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9月05日訊】山西省鄉寧縣法輪功學員霍彥光，二零零四年以雙學位學士從中國地質大學畢業，更以專業第一的成績被保送到國內同一領域中頗具權威的中科院遙感應用研究所攻讀研究生。然而，由於他堅持「真善忍」信仰，不但被開除學籍，更兩次被非法勞教，他在北京團河勞教所遭到的酷刑折磨包括：綁死人床、長期不給喝水、灌尿、灌犯人的漱口水……
現年三十四歲的霍彥光先生，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向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郵寄了《刑事控告書》，控告迫害元凶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功，要求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追究江澤民的刑事罪責，將其繩之以法。
以下是霍彥光先生的陳述：
生命的尋索和必需
我出生在八十年代，正值席捲中國社會的「氣功熱」和「預言熱」。從小喜歡博覽群書的我，心頭時常縈繞這樣的困惑：我到底是誰？我從哪裏來？我要向何方去？我又為甚麼來到這世上？……一九九零年前後看到很多預言書都談到一九九九年人類將有大劫難發生，在最為著名的「諾查丹馬斯」所著《諸世紀》中更是明確指出：「一九九九年七月，…恐怖大王將從天而降…」一九九九年七月到底會發生甚麼？「恐怖大王」又是甚麼？一九九二年在一本雜誌上看到，美國因預言肯尼迪被刺殺而出名的一位女預言家談到：人們對「諾查丹馬斯」關於世紀末的預言理解有誤，「諾查丹馬斯」明確點到有一件事發生後全人類將獲得解救，而拯救全人類的人將出生在太陽升起之地的東方的亞洲東部，一九九零年代初人們就將感受到救世者的能力。當時我心頭一震，亞洲東部？難道是中國的東北方向嗎？……現在已是一九九二年，為甚麼我甚麼都不知道？
一九九六年上初中時，跟著大人們學練氣功的我看到不知從哪傳來的一本《轉法輪》，看著看著，我的眼淚就流了出來，似乎生命深處被某種洪大的無以言表的善的力量強烈撼動，冥冥中我似乎明白了生命的意義和人生的意義。但因我一直在上學，家鄉又處在偏僻山區，書被別人拿走後，也不知去哪裏能學法輪功。直到一九九八年，以全縣第一的成績考入市重點高中的我，才在學校旁的書店裏請到了《轉法輪》，週末在鼓樓旁街上的煉功點糾正了煉功動作。學法煉功後我身心受益，認識到做人要按「真、善、忍」來嚴格要求自己，時刻修心性，也找回了漸行漸遠的純真善良的本性。學習成績也有了提高，排到了前幾名。其實在家長和親友們眼裏善良勤奮的我，性格中有些偏激和衝動，有強烈的控制欲，學煉法輪功後我逐漸改變了這一點，以致多年後多年不見的、在美國定居的、中美名校畢業的高中同桌打來電話時，驚訝的察覺到我的這種變化，用他的話講：感覺我好像換了個人似的。
走出來捍衛大法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掌控全國黨政軍大權的江澤民，出自妒嫉心發動全部國家機器，開始了對法輪功修煉者的殘酷鎮壓。「諾查丹馬斯」的《諸世紀》預言應驗了，但「只緣身在此山中」，世人將預言所指的「人類大劫難」理解為全球性的自然災難或世界大戰，親眼目睹親身經歷「恐怖大王從天而降」的世人，想當然的認為原來歷史上一直很準的預言，在此關係全人類未來的關鍵時刻說錯了。殊不知，對提升人類道德的「真、善、忍」信仰的無理智打壓與迫害，才是真正的全人類大劫難！
江澤民集團為了煽動普通民眾對法輪功及法輪功修煉者的仇恨，更為邪惡迫害編造理由，於二零零一年一手導演炮製了「天安門自焚事件」。
二零零一年時，在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我向同學講「天安門自焚」事件真相，告訴他們法輪功是禁止殺生和自殺的，有同學報告到學工組老師那裏。學校領導特意從我家鄉千里迢迢找來我的父母，讓他們轉達了學校按上級文件指示給的兩個選擇：要麼寫「保證書」；要麼開除學籍，轉交公安機關。半夜裏，我們一家三口在學校的招待所裏哭成一團。這是我第一次親身體驗到江澤民發起的這場政治迫害的殘酷與邪惡。
二零零四年，大學畢業的我不僅取得了雙學位學士，更是以專業第一的成績保送到國內這一領域最權威、科研力量最強的中科院遙感應用研究所攻讀研究生（現更名為「遙感與數字地球研究所」，下文簡稱「遙感所」， 屬中國科學院京區院所)。讀研比起大學時有了更多自己支配的時間，期間我深入了解到很多同我一樣的法輪功修煉者受到種種迫害：抄家，流離失所，家破人亡，被非法關押後慘無人道的酷刑折磨等等。
我再也坐不住了，於是在放寒假後，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在天安門打出「法輪大法好」的橫幅請願，同時向世人喊出自己的心聲：法輪大法好！生命需要「真善忍」！世界需要「真善忍」！
我被綁架至「天安門派出所」，羽絨服被撕破，警察和武警為了「抓我」獎金的歸屬，竟當著我的面爭執起來。後我又被綁架至「東城區看守所」。在看守所期間，獄警雖然處處流露出對我的同情，但他們為了自己的飯碗，也唆使刑事犯人們把我壓到地上不讓我煉功，並以不讓同室其他人採購生活用品來要挾我。這讓我心理始終處於一種不安狀況，生怕給別人帶來甚麼麻煩和困苦，也不想和獄警起甚麼衝突讓他們為難。一些犯人常常坦言對我們的同情：「我們是罪有應得，可你們呢？看你風華正茂，大好前途，人也長得俊朗，這一下不全完了嗎？」期間我父親給我存了一千元錢想讓我吃得好點，但大部份被牢頭給侵吞了。
四月一日，幾個獄警要綁架我去團河調遣處，我坐在地上發正念抵制，他們用拳頭「呯呯」的打在我頭上，強行把我抬到了車上。到了團河調遣處，剛進門我喊「法輪大法好」，被一幫「包夾」犯人抬到一個房間裏，把我的頭往牆上猛撞，又把我摔到地上用腳踩踏我。我聽到獄警們商量要不要動用「電具」，結果是見我太瘦弱，怕承受不住。後來他們拿不給關押人員吃飯要挾我寫所謂的「保證書」。
團河勞教所酷刑：死人床、禁水、灌尿……
五月十三日，把我從團河調遣處綁架到團河勞教所。在「一大隊」，天天被要求按「軍姿」 面對牆坐在小塑料板凳上，總時長達十幾個小時，一有鬆懈，包夾就以此為理由打人整人。晚上又熬夜不讓睡覺。一天晚上我上廁所，不讓我去，反而找了一幫包夾，把我壓到地上，用擦地板的很髒很大的布，狠狠的塞到我嘴裏。我生平第一次嘗到那樣的痛苦，難以用語言形容，感覺火辣辣的鑽心痛。之後就強迫我吃藥，我不吃就讓最賣力的包夾李旺掐住我的下頜，再掰開我的嘴，把整個拳頭都塞到我嘴裏，強行把藥放下，再掐緊下巴使勁灌入水。嘴裏還有下巴都疼痛極了。李旺有恃無恐的對我講：「你不吃也得吃，反而要讓你多受罪。」後來我就暈迷過去了。隱約記得幾個包夾對我連踢帶打，我醒來時在一個單獨的房間裏(勞教所裏稱小號)，被用布條緊緊綁在床板上，嘴上死死的勒著布帶子。大夏天，捂著厚厚的棉被。
因多數時間在暈迷中，只能記得在此期間，包夾們不給我水喝，可包夾在記錄本上邊寫邊說：「給霍彥光餵水二百毫升。」還有一次，我被像綁粽子似的被死死的綁在一個板凳上，只記得特別痛苦。偶爾間或醒來，就打我耳光，或拿竹板子打我，一般都是打手指，也打過大腿根部等部位，都是末梢痛感神經集中的部位，手指臉部一直都是腫著的。嘴被布帶子勒爛了，一位姓張的獄警給我塗上藥，再接著勒。不讓上廁所，弄得我經常尿在床上，躺在自己的尿裏。還有一次他們給我灌尿喝，一次包夾張志猛給灌我吐他的漱口水喝（依稀印象中渴極了，比沒水喝無異於天壤之別）。
當時主管「一大隊」的是位姓閻的女獄警，還有獄警劉國璽、魏國平、陳學士、郭金河、張海東、田源、吳雪迷、王鳳寶，還有姓岳、姓趙的等獄警（只能記得這些了）。包夾有陳昌曉、李民、金燁、李樹山、張志猛等人。現在對那段時間的印象就是極其痛苦，特別的渴，被虐打虐待等。大概到了六月幾號或是十幾號，我甦醒過來了，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不知道這是甚麼時候。
過了兩、三天，我大概又恢復了點意識，包夾扶我起來拿了個凳子給我坐（因我長期被死死綁在床上，長期喝不到水，也很少吃東西，幾乎皮包骨頭了，連起身都起不來，換個姿勢都成為一種極其奢侈的享受，後來我才知道，那是一種酷刑，稱為「死人床」），我坐上去就直接摔倒在地上，原來凳子少了一條腿，我估計是他們試我當時意識恢復到甚麼程度。等我漸漸恢復意識後，身體變得十分虛弱，也沒甚麼承受能力了，這時獄警就強迫我寫了所謂的「三書」。
雖然獄警和包夾們曾很殘忍的虐待折磨毆打我，但我並沒有對他們產生絲毫的怨恨感，因為法輪功教導我們要成為「真、善、忍」的更好的人，要善待一切眾生，能捨己救人。在吃飯時，我把自己僅有的一瓶「豆腐乳」分給當時包夾我的、甚麼都沒有的陳昌曉和李樹山（都因偷盜而勞教），一開始他倆以為我是怕他倆才每次夾給他倆一些，後來他倆明白我不是出於怕心，而是出於某種同情的善意後，流露出那麼一絲的驚詫。這些包夾們在受獄警的指使打人折磨人時，常以「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這一邪說來麻痺自我與尋找「莫須有」的理由，一般他們被誘以減期以及在裏面能「高人一等」，就為了這些利益來幹壞事；對不想幹缺德事的包夾們，獄警又以「交國保處置」來恫嚇和延期來威脅。
以後近兩年的時間裏，幾乎每天都被強迫勞作，或是「隊列訓練」時站在邊上（因身體虛弱等原因，無法參加）等等。一次我因身體狀況虛弱拒絕做工，獄警劉國璽把我揪到他休息室，在我頭上狠打了一掌。後來劉國璽還威脅我說：「要在前幾年，你早沒了。」需要說明的是，在「一大隊」，對一群大部份年齡在五十歲以上的法輪功學員，只要沒有外面工廠的活，基本上都會被帶到廣場上進行「軍訓」：站軍姿、練轉向、走齊步、走正步、分列式等等，無論烈日炎炎，或是北風呼嘯，一練幾個小時，這無疑是一種變相體罰，還美其名曰「隊長為了讓你們鍛煉身體而不辭勞苦」。當要著重迫害某些人時，便以軍訓動作達不到標準而直接體罰，比如站軍姿一動不動一兩個小時等。不禁讓人想到《水滸傳》故事中林沖被「伺候洗腳」的手段。還有時不時的拔草運動，有時也會去種草，拔完了種，種完了拔，實質也是一種變相體罰。
勞教所裏關押法輪功學員大隊的獄警，應該是受過警察常規訓練之外的「610系統」的特別訓練，他們特別精於察言觀色，利用人的各種心理，比如親情、恐懼等等，也特別擅於挑起關押人員們互相間猜疑、故意製造矛盾等來達到他們的目地，這一點是看守所拘留所裏的獄警們無法相比的，種種手段可以說運用得爐火純青，登峰造極。最令人感到可悲的是，他們中個別人已經把整人迫害人當作了一種樂趣，甚至是存在的意義，更何況還有巨額的獎金或實物等回報。
大概是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左右，我又進入了半暈迷狀態，約一個月後被保外就醫。家人來接時發現我的衣服玉珮等隨身物品都找不見了。此次被非法關押時間共計一年十一個月。
被剝奪學籍 幾番遭解雇
我在團河勞教所昏迷期間，中科院遙感所所長李小文院士，曾到北京市勞教局提出要探望我，雖然沒被准許，但對勞教所的獄警們心理上起到了某種無形的震懾作用，或許使他們多少收斂了些惡行。中國製造大飛機的建言與倡導者胡溪濤老先生，想幫我家人做點甚麼，最後發現甚麼也幫不上。
在我被非法關押期間，我爺爺奶奶先後去世，他們臨走前最大的遺憾是沒能再見到從小疼愛的長孫一面。因妹妹在讀大學，爸爸媽媽每每精打細算，省吃儉用，只為能攢下千里迢迢來看我的各項花費。他們來不了時，總是放心不下，便讓在北京上學的妹妹一人來探視我；我妹妹每次都得凌晨三、四點起來，轉乘數路公交車，六點鐘以前趕到勞教所的大門外排隊登記等候。不論是颳風下雨，還是嚴寒酷暑。他們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和壓力，父親頭髮一夜白了很多；母親因為擔憂、牽掛、憂鬱成疾，一度精神恍惚；妹妹學習成績也由班內的前幾名降到中等以後。有勞教所的犯人利用包夾身份，從獄警的記錄本那裏偷偷記走了我家人的手機座機號碼，減期釋放後給我家人打訛詐騙錢電話，把我父母都嚇哭了。
重獲自由後，中科院研究所許諾可以讓我繼續完成學業。過年後，二零零七年初，中科院研究生院（玉泉路校區）學工處突然以「兩週沒有到培養單位」的名義給我強制退學（雖然我被關押在勞教所，但是學工處的員工及馬副院長有意避開此事）。事後我得知，因我的事中科院研究生院所有教師和員工以及中科院遙感所所有職工的年終獎金全被扣掉，我也不知有多少人因此而失去了年終獎，估計至少也有幾百人。
失學後，我只好先在北京打工。一開始應聘到清華紫光公司，試用第三天時，上午我把身份證號碼報到公司人事處，下午便被解聘了。在求職時，每當應聘單位詢問我的過往詳細經歷時，我實話實說，結果本打算聘用我的公司往往在最後時刻改變了主意。一次一位叔叔介紹我去了某軟件公司，他們問我為何不讀完研究生時，我講了實情，雖然該公司與某北美軟件公司因經濟糾紛的電子郵件由我翻譯並恢復，一次項目中數據處理的捷徑方法也是我想出的，但工作三個月後還是只給了我一千元的工資。那位叔叔得知後十分生氣，因為該公司正在向測繪部申報某資質求他幫忙，於是他想替我以每月最少兩千元的標準索要工資，雖然我非常需要這樣的工資，但我覺得這個民營公司也不容易，公司的經濟狀況確實不好，如果效益好的話我肯定會贊同這位叔叔的做法，但這種情況下我實在於心不忍，就勸阻住了他。
再次被綁架 遭折磨性灌食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七日，我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發「神韻」光碟時，突然被一群保安給圍住。雖然有七、八個年輕力壯的小伙子，但他們合起來好像也搬不動我似的，僵持一段時間後，他們開來一輛車，打掉了我的眼鏡（此後兩年半的時間裏我一直沒有眼鏡戴），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我抬起來塞到後備廂裏，把我綁架到保衛處。期間一位我不認識的大學生來找他們問：「你們把我的同學抓到這裏來幹甚麼，抓錯人了吧」。好像是保衛處的科長還是副科長，打我他又怕疼，就拿煙頭燙我，燙了我一下他哆嗦了一下，又不甘心的燙了我第二下，我看到他臉色一變，就頭也不回的走了。我手上腫起了兩個圓圓的紅包。聽保安們議論：可把他看好了，這可是錢啊。好像他們除了領導所得外，每人能分五百～一千元錢。我想還真不少呢。
然後我就被綁架至朝陽區三間房派出所，在此期間一位警察拿棍子打我，並恐嚇我說北京某醫院正在做器官移植手術，聽其他警察說他是國保大隊的大隊長。和我關在一個房子裏的是一群因打架被拘的年輕人和一個在夜總會工作的女服務員。那位女服務員被查出懷孕，當時我們要坐只能坐在水泥地上，我便把自己的外套脫下來給她當墊子，她沒要。一位警察對滿屋子的人說：「其實法輪功真是教人做好人，我們也知道煉法輪功的都是好人，又不危害社會，但是政府（指江澤民一手遮天下的）不允許，我們也沒辦法」。在綁架我去朝陽區看守所的路上，警察讓一位協警押著我。那位壯碩的協警在警察注意時便做出對我很兇的樣子，抓緊我的肩膀，但當警察扭過頭時，他馬上鬆手，同時我看到他難過中而又無奈的偏過頭，眼睛裏有淚光。我知道協警就那麼點收入，說不定碰到甚麼危險事還得先擔當，他當時心裏肯定十分糾結。人的良心善念總有被觸動的時刻吧。
在看守所，我以絕食來抵制這種迫害。大約十多天後，我仍然行動談笑自如，以至於牢房裏的人都對我改了稱呼，但看守所認為已超過人的生理極限，便對我強行灌食。第一次灌食時，我實在不想讓裏面的獄警誤會，心裏實在也不願給他們添麻煩，便表明了我絕食的態度：我只是針對這場迫害，不針對你們。因此我自己拿起高濃度鹽水沖的奶粉喝了下去。沖奶粉時有個女獄警在場，她要求牢頭在內的兩個包夾在已放入大量鹽的水內再多多加鹽，兩人象徵性的撒了兩次，被她一頓臭罵，只好又加了有不下五分之一包的鹽。回去後，牢頭偷偷的連罵帶抱怨：關她甚麼事，管本牢房的男獄警都不說話，有的女人使起壞來陰毒勁真是男人沒法比的。衝的奶粉裏因鹽太多，入嘴基本上是咸澀苦味，喝下一會我身體內也覺得無法形容的難受。後來再給我灌食時，因第一次灌食我已表明想法，獄警便讓四五個包夾把我牢牢固定在椅子上，然後看守所裏的護士用塑料管子從我的鼻孔插入，一直插到胃裏，灌的都是高濃度鹽水沖的奶粉或是玉米糊。
後來因我堅持煉功，把我關到另一個牢房，手上腳上都上了鐐銬。牢頭多次入獄，經驗豐富，趁獄警不注意時，讓我抬起一隻腳，把扭曲了幾圈的腳鐐的圈子解開，說這樣輕快些（似乎說有二十斤，當時也沒太留意多重）。
一次灌食回來時，路過我先前呆的那個牢房，那的牢頭看見我鼻孔流血，戴著沉重的手銬腳鐐吃力的往前邁步，眼淚一下就流了出來，不顧獄警在我們身後不遠處，憤怒的朝押著我的這個牢頭和包夾吼道：多好的小伙，你們下手就不能輕點。這個牢頭無奈的說：是管教（對獄警的稱呼）讓這麼幹的，也不是我們給灌的。
這些牢頭都是多次入獄的北京本地人，一般都是吸毒犯和賭博犯。最後一次給我灌食時，護士把塑料管插進去又拔出來，拔出來又插進去，我體內又疼又難受，實在受不了了，就沒法再絕食了。有一天獄警突然解開我手腳上的鐐銬，把我綁架到了拘留所。剛到拘留所，一個獄警（據說是副科長）就踹了我一腳，把牢頭等人叫走偷偷說了甚麼。監舍的牢頭是因偷自行車入獄的。說來也有趣，那些賭博鬥毆，販毒吸毒，搶劫甚至殺人的犯人們，認為我雖然長得文弱溫雅，但是個「硬漢」。可這在其它類型犯人眼裏最瞧不起，往往被欺凌和役使的小偷，卻認為我軟弱可欺。其實獄警也喜歡用此類包夾，為了一包方便麵可以賣十分的力氣，他們中有的理智並不健全。我一煉功，他就唆使其他犯人一起打我踢我，要麼狠抽我的耳光，要麼用拳頭打我的肚子。一次一個犯人覺得手打得太疼，改拿拖鞋底抽我耳光，有的犯人都驚呆了。一個因打架而拘留的犯人實在看不下去了，用不平和不解的語氣問我：「看你人也挺硬氣的，你怎麼這樣（指任牢頭等人打罵，既不還口也不還手）？」我答道：「我們按師父講的‘真善忍’來要求自己，起碼要做到的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一天獄警來時，我說：「牢頭老打我，你不管嗎？」獄警略帶得意的回答：「不管。」我說：「這個你該管管的，這樣對他不好。」我當時想的是對行惡的人不好，並沒有絲毫為自己著想的念頭。牢頭馬上說：「他煉功我們也攔不住，打也不頂用。」從此後，牢頭再也沒打過我了。
又被劫持到團河勞教所
大概六月份，我被綁架至團河調遣處。我的MP4、手機、電腦包等物品都不知被弄到哪去了。體檢完後，有個獄警拿電棍電我的手。在「一大隊」，我因拒絕寫所謂的「保證書」又被關入小號。白天，包夾劉鑫、蔣金國等強行把我的腿伸直摁在床板上，腳踝至腳掌懸空在床板外沿，然後把凳子壓在腳踝上面，包夾坐到凳子上，使腳踝關節受到壓迫而產生劇痛，同時不停地拳打腳踹，打耳光，打我的手。晚上，包夾鐘波、姜鳳權等人說讓我躺在床上睡覺，卻穿著鞋子惡狠狠地踹、踏、踩我的臉、頭、胳膊、腳等處。此後我的左手和臉部就經常出現抽搐狀態，頭也常常疼痛一直到現在。後來我又被綁架至團河勞教所，期間多次出現無法說話，無法行動或行動困難等症狀。獄警們常常對其他關押人員說我有「神經病」。除了練隊站著等變相體罰，被罰抬重物，被強行扣掉家人存的生活費參加「客房服務員」職業技能培訓，被強迫參加勞動外，又多次被關小號經受已成定式的迫害折磨等。「一大隊」的隊列訓練遠遠多於其它的大隊，一次我突然想，如果指使練隊的幾個獄警遭現世報應腿摔壞了，不知他還會不會再喊號子訓練別人。沒幾天，「大隊長」獄警劉國璽一瘸一拐的指揮其他「大、小隊長」堅持來練隊。聽其他獄警講他開別克車時一下子撞到了樹上，還好車子高級又有氣囊，只是受了點輕傷（勞教所關押法輪功學員的大隊獄警們都比其它隊要富，聽他們自己講工作幾年在北京就能分到房子、買到好車）。二零一零年團河勞教所拆遷，我又被綁架至新河勞教所。直到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六日，我才再次獲得自由，戶口被中關村派出所強行打回原籍。此次被非法關押，共計兩年六個月。
我前後兩次被非法關押，共計四年又五個月。在此期間，我的家人又再一次限入無邊的痛苦之中。爸爸媽媽因牽掛、思念、擔憂、害怕、傷心，經常一整天暈暈乎乎，以淚洗面，湊合弄點東西填飽肚子。鄉寧縣國保大隊當時的大隊長曾將我父親非法傳喚去訊問並錄像，自稱多花點錢能把我從北京轉回地方上，可能他想訛詐點錢，後來突然暴病身亡。
二零一一年，鄉寧縣國保大隊和城關鎮派出所接到上級「610系統」指令對我非法傳訊，要求我每月去交彙報材料一次，每季度在小區居委會辦一次證明材料；縣裏的警察只是在茫然的執行上級命令。鄉寧縣派出所副所長劉鄉來，向我非法索取登記費並不出具任何收據。現在，我還每天經常左手和臉部出現抽搐狀態，頭也常常疼痛，尤其晚上比較厲害，經常痛得睡不著覺。也沒能找到工作，一直在家養身體，希望能早點康復。
由於江氏集團鋪天蓋地的謊言造謠迫害，致使世人對大法產生了很多的誤解與仇視，使我的家人時時處於極度的痛苦和惶恐中。小縣城裏人也不多，很多事一傳滿城皆知。我因成績優秀從小被親友們寄予厚望，很多親友原本以為我可以「出人頭地」，對我父母很尊重羨慕，結果因我出事所有的期望全部落空。在家鄉縣裏，爸媽走在街上，有時背後會有人指指點點；使他們本已痛苦不堪的內心更加痛苦，身心交瘁……
在勞教所時，一次獄警得知我所學的專業是高科技衛星遙感，便向我探詢衛星能否拍清地面的場景。我據所學如實答道：二零零四年時在大陸就能買到的國際商用衛星快鳥（Quick Bird）影像, 空間分辨率已達零點六一米；國際軍用衛星的分辨率更高，肯定在釐米級別；人在室內的情形，衛星可以通過紅外波段拍攝；現在技術又發展得這麼快；簡單通俗的講，一些電影裏用衛星觀測地面乃至室內的技術是真實存在的。他聽了很是緊張。我有點暗暗好笑，他不相信「暗室虧心，神目如電」這樣的古訓，但心底卻十分忌憚高科技。
正義永在
我的經歷只是無數法輪功修煉者中的一例而己。江澤民是這場邪惡迫害的始作俑者和策劃指揮者，對這場歷史罪惡負有不可逃脫的首要主要責任。江澤民把古今中外的一切邪惡手段都利用來對付法輪功，致使法律、道德和人性都遭到極大破壞，這從根本上毀壞著國家政權的統治基礎。江澤民為了打擊「真善忍」，慫恿假、惡、鬥、毒、邪、腐敗，隨之而來的是中國大地上普遍的道德淪喪，社會風氣惡化，人人深受其害。
從迫害發生那天起，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所作所為無非是在說「真話」，做更符合「真、善、忍」要求的更好的好人。而誰堅持說「真話」，就會被單位被學校開除，就會被抄家、被沒收財產，就會被勞教被判刑，就會被酷刑折磨，就會被認定為「精神病」，就會被活活打死，就會被活活摘除器官賣錢……而這一切毫無顧忌的邪惡行徑的根源，直接來自於江澤民下達的「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打死白死、打死算自殺」、「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等滅絕政策。
以我自己的經歷來看，在派出所，警察們可能是最了解法輪功真相的一群人，所作所為只不過是為了自保飯碗，或為了升遷，為了獎金，為了各種利益誘惑。在勞教所裏，對信仰「真、善、忍」不願違背良心說假話的修煉人，採用各種各樣常人無法想像的酷刑來長期折磨迫害；獄警和包夾們當然深知這種種酷刑折磨無法改變修煉者的信仰，但他們所要的只是你說假話，辦假事，完成上級交給他們的任務，即使不能升遷，也能發財。而在中國，越是高的社會階層，越對法輪功的真相有更多的認識，也對社會了解的比平民百姓更加全面透徹；那些賣力迫害法輪功的各級官員，無非是為了討好江澤民的一己之私，說到底是為了升官發財。
試觀在勞教所裏所用的各種手段，在關押法輪功學員的「大隊」裏，總要找出極個別的幾個人來重點迫害，不僅能營造恐怖氣氛，更能讓其他人無時無刻不活在一種自我保護的心態之中。給的各種少受罪的誘惑（如減期等），總要在附加層層條件的基礎上，再逼迫引誘刺激關押人員互相「競爭」，絞盡腦汁耍盡手段、萬不死心的想方設法挑動他們的為了自己的私心。雖然沒有一絲人性，卻在套路上特別符合曾經出現的說法──「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而不為自己著想，只想讓世人聽到真話、明白真相的法輪功學員，有時還會被冠以「神經病」的名義加重迫害。如果按照這種邏輯，那童話《國王的新裝》裏那個敢於說真話的小孩是不是也是神經病呢？那些匡扶正義，見義勇為者是不是也是神經病呢？從這個角度來思考，我們或許一點都不難搞明白，為何中國大地上會普遍的道德淪喪，為何社會風氣會惡化，為何人人深受其害……假如按照這種趨勢再不可遏制的發展下去，人類社會將變成甚麼樣的狀態？人類是否會面臨可怕的「劫難」呢？這「劫難」恰恰是道德崩潰之後每個人不得不吞下的惡果……
記得兩三歲時，一次姑媽給我洗手時，兩隻扭打成一團的蜜蜂和蒼蠅掉到了洗臉盆裏；姑媽叮囑我不要動，轉身回屋去了；我不忍看著蒼蠅和蜜蜂在泛著泡沫的臉盆裏拼命苦苦掙扎，伸手把它們撈了出來；蒼蠅飛走了，蜜蜂蜇了我也飛走了；姑媽聽到我的哭聲，慌忙跑出來，邊撫慰我邊說：「我想找個東西來撈蜜蜂。蜂會蜇人的呀！這種痛就是蜂蜇。那是只糊塗蟲。」大人們誤以為我是好奇才去撈的，而我只擔心那只蜜蜂會不會因蜇人而死……直到近幾年，我才從「法輪大法」「真、善、忍」的修行中領悟到一點對我們信仰者的更深要求：不管是哪個生命，即使他歇斯底里的向我們法輪功修煉者舉起血淋淋的屠刀，我們也要用從「真、善、忍」法理中修行出的至真、純善、堅忍的言行來慈悲面對，只為能喚起行惡者的良知和善念，因為人的本性原本純真善良。也希望世人能意識到，在外來壓力和因素的作用下，邪惡迫害的是「真、善、忍」，拷打和煎熬著的卻是行惡者，麻木者，渾渾噩噩者的善念和良知。在正義與邪惡的較量中，每個人都在自己稱量著自己的良心。也確實有很多行惡者，良知甦醒，善念萌發，中止了惡行。更是有越來越多的世人敢於公開站出來譴責，抵制和聲討江氏集團這種滅絕人性、天人共憤的邪惡行徑，這種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修煉者無理智的瘋狂迫害。
人間的法律是用來維護正義的。「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漏網之魚，世間時有；脫天之鳥，宇內尚無。」 根據《國際人權公約》，江澤民犯下了「群體滅絕罪」，「反人類罪」，「酷刑罪」。根據中國《憲法》、《刑法》規定，江澤民犯下了非法剝奪公民信仰罪；非法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罪、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非法搜查罪、非法拘禁罪、非法剝奪公民財產罪、故意傷害罪、侮辱罪、誹謗罪、搶劫罪、綁架罪、破壞法律實施罪等罪行。
江澤民的所作所為給我個人和家人造成了巨大傷害，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捍衛我的合法權利，更為了避免中華民族淪陷於道德崩潰的泥潭，特對江提起刑事訴訟。為此，作為受害者，我申請最高檢察院對犯罪嫌疑人江澤民向最高法院提起公訴，依法追究其罪責（包括刑事責任、經濟賠償責任和其它相關責任），並依法給以應有的懲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