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元裕:說實話者死 60年的難忘記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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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間,所有這些曾寄托著思念、告慰與情感的字紙,均在擔憂、疑慮與恐懼之下,被和鳳鳴付之一炬。包括丈夫王景超的日記、小說底稿,他寫給和鳳鳴的信,和鳳鳴的養雞兔日記等,灰飛煙滅,無一留存。被搜查、被抄家的和鳳鳴,再度戴上「右派」帽子,開除公職,遣送原籍監督勞動至1978年改正。

直到今天,這沿襲自「革命年代」的謹慎,仍著痕於和鳳鳴的言行中。當被請求閱讀她的日記時,和鳳鳴婉拒。

直到80年代,和鳳鳴才重新開始記日記。「不寫,有些事情就忘了嘛。」

她的日記裡還記錄著與導演《夾邊溝》的王兵初次見面的情形:2005年8月某天的大早,楊顯惠帶著王兵這個「很年輕」的小夥子,還有幾名將參演電影的年輕演員,到家中拜訪她。當時鳳凰衛視製作的《社會能見度》節目正在播出夾邊溝專題節目,而蘭州市普通家庭收不到這個臺,他們便專門到街上找了家賓館,包一個房間看節目。

這才催生了長達3小時的記錄片《和鳳鳴》。王兵帶著助手與攝像機到和鳳鳴家中,連著去了3天,隻取了7、8個小時的素材。攝影機背對陽臺,有時聊到黃昏,室內光線暗淡到已看不清人物輪廓,也無人開燈。這部摒棄了所有戲劇性敘事可能的記錄片,後來拿下了山形國際記錄片電影節大獎。

2010年9月,記錄片導演王兵的首部故事片《夾邊溝》在威尼斯電影節上映。電影《夾邊溝》是根據楊顯惠小說《告別夾邊溝》改編。

王兵自幼喪父,看《夾邊溝紀事》後,才知道父死於夾邊溝,屍骨無存。楊顯惠的原著雖然大多有原型和真人真事做基礎,但畢竟反右是「偉光正」干的惡事,中共現在仍然在當政,所以不可能把真相完全揭示出來。

王兵在創作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素材和數據,他之前拍攝的長達3個小時的記錄片《和鳳鳴》,就是以夾邊溝事件的倖存者和鳳鳴口述作為載體,記錄了個體數十年的人生經歷。

《夾邊溝》是一部冷峻、直接的電影,幾乎沒有任何迴避的回顧了那段歷史。王兵將記錄片創作的美學引到故事片中,用獨特、自信的視聽語言展示了在1960年前後,人間地獄一般的夾邊溝勞改農場發生的故事。影片在2008年10月開始拍攝,2009年1月完成,歷時75天,積累了130小時的素材。

電影中有極其直接的描寫,比如勞改犯由於過度飢餓吃下其他人吐出的食物,死人被隨意暴露在戈壁沙漠,有人從側面說出人吃人的事實。但相對於小說所描寫的更嚴苛的情況而言,電影的表現還是較為收斂。但即便如此,還是有為數不少的觀眾忍受不了電影《夾邊溝》的寫實描寫,選擇了提前退場。

電影冷冽之處在於,幾乎所有的鏡頭都沒有感情,只是選擇合適的方式冷靜的記述,常年的勞動和精神打擊,以及食物的短缺讓勞改的「右派份子們」極度麻木,在這裡死亡每天都會出現,其他人要做的,只是用被子把他們裹起來,然後扔掉或者掩埋,甚至把他們的衣服扒光,換成吃的。勞改的「右派」居住的壕溝外面,是一望無際的戈壁,沒有盡頭,沒有希望。人們在這裡死去,在這裡煎熬,找不到任何出路。

王兵把拍攝記錄片的製作方式延續到了故事片《夾邊溝》中,電影中幾乎所有的演員都有著讓人印象深刻的「出現」,而非表演。其中曾親歷夾邊溝事件的李祥年還在電影中出演了一個角色,他幫助許多人更深刻的瞭解了這個故事。

《夾邊溝》最大的意義在於,用電影的方式直面了那段殘酷的荒唐歷史,雖然無法呈現全部事實,但也足以讓人難以忘記。

和鳳鳴30年後重返夾邊溝

自1961年探訪丈夫卻連屍骨都未見著後,和鳳鳴再也沒有去過夾邊溝。直到1991年,有難友與她通信,提起夾邊溝分場高臺明水的大片墳地—丈夫王景超的遺骨正是葬在那裏。于是,8月30日,和鳳鳴在大兒子陪伴下,於30年後重返夾邊溝。

這30年來,夾邊溝的雪化了30次。祁連山脈的雪水融化後,或匯入巴丹吉林沙漠裡的湖泊,或滲入夾邊溝鹽鹼與沙粒覆蓋的地表。總也有雪花隨西北風而至,輕輕落於夾邊溝茫茫白沙堆裡的暴屍之上。

當年的墳頭基本已被風沙抹平,曾記錄每位死難者姓名的碑石、磚塊上的字跡,也已經無法辨識。儘管如此,和鳳鳴還是拍下了當年「右派」們挖下的水井,缺了頂的地窩子,大張著嘴的骷髏骨,甚至紅白相間小格襯衣的殘片。

誰料回到家後,她發覺相機裡的膠卷並未挂上,所有影像都沒有拍照下來,這等於30年前在此勞教的「右派」們的一切生命痕跡都沒有底片,也意味著夾邊溝的這段歷史將在此荒漠中悄然湮滅,如同從未發生。

和鳳鳴坐立難安,終於在整一個月後的9月30日,二度重返荒塚。這一次,她掩埋了前月所遇見的曝露於空氣中的屍骨,又在每幅照片背後,悉心留下說明文字:「這位死難者在臨終前,還在大聲呼喊,他在呼喊什麼?他的雙眼會是閉住的嗎?死不瞑目的他,在30年後,將他臨終前的慘狀昭示世人。大概是要我們思考些什麼吧。」

那時她已經從西北民族學院退休兩年,與小兒子分開,獨自生活,開始寫書,起名《經歷——我的1957年》。和鳳鳴想,哪怕不能發表,這段歷史都應該存留下來。

起初寫得斷斷續續,眼看著近十年過去,1998年,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和從維熙的《走向混沌》出版,和鳳鳴突然受到了激勵。戴煌曾是新華社總社記者,早在1957年便辨別出「神化毛澤東」的傾向;從維熙則是著名作家。「他們都是名人,我不是名人,但我的經歷跟他們又不太一樣。」

和鳳鳴開始加緊寫,除了每天看一眼《新聞聯播》外,取消了一切活動。從1998年秋後急趕到1999年,原本高度近視的她,引發了眼底病變,視網膜甚至出現裂孔。可她邊治療邊寫作,並未放棄書稿。

王景超在臨死之前,曾對難友陳群說,「你是生活的強者,你一定能出去。你出去後,一定要寫本書,把這裡的一切都統統寫出來。為了吸引讀者,你不僅要寫我們的苦難,還要穿插寫上愛情。」

王景超去世後,和鳳鳴建立過新的家庭。孩子們的繼父陪她度過了「反右」後的60年代與整個「文革」時期,於1983年去世。然而王景超的作家夢,他的要她堅持記日記的叮囑,並未隨「文革」中那把焚燒的火而灰飛煙滅。

40年後的2001年,死者的遺願終於付諸實現。但不是藉助別人的筆,而恰恰是靠妻子和鳳鳴的獨自努力,受難者的私人記憶與時代烙印緊緊融合在了一起。

給毛澤東照片畫眼淚「被右派」,折騰50年

沒有在中共統治下生活過的人,絕對不會相信下面這個夾邊溝「右派」的故事。

他叫陳宗海,酷愛籃球、愛打最出風頭的前鋒,1950年,20歲的陳宗海考上西北師大附中。

當年毛岸英11月25日在朝鮮被炸死的消息傳回國內,校園裡人們竊竊私語,都估計彭德懷要倒楣。有天,陳宗海象往常一樣往課桌上鋪了張報紙。不幸的是,報上有張毛澤東的照片。他盯著毛的照片看,他為毛老年喪子感到難過,他相信毛一定哀痛的淚飛頓作傾盆雨。于是一時手欠,拿出鋼筆,給毛的眼睛下面添上了幾滴眼淚。

國民政府最後離開大陸去臺灣是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那個時候的人天真,以為毛這麼一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成立了。怎麼可能呢?美國4年換一次政府,200多年過去了,美國還叫美國。中共把非法建立起來的政府叫做國家,這個國家建立起來僅僅一年零一個月,毛的長子毛岸英在朝鮮因蛋炒飯暴露目標給炸死了。楊開慧為毛生了3個兒子,老二毛岸青精神失常,老三下落不明,只有長子是毛計畫中的接班人。毛準備讓他去朝鮮鍍金兩個月就回來,沒想到一個月就被炸死了。

中共是偉光正,宣傳上一定要突出毛為了國家連兒子都送上前線了,兒子死了,必須得顯示毛的偉大胸懷,犧牲小我成就大我。陳宗海給報紙的毛像畫上幾滴眼淚,把毛澤東從神壇上拉下來變成人,這不是吃飽了撐的麼?!

于是,他被同學舉報,校方要求他寫材料,交代自己污蔑偉大領袖的反動思想。陳宗海生平頭一回感到政治的壓力,他害怕極了。被迫承認自己的行為是對毛主席的污辱。批判會上,積極份子振臂高呼:打倒陳宗海的反動思想!

他暗自慶幸,畢竟不是打倒陳宗海。階級鬥爭在此時尚沒有多年後那般狂熱和偏執。但沒完沒了的匯報檢討,卻讓陳宗海覺得丟人現眼。讀完高二,他決定退學。

這個高二少年就因為揣測毛澤東死掉兒子會落淚,從此苦難一生,先是被劃為「右派」送往夾邊溝,此後又以捏造的「反革命團夥」罪名送監。再經過10年農村改造,摘「右派」帽子後已到退休年齡,一生就這樣被中共消耗掉。

老陳家戴上了「半地主式富農」的帽子

67年前,中學生陳宗海看著共產黨的軍隊開進了蘭州城。對於新政權,他毫無概念。

陳家是一個手工作坊家庭。大清朝的曾祖父傳下來的300畝黃河鹽鹼地,卻在百年后土改中為老陳家戴上了「半地主式富農」的帽子。祖傳做砂鍋的手藝讓陳宗海感到厭倦,他認為太沒技術含量。他成了兄弟姐妹中唯一上學的。

對於未來,他並無打算。中共要派兵去朝鮮幫助金日成,陳宗海亦無太多觸動。他對政治一無所知,也沒有興趣,他只願無憂無慮地打球。他希望以後去當個運動員。但是,這個再普通不過的夢想對於「半地主式富農」家庭的孩子太奢侈了。文革期間很多被定為「地主、富農」的被打死了,他們的孩子也有很多被打死的。事實證明,在中共統治下,沒有任何人可以逃脫苦難,包括國家主席和黨總書記。

當中共與美國開戰、幫助金日成霸佔了板門店以北之後,就開始把刀口轉向國內。給毛澤東照片點過眼淚的陳宗海是首先開刀的對像。

50年代的工作沒有幾十年後這般難找。陳宗海想得簡單:找個工作換個環境,自己就沒事了。在家幫父親做了半年砂鍋,他認定自己太過大材小用。表叔介紹他去蘭州市建筑公司,當伙食管理員。買菜算賬,管工人的吃喝拉撒睡。雖然是幹部身份,但他心裏卻不情願。

1954年元月,建筑公司搞冬訓。內部肅反開始了,所有人都要交代1949年前的底細。陳宗海認為與己無關,便不發言。領導開會時發話:有些人犯過嚴重錯誤,還不主動交代。陳宗海一想:這不衝著我來的嗎?但誰能證明他的清白呢?這樣下去豈不又是沒完沒了。他覺得自己搞定不了這事。左思右想,他向單位請了個長假,回家了。

怎麼躲也沒消災解難

1955年年底,蘭州開始公私合營。什麼是「公私合營」?就是中共沒產業是窮光蛋,要把私人企業拿過來,由共產黨當家。也就是「共產共妻」的一個組成部分。

陳家的砂鍋作坊和其它幾家砂鍋作坊被命令合在一起,組成陶器手工業合作社。此時的陳宗海已經結婚生子。公私合營前,全家憑靠父親一人的手藝倒也過得去。但合營後所有私人業主都變成了工人,他不能再賴在家裡啃老。合作社領導說:你都這麼大了,還指著你爹過啊?他當上了合作社的會計,每月工資60元。

進入1956年,「共產共妻」更猖狂。陳宗海的會計沒當上兩個月,就被七里河區輕工業聯社成立的職工業餘學校調去當掃盲教師了。白天給領導一些材料搞宣傳,晚上給學員上課。

「大鳴大放」裡,陳宗海一句話也沒敢說。領導找他:你談談嘛,總有些看法嘛。陳宗海心想,給毛主席畫眼淚的事讓他晦氣了好幾年,我哪還敢說什麼。

一天開會,陳宗海和另一個老師一起抽煙。一片亂哄哄中,整風小組組長宣佈:「現在開始開會。陳宗海,你不要再說話了。」陳宗海大為不解,說:「我只是抽煙,沒有說話啊,你怎麼胡點名呢!」本來就是沒碴兒找碴兒。他這麼一說,整風小組組長不需要轉幺子了,直接下刀。

第二天,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席捲而來。給毛澤東畫眼淚的舊事被抖出來,衍生的各種批判如亂箭般飛向陳宗海,他奮力爭辯。1958年4月10日,整風小組領導宣佈,「陳宗海問題嚴重,態度惡劣,定為『右派』,保留公職,勞動教養,送往夾邊溝。」這些人從來沒有想過,一個人被定為右派,株連九族,全家的前途都沒有了。

陳宗海記得在領導宣佈的勞動教養條例裡,曾提到不願參加勞教的可以開除公職自謀生計。他打算放棄公職,這樣就能免於勞教。但職工業餘學校有個反右積極份子來到陳家,向陳母借走了家裡的戶口本。陳宗海晚上回家一看,自己的戶口已經被註銷,下面寫了一行字:遷往夾邊溝農場。「這個王八蛋叫安殿策。」數十年後提及此事陳宗海仍難掩憤怒,「人和人的關係已經劃到階級敵人了,再沒啥客氣了。」

當時,家裡老父親說了一句:「這一次不得了!」陳宗海卻不以為然,他認為挺多一兩年。他親眼所見,1949年的肅毒運動中,舊社會的抽大煙的人被關進戒毒所勞教,國家管飯,一兩個月到半年,有些輕微勞動,戒了毒就給放回來。「我還沒壞到吸毒那程度,時間還能長嗎?」

為了不被餓死求被捕

在夾邊溝,陳宗海認識了俞兆遠。

俞兆遠是蘭州市西固區勞資科科長,因為一句「征公糧再賣給農民是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被打為「右派」,送到夾邊溝。這是個聰明人,在夾邊溝口糧再吃緊的時候也沒有找家裡要過一分錢。俞兆遠跟管教幹部和分隊長混得好,「勞動偷懶耍滑不出力,到處偷吃的」。在這裡,他與陳宗海成了好哥們。

陳宗海積極改造的願望終於在1959年的勞動節徹底破滅。三千「右派」在此前的勞動中拼盡全力,卻只有三人被宣佈摘帽。回家的希望越來越渺茫,這年「十一」過完,失去希望的陳宗海一下子垮下來,連打飯的力氣都沒有了。(未完待續)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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