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明:餓死百萬人的信陽事件——三年大飢荒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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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陽事件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發生在河南餓死100多萬人的人間慘劇。信陽素有「魚米之鄉」、「豫南糧倉」之稱。可是,在荒唐的大躍進年代卻被中共生生折騰成了餓死100多萬人的人間地獄。

57年反右,信陽地區劃了一萬多個右派,凡是提意見、說真話的人,幾乎都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數以千計的右派被殘酷地迫害致死,更多的人妻離子散、身殘心顫。反右,將所有憂國憂民的人、有知識有頭腦的人、敢於對中共存在的問題提出意見的人全部消滅了,剩下的都是小心翼翼看領導臉色行事、仰仗中共鼻息生存的馴服工具,中共、毛澤東的「神壇」地位至此無人可以觸及。

反右為大躍進掃清了道路,神話般的「衛星」一個接一個。造假最早、影響最大的便是毛澤東親自命名的第一個「人民公社」——信陽嵖岈山公社。公社代表甚至把大躍進的「輝煌成就」介紹到了印度。從此,衛星越放越高、假話越說越大。水稻畝產4萬多斤、一天煉出鋼鐵3萬噸……河南是全國放衛星最多的省份,而信陽則是河南放衛星最多的地區。

1956年至1958年信陽都是好年景。58年大煉鋼,青壯年都去大煉鋼鐵、興修水利了,地裡的糧食蔬菜沒人收,十分之一都爛在地裡。一年多衛星放下來,59年糧食產量銳減了一半。58年10月,還沒轉過年,就已經開始逃荒、餓死人了。可是誰都不敢說,大躍進「形勢一片大好」、「大災年奪得大豐收」,誰稍有懷疑誰就會遭到批鬥。

信陽各縣放出來的糧食「衛星」有350億斤,而實際產量只有30億斤。「高產量」帶來高徵購。可是,哪來那麼多糧食。然而,中共卻不這麼認為,「大豐收」糧食收不上來?肯定是農民瞞產私分了。于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反瞞產私分」運動開始了。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緊跟毛澤東大躍進,廬山會議後要求各地縣市揪「小彭德懷」,徵購不到糧食就是右傾思想、富農思想,是瞞產不報。

根據毛澤東「反瞞產私分」的指示,信陽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指示各縣委,動用民兵挨家挨戶搜查「私藏」的糧食。路憲文認為:「產量不能動搖,誰否認一九五九年的產量不如一九五八年,誰就是反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和總路線,誰就是反對社會主義。」;「社社有餘糧,隊隊有餘糧」;「對農民的鬥爭,比打日本鬼子還難,誰打不上去,就把誰拉下來。」

中共的任何一個運動都是殘酷、沒有人性的,毛澤東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中共的每一次運動也正是如此,充滿暴力和血腥。

「反瞞產私分」最普遍的做法就是開批鬥大會、打人、殺人、採用各種酷刑。刑罰多達幾十種:點天燈、活埋、拔頭髮、燒鬍子、燒陰毛、捅陰戶、冰天雪地凍、把婦女脫光衣服遊街、上絞刑架、坐老虎凳、錐屁股等。至於捆、綁、吊、打、罰站、罰跑、不給飯吃等,更是家常便飯,各縣各有一套。

為了追逼糧食,中共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的鬥爭哲學,把中共黨徒變成了滅絕人性的禽獸。息縣防胡公社婦聯主任黃秀蓮是一個20歲的姑娘,割了別人4個耳朵,其中1人割耳後死掉;光山縣用罰凍逼迫農民交出糧食,槐樹店公社有13個孤兒活活被凍死在山上;固始縣期思公社黨委書記蔣學成,當過土匪,創造了熬人油當化肥的辦法,熬了20具屍體;固始縣黎集公社南園大隊民兵營長高壽禮,把從工地私跑回家的魏少橋抓回來,組織民兵當場打死,又把來找丈夫的孕婦吊在樑上活活打死,還高喊著要斬草除根,把魏少橋僅有的4歲小孩活活打死;潢川縣仁和集公社黨委書記拉著一位婦女的頭髮拖著跑了20多米,一直把她拖死;羅山縣彭新公社17名預備黨員,16名在反瞞產中打了人的都「光榮」地轉了正,隻剩1個不得轉正,因為他沒打人,「反瞞產」不積極。……「反瞞產」中信陽地區逮捕了1萬多人,其中700多人死在拘留所和監獄。


在荒唐的大躍進年代卻被中共生生折騰成了餓死100多萬人的人間地獄。(網路圖片)

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社隊幹部、農民不得不把種子、飼料和剩下的一點口糧作為「餘糧」交給了政府,就這樣仍未完成徵購任務。全信陽地區征收了16億斤,是當年產量的一半。結果農民全年的口糧隻剩平均100斤,僅夠吃4個月。1958年10月,大批公社食堂斷糧停夥,農民開始逃荒,開始餓死人。信仰地委書記路憲文怕真實情況傳到外界,指令各縣:「不准農民生火做飯,不准外出逃荒要飯,不准向上級反映情況。」各縣派民兵封鎖村莊,街頭、交通要道都設了關卡,把逃荒群眾當作「階級敵人」和「流竄犯」抓回來。當年冬季共攔截收容46萬多人,其中不少人被打死、餓死在收容站。農民無處逃生,只能在家等死。

許多老百姓以為政府不知道災情,紛紛寫信到省委求救,結果都被定為「右傾反動」分子,批鬥、逮捕、開除黨籍、折磨致死。省委書記吳芝圃和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認為,如果有人向北京和外界透露信陽缺糧逃荒餓死人的消息,勢必給「三面紅旗」和毛澤東臉上抹黑。于是,專門開會讓公安部門和郵電局對長途電話、外寄信件一律嚴格審查,凡是反映缺糧、逃荒、餓死人的信,一律扣壓追查。

1959年9月底,農民的口糧、飼料、種子都沒了,徵購也沒完成。這個時期正是餓死人最多的時候,魚米之鄉變成了人間地獄。老百姓餓急了眼,一切能吃不能吃的統統吃光,家家死人,處處屍體,成戶成村地死絕。什麼都沒得吃了,開始吃屍體、殺人吃、吃親人。「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貧如洗,人人戴孝,戶戶哭聲」(信陽事件曝光後,當年中南局第二書記王任重的講話)。實在瞞不住了,省、地委還統一口徑是浮腫病、瘟疫傳染病死的,不准說是餓死的。

信陽的老百姓大批餓死的時候,信陽地區國庫中還有存糧11億斤。信陽地委副書記、專署專員張樹藩有這麼一番話:「當時信陽地區餓死那麼多人,並非沒有糧食,所屬大小糧庫都是滿滿的。但群眾寧可餓死,也沒有搶過一個糧庫。這證明與黨血肉相連的人民,多麼聽話,多麼遵紀守法,多麼相信黨。而我們某些領導幹部,實在是愧對人民啊!」張樹藩永遠都不會知道的是:並非信陽的老百姓聽話、守法、相信共產黨,而是在嚴酷的政策、殘酷的運動、極端的紅色恐怖暴力下,老百姓連口糧、飼料、種子都被政府搶走了,根本沒有求生的權利,所以只能守著滿滿的糧倉活活餓死。

信陽事件本是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產物,可是信陽地委卻說是敵人搞破壞造成的。1960年12月,信陽地委寫給河南省委並報送中央的報告中,將事件嫁禍於10年前「土改」中就被消滅了的地主、富農「漏了網」、「大批地混進了革命陣營內部」、「實行反革命階級復辟」、造成「群眾生活異常困難」……。因此,必須「進行徹底的民主革命補課,像土改一樣……把領導權奪過來。」

毛澤東把該報告批發全國,說「是一個很好的檔」、「信陽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復辟,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需組織力量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全國「都應照此執行。」餓死那麼多人,毛澤東不僅不從自身找原因,不認為是大躍進、人民公社造成的,反而把事件歸結為階級鬥爭。于是,餓死百萬人的人禍被撥到一邊,一場聲勢浩大的「民主革命補課運動」又開始了。

原信陽地區各級官員、社隊幹部以及人民公社大食堂的會計、司務長20多萬人被統統集中起來。「特訓班」關押職務高和問題大的,「集訓班」關押問題較小的,人稱「集中營」。「集中營」門前架起機關鎗,不准家屬探視。成千上萬的「反革命分子」連帶更多的「反革命家屬」,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因為有殺、關、管的政策,氣氛比反右時更恐怖。

運動進行了一段時間後,基本查明瞭信陽地區幹部的問題:

一、「大躍進」、「公社化」、「反瞞產」中大搞「五風」(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強迫命令風),嚴重違法亂紀。

二、弄虛作假,亂放「衛星」,下級欺騙上級,上級糊弄下級。

三、貪污腐敗。有些幹部貪污挪用,多吃多佔,姦污婦女(對地主富農的女人以「階級鬥爭」相威脅,對農民的妻女用二斤糧票、幾個饅頭就可以弄到手)。

當大批農民食不果腹、餓殍枕藉時,地委書記路憲文出入有5、6個衛士隨從,到哪裏都事先打電話通知準備飯菜,頓頓魚、肉、蛋,夜餐吃餃子。所到之處,縣和公社組織大批群眾鑼鼓暄天、鞭炮歡迎。固始縣的楊守績、光山縣的馬龍山、潢川縣的梁德柱、息縣的徐錫蘭等人,出入都是攜帶「三機」、「八大員」。三機是收音機、照相機、電影機。八大員是通訊員、女公務員、女演員、攝影員、女放映員、女廣播員、女電話員、炊事員。馬龍山還加上幾員「大將」——武裝部、公安局、財政局、法院、檢察院、商業局、宣傳部、報社編輯等幹部。

大躍進不僅造成大飢荒,還對農業、自然資源造成嚴重破壞。

農業生產元氣大傷,勞動力銳減。1961年5月,信陽地委上報省委的《關於由「民主革命補課運動」全面轉向反「五風」運動的情況報告》中顯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以來,全區糧食減產37.2%,林業破壞70%,牲畜減少20%多,家畜家禽減少60%以上,荒蕪土地246萬畝,倒塌房屋116.5萬間,摧毀村莊10,470個,農具傢俱損失70%以上。以致二、三十年後,信陽還是全國著名的貧困地區,是國務院的扶貧重點。

森林資源遭到極大破壞。信陽地處大別、桐柏山區,是長江、淮河兩大水系的分水嶺,雨量充沛,土質肥沃,山區森林茂密,林副產品非常豐富,是全省最好的。大練鋼鐵中,砍伐樹木做燃料。幾個月時間,古樹和成材林木幾乎被砍光。一小部分投入小土爐化為煙塵,絕大部分爛在山上。一位林業工程師說,信陽的森林,再過一百年也恢復不起來。

信陽事件剛暴露時,省委書記吳芝圃為自保,逮捕了路憲文和信陽地區的八個縣委書記,從地委書記一直抓到生產隊長。不久,河南的問題被揭發,他也被撤了職。可是,毛澤東明白,若要深究下去,勢必揪出禍根——大躍進、反右傾,那就要揪到毛澤東頭上了。而吳芝圃是其麾下得力的大躍進干將,所以毛澤東必須保他。1961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吳芝圃坐在後邊低頭不語,毛澤東高聲與他打招呼:「芝圃同志,犯了錯誤,還是要抬起頭來。坐到前邊來嘛!要看到光明啊!」就這樣,吳芝圃不僅中央委員的頭銜都沒丟,不久又調任中南局書記處書記,沒有降級。

于是,這樣慘烈的人禍,中共全推給老天爺了,推給「蘇聯老大哥」了,推給階級敵人了。從上到下,沒有人為此承擔責任,有的只是輕描淡寫的檢討、象徵性的處理。中共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的鬥爭哲學是要一條道走到黑嗎?文革、六四、迫害法輪功。就是到今天為止,也只是「三年自然災害」改稱「三年困難時期」而已,餓死4,000多萬人的大飢荒的真相依然被中共掩蓋在歷史的封塵之中,虛假的繁榮之下是蠢蠢欲動的暗流,什麼時候能醒悟呢?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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