,而是一種不折不扣的Ideology(意識形態),「觀念論」教條思想系統。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馬克思自己也不否認這一點,他所製造的體系是一種革命說辭、政治宣傳。他說,從來的哲學在於解釋世界,而他的學說是要改造世界。人們可以看到,在一般西方有關哲學史的著述中,馬克思在「哲學上」不僅毫無地位,而且根本就沒有任何涉及到他的篇幅。如果說到思想影響,不談如何評價,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是在社會及政治思想領域。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這句話讓我們看到,一九一九年五四時期,進入中國究竟是什麼。它不是我們一般理解的西方傳統的思想文化,而是十九世紀初期,在政教分離後產生的諸多觀念論中的一種。

其次,作為五四旗幟和標誌的口號,德先生和賽先生也是不僅從一開始,而且在長達幾乎一個世紀的時間內,甚至直到今天都是作為一種「Ideology」,「意識形態」而非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及思想進入中國的。

從思想問題上反省五四是令人沮喪的。因為對於那些主張西化論者,如果是作為一個思索者與西方平行、對比地提出問題,進行歷史的反思,而非盲目追隨,失去自我的臣服,本來五四那個時代最應該思索,最應該從西方進入的是促使西方政教分離的新的價值前提:人權和自由,人的覺醒,以及隨之逐漸而來的對於新的社會結構形式,文化形式的探索及形成。但是,中國的五四卻由於一些偶然原因,引進的是兩個口號,「科學」和「民主」。而這也就導致了觀念論,意識形態的進入,導致以一種世俗宗教話的教會社會結構為模板,說白了也就是以一種「黨派」取代「教派」的所謂「黨派民主政治」為理想模本。所以緊接著五四,「黨國」觀念能夠長驅直入地進入到對「黨」及「黨國「極為排斥的中國也就是毫不奇怪的了。

民主和科學,本來只是兩種方法,前者是社會選擇政府的一種方法,後者則是認識世界的方法。而這兩個問題,長期以來在西方也只是作為一種方法出現的。

事實上,近代科學的產生和發展史讓我們看到,科學只是在宗教退出去以後,它才逐漸被一些人極端化地利用,成為一種觀念論,具有了一種被人信仰的「主義」傾向,一種「替代宗教」而走向「唯科學主義」。

不是科學自身,而是那些想要取代宗教地位的世俗觀念論者,為獲取自己的權威而利用了近代科學的發展,聲稱自己是「科學」,並且是絕對至上的科學。事實上,究其根本,聲稱自己是科學思想體系的馬克思主義在所有方面都是和西方近代科學,近代科學哲學的發展所展示出來的特點格格不入的,例如,近代科學的基礎是經驗判斷及理性,近代科學理論是假說,推測性的,科學解釋則是描述性的而非思辨性的,而馬克思主義聲稱有一種歷史的鐵的發展規律,他們代表了歷史,代表了真理。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觀」毫無新意,不過是替代基督教上帝的世俗「宗教觀」,不過是十九世紀以來,政教分離後世俗化社會中的一種典型的意識形態,觀念論。他不過是翻轉了黑格爾,也翻轉了基督教而已。

在有宗教的時代,在有宗教信仰的科學家那裡,科學從來不會成為一種「主義」,一種意識形態。我在這裡所說的宗教信仰指的是一種根本的宗教感情,一種宗教性的敬畏感、神秘感,在這個意義上愛因斯坦與牛頓一樣是最具有宗教感的物理學家。

至於民主,則只有當它和個人人權和自由相聯繫在一起的時候,也就是在這二者是它的前提的時候,它才可以被作為一種價值問題而提出來。而古代希臘的民主更是與道德要求聯繫在一起。為此,沒了這些前提的民主就會成為一種被利用的觀念論,也就是一種意識形態,例如,共產黨就是以一種抽象的民主口號,甚至提出所謂「民主集中制」,totalitarian Democracy,也就是「極權主義的民主」,來貫徹他們對權力和獨裁的要求的。

把民主作為一種意識形態鼓吹無論是在八十年代還是在今天的中國都依然嚴重地存在。脫離了價值和方法論研究的「民主」,也就是把民主作為一種觀念論,一種意識形態,將會使中國社會面臨的問題變化重蹈五四以來的覆轍,依然走不出五四口號,科學和民主為我們畫出的怪圈。這不僅在極權主義的大陸,而且在台灣都依然面臨這個危險的問題。

1.3.第三,五四開始的全盤否定自己的文化傳統,西化問題是典型的意識形態問題。

在文化問題上的整體性的判斷和否定、排斥傾向同樣是產生於西方近代社會,政教分離後帶來的思想和文化傾向。在這一點上它絕對不是如林毓生先生所說的,是中國文化固有的特點。林毓生先生的誤解在於,他沒有認識到中國文化思想不是二元的,因此在中國文化中根本沒有一元論,也就無從談起一元論傾向。

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此中文「文化」二字和彼西文「Cultural」有著根本的區別,此「文化」是向內的,內化,彼「文化」才真正是二元論的產物,是向外的外化。此文化是天地一切都是互相聯繫的、流動轉化的、內修的、倫理的;彼文化是人神對立、精神與物質、主客對立,是擴張的、進攻的,要求一體化、系統化的。只有外向的文化才可能產生對另外一個系統的徹底否定和排斥。這在中外歷史文化的文獻中充分展示出來。儒道釋在中國的存在變化歷史說明了這一點。對於一種文化,一個整體的排他,來源於基督教所特有的宗教排他性,唯我獨尊性、一神論。

所以對於一種文化的全盤否定或者排斥來自於西方思想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因,甚至可說這個基因正是觀念論,意識形態的能夠產生的基因!這在十八世紀的盧梭等人的探索中早已經顯現。而這個基因也是最近五十年西方在陷於困境,走向多元論時,思想家所一直著重反省的。所以才會在西方思想界產生反對西方中心主義、多元文化論,觀察滲透著理論,對於是否客觀存在主客的探究。

林毓生先生準確地意識到西方半個多世紀以來探究當代問題的關鍵在於意識形態問題,但是無論是對於意識形態討論的把握,對於西方哲學思想的認識論基礎的理解把握,還是對中國文化傳統的思想基礎的把握,他都出現了一定的偏差。為此他的五四研究。用對了相機和鏡頭,但是拍照出來的卻是一幅焦距極為不準,乃至角度有問題變形照片。大約也正是這個原因,所以林毓生先生多次到大陸,並沒有感到大陸知識界恰恰是一個標準的完全意識形態化的範本。他正確地回答了王元化等意識形態分子對五四,對他的某些專斷的批評,卻令人遺憾地沒有看到他眼前的這個最為典型的意識形態化問題的具體化案例

從文化問題上反省五四,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無論是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問題,科學和民主問題,還是更為廣泛的文化問題,影響五四的這些問題都是當時西方社會所面臨的問題,而導致五四這些內容的則是對西方及其文化的崇拜。這個崇拜又是西方強勢——排他性的文化特質的結果。這個問題的基礎就是唯我獨大的西方中心主義,究其根本就是近代政教分離後在西方最早步入的世俗化後,取代宗教教派而產生的種族、地域及文化群體問題,是典型的意識形態——也就是觀念論問題。

文化的排他性,幾乎可以說是西方文化傳統的一個重要特色,因為它的宗教,基督教和東方的佛教、乃至道教不一樣,它是向外的,排他的。這個排他的整體主義思想,直到這半個世紀才被西方的智者越來越多地認識到。克服西方中心主義作為上個世紀中期後的一個重要題目出現是有著它深刻的歷史和思想淵源的。

為此,臨近辭世前的阿隆認為,西方社會一百年來取得的最重要的進步就是在文化問題上認識到多元論的重要,認識到西方不代表著好和一切,各種文化都是平權的。人類的各種追求,各種文化都有他的自己的價值。西方用強力毀滅了,摧毀了很多文化和民族。這是一個慘痛的歷史教訓。西方人還在不斷地受到這個教訓的報應。西方的這個教訓告訴我們,將近一百年前,五四運動的起點,對於文化問題的看法是完全錯誤的。

在這樣一個錯誤基礎上,其後的發展當然必然是一條歧路。

1.4.綜上所述,五四開啟的傾向是一個西化,全球化的傾向,但是這個全球化的西化傾向五味俱全,有新的價值傾向的衝動和追求,也有老的基督教文化的堅持,以及老內容新形式,新形式老內容等等的各種現象。但是歷史讓我們看到,進入中國最多的卻是起自二百年前的政教分離,世俗政治化的社會結構形式,五四的那代人把這稱為「民主」,一些十九世紀產生的替代宗教神學的一些社會學思想及觀念稱為「科學」,在這樣兩種觀念論在西方製造災難,西方的自由主義者們不斷地反思、討論它,不斷地試圖克服它的時候,它卻被中國的一些精英們當作西方的精髓,甚至全部西方文化而引入進中國,並且支配了五四後的中國。

這個起自五四的意識形態傾向,從知識分子到孫中山們,從國民黨到共產黨,最後以這種極端片面的西化,世俗基督教化徹底顛覆了中國固有的價值觀及其文化,而西方三百年前產生的近代化文化的痛苦、蹣跚,不斷向自己挑戰的進步卻幾乎可以說沒有同步到中國。於是進來的可說是只有意識形態,只有不斷地蔓延、擴展的觀念論,只有以「黨國」為特點的世俗化宗教社會。

2.一九四九年後的完全意識形態化問題

2.1意識形態問題,也就是觀念論問題之所以和現代國家問題,現代社會問題聯繫在一起,是因為意識形態、觀念論是近代政教分離的產物,而所謂現代國家,十八世紀末期以來產生的西方國家,如筆者上節所述,也不是在新的價值前提下產生的新的國家形式和社會形式,而同樣基本上是基督教社會曾經有的宗教性的社會結構的世俗化。為此,在這個新的世俗化的基督教教會式的社會結構中,觀念和這個結構的結合就如神學和教會結合一樣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觀念和結構的結合,說到底就是過去的教士、教派和神學思想結合的世俗化表現。而這個結合的一般形式就是黨派國家,極端形式,徹底的一元化的形式就是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徹底的政教合一,曾經發生過的中世紀前的歐洲社會的世俗化再現。這個曾經有過的中世紀歷史的徹底世俗化,就導致了最近一百年的歷史的很多現象,如兩個極權主義,階級國家、階級屠殺,種族國家、種族屠殺,以及一些地域主義,乃至近年來的所謂以原教旨主義為名,實質上還是一種政治觀念的聖戰。

認識和反省五四後四九年前的中國社會及其文化的變化必須以世界的發展變化,歐洲的發展變化為背景,為基礎,同樣認識和解析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大陸的存在和演變也必須如此。這也就是說,最近一百年來中國社會的變化實際上都不僅是和當前歐洲、西方所關注的問題分不開的,而且和歐洲和西方面臨的問題也是分不開的。歐洲和西方主流社會所討論的中心問題,一定影響左右著中國的發展變化。為此,認識和解析一九四九年後到今天中國大陸社會的政治、思想,以及文化,毫無疑問,極權主義問題、意識形態問題如在西方百年來的思想史、政治社會史所顯示的那樣,是一個基礎問題,中心問題。但是遺憾地是,至今為止居然在中文世界,以及在和中國打交道的西方各界中幾乎沒有人關注這個問題,更不要說從事這個問題的研究和反思。

為此,對比西方過去五十年對於意識形態問題及其與極權主義問題的關係的研究和關注,中文世界的這個現象就更顯示了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無論是對中國社會的認識及定位,還是中國對國際社會的未來可能產生的影響,到今天為止,都還沒有受到正確的研究和正視。

2.2共產黨與意識形態的關係,從一九一七年布爾什維克攫取了俄國的政權就是學界研究的中心問題之一,而共產黨社會的完全意識形體化問題更是早就被人們看到,是這個極權主義政權和社會的非常典型的特點。

對意識形態的研究表明,觀念論涉及的是一種與政治密切關聯的世界觀,並被用來為政治服務。也就是說觀念論、意識形態被用來為特定的政治企圖,及其對世界和歷史的解釋服務。雖然在自由寬容的社會的憲法框架下,通常在這個社會存在的哲學、宗教和世界觀的多元內涵中也可以看到某種程度的觀念上的不同,或者說意識形態上的不同,但是只有當一般觀念被凝結成為一種僵硬的教條,並且擴展為頑固地堅持一種嚴格的學說才是近代意義上的意識形態。用意識形態來指導政治實踐的特性,就是世俗化的教條主義。過去一百年的歷史已經讓人們看到,在極權主義制度下的意識形態完全徹底地變成了一種僵硬的教條,一種禁錮、控制人們思想的工具。

對於極權主義社會,特別是對於共產黨社會的研究讓人們看到意識形態化(Ideologisierung)問題。意識形態化是用來指一種語言、思想和行為的方式,或者說一種文化。

意識形態化把一種世界觀設定為真理,並把預先規定的世界觀式的論斷看作是一切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科學領域的真理標準。它固守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模式,並依據它排斥拒絕任何世界觀上的自由,壓制打擊任何帶有批評性的思想。這種意識形態化導致並且加劇了社會內部的兩極對立和互相敵視。

意識形態式的(ideologisch),在一般使用上總是用來表示教條主義的,和反經驗的思想方式(antiempirisch)。在社會科學中,它用來表示那種受社會和政治制約的思想意識。

完全意識形態化則是指這種意識形態化的特點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領域、每一個角落,完全排除一切獨立於這種意識形態的其他活動,例如文學、藝術、各種社會科學研究乃至數學、物理等自然科學,這種意識形態化甚至完全控制了人們生活中的每一個活動,例如家庭、親友、鄰居關係。

對於凡是在共產黨社會生活過的人來說,從意識形態化、意識形態式的直到完全意識形態化是一個非常明顯的現象。對此,共產黨統治者不但從來不隱瞞,而且公開宣揚這一點。例如以論帶史,文藝為政治服務,教育為政治服務,一切為政治服務,政治統帥一切,這種貫徹不僅使人們在一切行為中已經潛移默化地被現存政治所規定,而且更為嚴重的是,這使得人們甚至以為這是一切社會及文化的準則。共產黨社會的知識精英已經把臣服於政治看作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完全意識形態化在人類社會也不是一種新現象,它其實不過是徹底的「政教合一」的「世俗化」表現,一種典型的基督教宗教世俗化,西方文化所衍生的一種極端社會形式,一種中世紀的現代世俗化再現。

2.3意識形態化,意識形態式的,以及完全意識形態化都不僅不是什麼新的東西,而且也不是什麼深奧的難以認識到的東西。它對於四九年以後的幾代知識精英之所以成為盲點,其實是入鮑魚之肆久聞不知其臭,甚至更可說是一種徹底的一般感知能力的被扭曲和喪失。

五四開啟的意識形態化傾向及其對於知識文化的影響,其實早就被中國的知識分子所意識到。陳寅恪和吳宓在一九二六年,北伐軍將要到達的時候就相約不入黨,甚至退出學界。因為他們深知,國民黨帶來的就是一種黨文化,而這種黨文化就是一種觀念論,意識形態。這樣的東西不是知識,不是思想和學術,而是一種政治和思想的結合,政教合一的世俗化表現。

陳寅恪和吳宓的態度第一說明了這種政教合一的文化不是中國傳統,中國社會的文化。其次它自然也就告訴我們五四後的十年大約可說是中國傳統社會及其文化存在的最後階段。第三,它讓我們看到,認識到黨文化問題問題並不難。

黨文化就是一種意識形態化的文化。黨是意識形態,觀念論的產物。中國文化中的君子群而不「黨「,一個黨字的構成,尚黑就從另外一個方面說明中國文化與意識形態,也就是觀念論的關係——觀念論不是中國的,而是在西化過程中進被引入的東西。

而對於在中國社會顯現的這種基督教的政教合一的世俗化再現,西方學者也早已經看到並且指出。

德國的專門研究極權主義和政治宗教問題的專家邁爾教授在他的研究中不僅不止一次地指出共產黨極權主義的這一特點,而且還多次以中國為例說明這一點。他特別談到中國的毛澤東、文化大革命。他認為,毛澤東可能沒有讀過很多基督教的文獻,但是他的意識形態思想,他的紅寶書,毛澤東語錄都是基督教式的,中國共產黨的黨代表大會的形式,乃至一九六六年八一八檢閱紅衛兵的方式和口號都幾乎就是三三年到三八年希特勒在紐倫堡召開的黨代表大會,以及檢閱的再版。而在筆者看來,就連毛澤東文章的行文方式都是基督教佈道的教義式的,意識形態式的。例如,「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樣的行文方式在中國傳統文字中絕對不曾存在過——它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典型的意識形態式的、觀念論的西方語言方式。

對於這種現象更為精彩的是,奧威爾在一九四九年出版的《一九八四》中,以西方,大洋國為藍本把意識形態問題,意識形態化問題作為一個重點問題來提出,然而他在書中描述分析的內容,竟然讓今天的中國人看來根本就是在描述中國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事情,中國在一九八四年的狀況。惟妙惟肖,絲絲入扣!

細心的中國讀者甚至可以把中國知識精英們的每一個現象對號入座。但是真正更令人遺憾的是,親身經歷了這五十年禍害,並且在已經讀過奧威爾《一九八四》的描述後,甚至在今天,這些中國的文化現實,知識現實依然沒有被中文世界及國際社會認識到。

2.4.從奧威爾的《一九八四》看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問題

《一九八四》中的《真理部》及新話問題談的都是意識形態以及完全意識形態化的問題。奧威爾不僅在小說中著重描述了《真理部》的部門的功能與作用,真理部培養的後代們的特點,甚至在小說的最後專門設立了一個附錄章節,「新話的原則」,來分析意識形態問題,完全意識形態化問題的是如何實施的,以及它的作用。因為老大哥的極權社會,大洋國深切地知道,誰掌握現在,誰就掌握歷史,就掌握了未來。

傳統語言是人們之間交流的工具,它溶有感情、個性等個體的東西,但是新的共產黨社會的語言卻是被意識形態所規定,即被一種政治觀念規定的語言。它不再是人們交流的工具,而是一種政治,一種人為的目的的工具,它規定了人們交流的方向和內容。即如傳統的基督教神學語言,在這個語言規範中人們只能交流的是對神,上帝的態度和感受,包括人個體的感情都必須與對神的態度,及神的規定相聯繫。但是現在在政教分離後的社會,沒了神,為此新的觀念論,意識形態,在世俗政治的壟斷要求下,就世俗地、黨派性地、限定了交流的方向和框架。

如果說在多黨派,多元化的社會中,還為真正的個性化的交流留下了空間,那麼在絕對一元化的社會就被鑄成了完全徹底的意識形態化的語言及思想方法。在這樣的社會中人們完全失去了外在的及內在的私人空間。

對此,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多次並且設立專門一節揭示,「新的語言的一切目的和手段就是要窄化思想,讓思想罪變得完全不可能再犯,因為將沒有詞彙可以表達它。」

奧威爾說,新話,大洋國的官方語言是為意識形態的需要而發明的語言,它的目標不僅是提供一種表達工具,用來表達那些忠實信徒的世界觀和思維習慣,而且要讓其它思想模式變得不可能存在,這也就是說,當新話徹底被採用,而就的語言被遺忘後,任何異端思想,也就是任何與黨相悖的思想將完全不可能被想到。這至少在思想還只能夠依靠語言表達的情況下如此。要做到這點部分靠發明新詞,但主要是要消滅一些不合需要的詞,以及清除被保留下來的單詞的非正統含義。

奧威爾在四九年出版的《一九八四》中甚至準確地說:上一代人的絕大多數都在五六十年代的大清洗中被消滅了,倖存下來的極少數早就嚇破了膽,思想上已經完全投降。如果還有哪個或者的人能向你真實地說明本世紀早期的情況,那只可能是民眾中的人。這個社會延續下去靠的不是世襲,而是某種世界觀和生活方式,統治集團的人員雖然會以後改變,可統治的方式和結構不會改變!在這個社會中,允許被享受思想自由的人,一定是沒有思想的人!

對此奧威爾說,雖然計劃是在二零五零年徹底施行這一切,可到《一九八四》,這個社會的思想文化狀態已經基本上如此了。

這真的是對中國七十年代末期後的思想狀況的一個真是寫照。

所有文革後,所謂時間是檢驗真理的討論,所謂《走向未來叢書》為代表的超穩定結構的歷史討論,所謂《河觴》,都不過完全證實的是奧威爾的預見:真理部培養的第二代徹底地喪失了思維能力和表達能力,說穿了也就是這批所謂文化精英已經失去了犯「思想罪」的能力。最近三十年的經驗歷史證明,所有這些人他們真的是連犯罪的能力都沒有了!而讀過奧威爾《一九八四》後,如果你沒有聯想到中國七十年代後的情況,金觀濤們、《河觴》的作者們根本就是真理部培養的後代,使用的話語,努力的方向都是真理部所規定了的,那麼,其原因其實也是這一點——這兩代《真理部》培養的後代已經失去了感知問題、提出問題的能力。

在這一意義上,中國社會重新社會性地具有犯思想罪的能力還是九十年代初期後,法輪功出現後的事情。法輪功是一九四九年之後,在共產黨徹底毀滅了所有其它文化以後,第一次出現的具有犯思想罪能力的群體。

3.「一黨專制」是一種典型的近代觀念論,一種「意識形態」

如前所述,完全意識形態化是極權主義國家的一個典型特徵,它是一元化的共產黨國家的典型特徵。但是,很多人認為,在八十年代後,中國意識形態放鬆了。這個說法為此也造成了很多人誤以為,中國已經不是傳統意義的共產黨國家。然而人們看到的是,一九八九年鄧小平喪心病狂的大屠殺,以及直到今天在中國社會所發生的幾乎都還是和五十年代一樣的事情。中國依然是一個典型的共產黨社會。這一點共產黨領導人自己都毫不否認。那麼,人們的認知到底在什麼地方出了問題?

姑且不談五十年代末期,所謂解凍以來,在冷戰時期極權主義專家們對共產黨問題的具體研究在已經在各方面辯駁了這些問題,單只從意識形態問題上談對八十年代後中國的認識,事實上,這個問題涉及的同樣是對意識形態問題的誤解。而之所以發生這個誤解也依然與上文所說的問題有關聯,那就是意識形態問題無論在中文世界還是國際上研究中國問題的人那裡從來也沒有作為一個重要問題提出來,探究過,而這造成了對於最近四十年來中國歷史及社會的誤解。

3.1.意識形態問題,就是圍繞、貫徹一種觀念的觀念論。為此,觀念論並不只是意味著「共產主義」,「階級」、「種族」,意味著「禁慾」和「紀律」,相反推崇慾望的放縱主義,推崇物質的物質主義和清教徒、原教旨主義一樣都是觀念論、意識形態。同樣,推崇某個政黨和推崇某個階級、推崇某個種族及某個地域的觀念一樣都是觀念論、意識形態。所以從五十年代的無產階級專政、六十年代初期的階級鬥爭到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鬥私批修,再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及清除資產階級自由化,五講四美、三個代表、四個全面,完全意識形態化這個特點在中國當代社會政治中從來沒有任何改變,六十年來改變的不過是觀念內容。而究其實質,所有這一切的核心觀念又都是「一黨專制」。八十年代後的變化不過是那個曾經隱藏在「人民」的名義,「階級」的名義,掌握了歷史性的「真理」名義後面的「黨」水落石出,圖窮匕首見。

這個現象的演變讓我們清楚地看到:「一黨專制「不只是作為一種政體出現的,而且也作為一種典型的意識形態、觀念論貫穿、充斥在共產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一黨專制之所以也是一種觀念,在共產黨社會生活過的人都知道:在共產黨不再以階級和出身為最高標準,不再以共產主義及其所謂道德觀念為說辭後,這個社會的無論法律,還是政策,還是文化、還是思想、信仰,乃至其它種類的觀念,社會生活的一切準則就都是以是否違背和損害一黨專制的體制,一黨專制的思想觀念為準繩。

在這種意義上,一黨專制是和階級觀念,種族觀念,地域觀念一樣的一種意識形態,它是一切圍繞一黨,一個以群體利益為觀念中心的意識形態。一個以群體為核心的觀念,不僅比抽象的所謂一大二公,為人民服務,鬥私批修為核心的觀念更加實用、僵化,而且比階級、種族更加狹隘。在這種意義上,一黨專制意味著絕對不是意識形態放鬆了、放寬了,而是更為狹窄、僵硬了。因為它更縮小、集中在一個小群體的利益及權力範圍中。所以人們可以看到,這個極權主義政權在政治和權力的寬容度上變得更加敏感和激烈,更為殘暴和暴戾。

3.2.實際上,這個一黨專制也依然絕對不是什麼新的東西。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曾經多次專門談到過這個「一黨專制」的「黨」。他說,「黨所關心的不是血統上的永存,而是自身的不朽。只要等級化結構永遠存在,至於誰掌握權力並非重要。」什麼都可以放棄,但是一黨專制的信念,及生活方式不能夠改變,圍繞這一點,白貓黑貓能抓耗子就是好貓。這是一種典型的、極端的「黨觀」,一種極端化的意識形態。

對此,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更進一步揭示,這個「黨」不是世襲的,它完全準備好從群眾中提拔能幹的人,而這就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化解反抗。很多人以為特權不是世襲的就不會是永遠的,因為他們不明白寡頭獨裁統治並不需要實際意義上的世襲,也沒有想到世襲貴族統治總是短命的,而「天主教教會」這樣具有吸納性的機構有時會維持幾百乃至幾千年。寡頭獨裁統治的要旨不是父傳子、子傳孫,而是堅持死者加註給生者的某種世界觀和生活方式。只要它能夠指派自己的繼承者,統治集團就永遠是統治集團。對比奧威爾的論述,人們可以看到,一九七六年後的中國共產黨,他們所有的行事方式,都早已經被奧威爾在一九四九年預見到了。他們其實是個極為缺乏想像力和創造力的幫派集團,對比奧威爾,真的可以說只有那些腦軟化的人才會以為鄧小平、薄熙來們是有創造力的領導人。專制者們為了權力的實用及殘暴,說明的只是他們人性的醜陋和卑劣。

3.3.意識形態是我們理解極權主義的鑰匙,而一黨專制恰恰是一種最狹隘的意識形態,堅持這個一黨專制就是堅持極端的意識形態化,而這就讓我們理解了為什麼中國當代社會依然是典型的共產黨社會,依然沒有一點沒鬆動,依然是一個世俗的政教合一的社會。現在這個「政「是教會式的「黨國」,這個「教」就是不得打任何折扣的「一黨專制」觀念思想。而這也就讓我們理解了如何描述中國社會的價值問題,中國社會的沉淪問題——它貨真價實地是一個世俗化的中世紀黑暗的典型重現。

當教士們完全把宗教看作是他們個人的財產,他們甚至可以出賣教職和傳統教義,而只要他們自己存在,把握著教會的權力的時候,就出現了《十日談》中描述的那種黑暗和墮落。而這就是時下中國社會的「黨徒「們的表現。所以現在中國,如果謾罵毛澤東,謾罵他們曾經祭祀的祖宗,馬克思列寧可以換取社會暫時的穩定,那統治者也可以容忍。前提只有一點,那就是只要不觸動一黨專制。至於社會中到處盛行的男盜女娼,那更是統治者所考慮的次要問題。如果男盜女娼有利於一黨專制,那麼當然可以姑且容忍。

所以在這樣一種意義下,現代中國社會的物質化是一黨專制這一狹窄的意識形態,觀念論必然導致的結果。而在這種意義下,當代中國社會不是什麼新東西,而是典型的和中世紀的歐洲政教合一的宗教社會的世俗化,它幾乎是完全複製了歐洲中世紀的黑暗、腐敗,以及政治上的殘暴。

從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階級的名義屠殺另外一個族群,到三十年代納粹以種族名義屠殺另外一個族群,到一九八九年鄧小平以一黨專制的名義用槍炮肆無忌憚地屠殺平民,再到一九九九年以一黨專制的名義鎮壓信仰群體。讓我們看到一黨專制和階級、種族一樣是一個典型的意識形態,一個世俗宗教觀念。

五.結語

綜上所述,意識形態問題,也就是觀念論問題讓我們看到,思想問題、社會問題、歷史問題,首先與它的形而上學前提,或者說與這種思想文化及社會建立的價值基礎,對宇宙和人的理解的假說基礎,信仰有根本的關係。其次,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思想問題又和文化及社會問題的演變密切相關。這也就是說,離開文化,或者說一種概念存在的形而上學前提,離開歷史性的前提談論一個概念只會帶來混亂。很多時候人們的迷失是由於「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其次,克服意識形態問題,即歷史如何發展問題讓我們看到歷史是偶然的,沒有一個「歷史的終結」,它究竟會如何發展,如何變化,全看我們自己的努力。當然歷史現實確實是存在一個中國人所說的,可能發生的「走向」的「勢」。儘管各種思想傾向的人都想因勢利導,然而,最終導向何處還是有很多偶然性。雖然有很多時候是無可挽回地乘勢而下,但是有時候卻也可能「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意識形態問題在後基督教社會,也就是在所謂「現代化」社會中的影響及變化讓我們清楚地看到了這兩點。

為此,在最近一百年來的中國歷史上出現的意識形態問題給我們的第一個教訓,也是最重要的教訓就是,誰把西方近代當作靜止的榜樣、典範、模板,誰就一定會為此付出高昂的學費。因為對於動態的西方的近代史研究讓我們看到,最近三百年的變化即便對西方來說也只是一個開端,更何況這三百年的變化,科技的進步和人文的脫序已經讓西方几乎在造福人類的同時也給人類文化、環境帶來了不可低估、不可原諒的破壞和毀滅。其中尤其是政教分離後的世俗化宗教問題,意識形態問題,為人類帶來了分裂與對立,兩次世俗觀念性的世界大戰,以階級、種族,黨派名義對不同族群的大規模屠殺和鎮壓。所以,誰把西方作為榜樣,而不是像西方的賢哲、民眾們一樣,從促使政教分離開始就面對社會和歷史問題,持續地挑戰自己,不斷地去思索、探究,反省和糾正自己,誰就一定是自欺欺人並且自食其果。

意識形態問題給我們的教訓二是,對比西方同代人的探索和反思,研究中國當代問題,尤其是文化和學術問題讓我們深刻地看到,一百年來的中國歷史是世界歷史的一部分,是歐洲、西方陰影下的產物。百年來的中國史根本就是兩次世界大戰的腳註,根本就是政教分離後帶來的意識形態問題,如階級、政黨等世俗觀念的直接結果。所以研究中國百年來的問題,如果沒有如西方學界、思想界那樣直接或間接地關注、探究意識形態問題,甚至沒有提出過這個問題,都一定是缺乏必要的思想及學術敏感,一定會荒腔走板。這尤其是對於一位來自共產黨社會的所謂知識分子,如果沒有感覺到這個問題的存在,那他所做的一切都一定是有疑問的,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一九七六年以後的在所謂改革和開放的過程中的各類所謂「青年才俊」,《走向未來》以及《河觴》的撰稿者們,意識形態的研究告訴我們,在當時那個時期,那種社會狀況下的這幾類政治思想動向正是典型的意識形態、觀念論的結果。它不僅根本不是學術及思想研究,不是向前的,試圖對抗極權主義專制的思想衝動,而且直接就是老大哥——《真理部》的存在的產物,直接所要的結果。正是這個傾嚮導致最近三十年來中國社會的文化和思想環境每況愈下,並且至今這一過程還在持續。

七十年代末期後的這一潮流展現的正是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的預言:兩代人後的中國知識界已經失去了非意識形態化的、一般思維能力,失去了極權主義統治下正常的對抗專制的思想犯罪的能力。

意識形態問題研究給我們的教訓三是,歐洲為世俗化宗教帶來的問題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兩次大戰,上千萬人的生命。對這一時期思想史的研究讓我們看到,西方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結束,甚至更可以說從一九一七年布爾什維克一攫取政權,伴隨二二年法西斯,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對於這個現象及思想的探究就從來沒有停止過。但是,對於東方各國來說,儘管近代這個政教分離帶來的惡果,在被歐洲,也可以說是西方強勢文化和政治衝擊、改變甚至可說是席捲的過程中,無論中國還是日本乃至亞洲其它國家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這個付出表現的形式十分不同,甚至可以說是對立,但是都是災難性的。然而對這個西方帶來的惡果,直接平行對比於西方,思索及反省的範圍及力度與我們所經受過的災難和犧牲相比不成比例。

或許人們可以說,這個曾經被西方左右,下意識地相信西方中心主義,跟著西方走的傾向大約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人不是神,不會超前看到這一切,很多時候只有付出的代價才能迫使人們去思索和反省。但是,事實卻並非如此,就在二次大戰後,冷戰初期西方已經全面對此反省的時候,我們卻又繼續為之付出了上億人的生命。就在八九年後開始更為深刻地研究極權主義的教訓的時候,為什麼希特勒極權與共產黨極權如此類似的時候,我們依然沒有介入這一探究的場地,並且繼續在為此付出代價。

我們從來還不曾同步地與西方的賢哲及民眾一起思索反省過當代歷史。

為此,探究意識形態問題給我們最現實的教訓就是,西方學者在冷戰時期,在八九年後對於這些歷史問題,思想問題的探索是我們的榜樣。或許沿著他們的腳印,亦步亦趨地重走他們的路是必要的。我們必須更為具體地像歐洲的一些思想者,如波普、阿隆、奧威爾,德國的布拉赫、邁爾(Hans Maier)、達倫道夫那樣,對此不斷地進行反省和拷問,不斷地有所覺悟。如果時下我們不能夠如阿隆那樣自信地說,我們已經有了抵抗它的力量,那麼我認為至少我們應該說,我們已經開始認識到這一點,開始不斷地增加抵抗意識形態,觀念論,抵抗世俗化宗教的力量。

這是一個新舊激烈交鋒,對抗的時代,它依然隨時可能發生比中世紀更為墮落、殘暴的事情,就像過去的兩次世界大戰及階級和種族滅絕,就如最近發生的九一一事件與伊斯蘭國。但是它同時也會產生新的社會形式,新的精神文化的衝動。這樣的問題及其威脅性的存在,任何一個思想家都會感到。對它的認識及看法,由於角度、方法乃至語言文化的不一,造成了結果的不一,對歷史未來影響的不一。為此,這就告訴我們,人類首要的問題永遠是:必須不斷地向自己的思想方法、認識論問題挑戰,懷疑並且反省自己。

在這種意義上,康德是偉大的,蘇格拉底也是偉大的,他們不斷地質問自己的認識與方法的能力,質問自己的知識能力。這是一個克服自己的認識局限,從一個圓圈走向另外一個圓圈之路。然而,在進行了這樣的質問之後,人們就會看到,把它推向內化的中國賢人,孔子們也同樣是是偉大的。因為在這些中國先哲們開拓的文化傳統中,甚至沒有產生或說導致「意識形態」——「觀念論」的因素,沒有那種導致世俗化宗教,世俗化政教合一的可能。這無疑是一種思想文化的良好傾向。

2015-08-07德國•埃森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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