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清心:葬身火海的雲南兵團十名花季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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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3月24日凌晨,雲南生產建設兵團三師十三團二營四連駐地(保山盈江)發生一場火災。當清理現場扒開灰燼時,所有的人都驚呆了:有十名死難者被燒得形若枯炭,面目全非,肢體殘缺,縮至不足一米長短。其中有八具屍體幾乎緊緊團在一個狹小的空間,還有兩人倒在距門不遠處,其中一人身下壓著隻從兩千公里外家鄉成都帶來的木箱。她們是睡在第二間茅草房裡的十名成都女知青,平均年齡不足17歲。

1971年3月10日,成都市第39中260餘名初中生出發,7天後來到雲南兵團駐地。又一個7天以後,3月24日,他們中的十名女孩葬身火海。

3月23日是她們正式勞動的第一天,為建自住房,和泥打土坯。因白天幹活很累,晚上11點就睡覺了。火災發生在一個多小時後的午夜12點至零點間。

此時,在旁邊小窩棚裡的上海男知青趙文俊趴在床上看書,不慎碰翻了煤油燈,火苗即刻竄起來。慌了神的趙文俊急忙拿起外衣、枕頭扑火,沒想到越扑燒得越猛,他叫醒同棚的兩名知青逃命。

小窩棚緊靠著一排5間草棚,靠在最前面的是3間女知青宿舍。這排草棚用料全是竹子和干茅草。倖存者女知青魏大群說:「當時大家都睡得沉,我都是被竹子的噼啪聲驚醒的,我在濃煙中衝出去,拚命往山下跑,直到有一個北京知青喊我『站住』,我才回頭一看,5間茅草房已經不見了,隻剩地上還在燃燒的兩團火,這個過程不足10分鐘。」

另一倖存者陳春華回憶:開始不知道有人沒出來,連隊到處都亂遭遭的。有人拿竹竿去掏灰燼,想把沒有燒壞的臉盆刨出來,結果刨出了人的頭蓋骨。

混亂中,忙著搬自家東西的老工人走過來說怎麼有香味兒,是不是知青帶的臘肉被燒熟了?後來是在傣族老鄉的提醒下,指導員清點人數時才發現缺失十名女知青。

十名花季少女,就這樣被烈火吞噬了。從現場分析看,她們已然從睡夢中驚醒,但是沒來得及跑出去!他們的哭叫求救聲,淹沒在了竹芭牆燃燒時噼噼啪啪的「爆竹」聲中,沒人能聽的見。

茅草竹芭草棚,加上三月旱風,猶如被鼓風機吹著的一堆乾柴,一個火星都能引起一場大火。小玻璃瓶自制的煤油燈尤其危險,之前因它引發的火災有過多起,但是連裡這些從外地各城市來的知青,完全沒有這方面的生活常識和防火意識,顯然連裡的領導也沒有告訴提醒他們。

出事後,成都家裡很快就知道了。遇難者施桂芬,家裡剛接到她的第一封家信,信中說自己開始掙錢了,以後將按月給家裡寄10元錢,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他父親剛看完信,報喪的人就來了。另一名李曉妮的母親是在賣油條的小攤邊聽說女兒出事的。李母在女兒出事那晚做了個奇怪的夢,夢見曉妮回家了。那天早晨排隊買油條聽人議論說去雲南的孩子被燒死了十個,其中一個的母親就是在區房管局工作的某某(李母的名字),她當場就昏倒了。陳春華回憶付蓉碧:我回家探親時去過付蓉碧家,還特地帶了5斤白糖去,她的媽媽拉著我的手哭,第二天進了醫院。付是家中的獨女,兩位老人的晚境特別淒涼,出了這件事後,她的父親無法繼續工作提前退休,每月只有30多元的退休工資兩人生活。她的母親為了生活背著背篼撿字紙賣,後又當保姆幫人帶孩子,最後死於癌病。

都說水火無情,而人若有情呢?

如果第一天的勞動,沒有打250塊磚坯的任務,沒有那麼高的強度,「累得不行了」,她們可能不至於睡得那麼沉,醒得太遲?

如果她們當時住的不是茅草竹芭房,而是土坯房,火勢就不會這麼急這麼猛,不足10分鐘5間草房化作兩團火?

如果女孩子們睡覺的房間裡空間不那麼狹窄,過道只能容一人側身而過,可能不至於擠成一團而跑不出去?

如果孩子們從成都晚下來個把月,等連隊裡把安身的土坯房建好了,即便碰翻了煤油燈,也未必能釀成一場火災?

如果肇事的上海知青,允許他白天看那本禁書《珍妮姑娘》,也就沒有必要非在夜裡躲進蚊帳「偷看」的過錯?

如果沒有這場上山下鄉運動,她們應該在父母身邊,生活在成都溫馨的家裡。

如果沒有文革,她們應該繼續讀書,出現在校園的課堂上。

每一個追問,都是一道問責,都應該有人來回答,站出來承擔責任。但是,慘案發生了近半個世紀,只見到碰翻煤油燈的上海知青趙文俊被重判十年。而真正的責任者,各級責任者,沒有一個被追究的。

知青慘案發生在文革期間,是文革歷史的一部分,如同噩夢,不堪回首。知青歷史,令每一位有過知青經歷的人刻骨銘心。知青一代人,不會忘記那段苦難,但也絕不粉飾、歌頌那段苦難,需要的是認真反思和真正正視那段歷史。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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