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韻:根正苗紅的他說「文革是可恥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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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6歲的邵燕祥歡天喜地的迎接北平「解放」,繼而慶祝10月1日,對未來的美好社會充滿期待。作為一個知識青年,他「把自己信任票投給了共產黨,按照當時有些人的說法,我們『喝了共產黨的迷魂湯』」。

邵燕祥是著名詩人,在「反右運動」和文革中受到整肅迫害,被剝奪發表作品的權利長達20年。重新創作之後,他深刻反思歷史,剖析自己過去的思想歷程。歷經「運動」衝擊,這位體制內知識份子的文字感言,頗具震撼性。

在網上讀到兩篇邵燕祥的自述,一篇是2015年12月23日《南方人物週刊》發表的專訪,題為「邵燕祥:我的人生是失敗的人生文革是可恥10年」,另一篇是「1949和1976全民狂歡是大悲痛後才有的」(摘自《世紀學人自述》,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原文標題為「邵燕祥自述」)。

邵燕祥的自述,對於未曾親身體驗過文革殘酷的後輩來說,提供了往昔的歷史圖像,是課堂上接觸不到的真實。而對於有著相似經歷的受害者,不論所持觀點是否一致,他的感受定會撞擊每個人的心靈,促使人們回眸思考。

在文革五十年之際,反思中共給個體與民族帶來的創傷,邵燕祥的心路,折射出沈重的聲音。

「黨」與個人

邵燕祥根正苗紅。1951年,他擔任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記者和編輯,同時嶄露詩歌才情,意氣風發,用手中的筆歌頌社會主義「大好形勢」。

在一系列運動中,邵燕祥先是看著別人挨整,直到反右時,輪到了他。「土地改革,我是工作隊員;三反五反,我是『打虎隊員』;機關肅反,我是五人小組成員。此外,抗美援朝、思想改造,我也算得上積極份子,挨整都是別人的事。這一回反右派,輪到我了。」

邵燕祥於1958年2月被定為資產階級右派份子,開除黨籍,撤職降級,下放勞動。

邵燕祥談到了集體和個人的關係。他說,「最大的革命集體就是黨,沒有解決好個人和集體的關係,就是沒有『擺好個人和黨的關係』,沒有做到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就是沒有做到一切以黨的利益為依歸,沒有百分之百地變成『革命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沒有完全泯沒了個人的意志、個人的思想。因為,領袖人物的個人和黨的『融合』使他們成為『黨的化身』,其個人的一言一行都代表黨;而普通人的個人和黨『融合』一體,就是化為『黨的馴服工具』了。

這是關於中共「馴服」個體的冷靜描述。此種「馴服」的完成,必須建立在完全泯沒個人意志的基礎上。因此,縱使邵燕祥之輩「披肝瀝膽」的一次次向黨獻忠誠,戰戰兢兢的自我批評、甚至揭發他人,卻總是達不到標準。因為只要個體良知尚存,就很可能被黨碾碎。中共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一切以黨的利益為轉移,而非遵循天地間的普世價值。在這樣一個「黨」的領導下,個體們終究會迷失。即使徹底拋棄人性,也不能保證自己哪天不被「黨媽」拋棄。

文革與歷史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紅色狂風,十年動亂,文化巨難,人性浩劫。

關於「文革」,邵燕祥在《人生敗筆》的序言裡懺悔:「在我,無論違心的或真誠的認罪,條件反射的或處心積慮的翻案,無論揭發別人以劃清界限,還是以攻為守的振振有詞,今天看來,都是阿時附勢、靈魂扭曲的可恥記錄。在我,這是可恥的10年。」

大陸知識份子對於「文革」的省思分為幾種類型。其中有一種人,在苦難過去後重回黨的「懷抱」,續寫讚歌。如邵燕祥這樣以「可恥」定位的並不太多。他勇於承認自己曾經「阿時附勢」,並為彼時的「靈魂扭曲」感到痛悔。

針對邵燕祥的自我救贖,章詒和自問:「我也是被放逐到底層又重新『復歸』到體制內『位置』的人。但為什麼我隻把自己看成是歷史犧牲品,而沒有意識到我也是歷史的『合謀者』?」

在痛苦與淚水過後,許多人都曾質問:是誰扭曲了數以億計的靈魂?是誰把民族推向深淵?中華大地,在過去67年裡,承受了最慘烈的滄桑,見證了最駭人的惡浪。中共製造的悲劇,罄竹難書。今天,中共仍然在繼續迫害知識份子和其他各界善良民眾。中共的邪惡本質,注定其無法與人類文明兼容並存。

民族歷史的真相,與每一個中國人息息相關。所有的個體,都是歷史的閱讀者、見證者、創造者。回望昨日的黑暗,面對今日的嚴峻,我們需要最嚴肅的省思,需要走出無奈和麻木,把握當下、選擇明天。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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