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搞大躍進 牛皮吹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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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7年04月14日訊】毛澤東大躍進」時期,全國各地出現了五花八門的大衛星、大牛皮。「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就是這時的產物。

1958年7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中共糧食部宣佈:中國當年的小麥產量達到779億斤,超出美國小麥產量40億斤,躍居世界第二大產麥國。聲稱「只要我們需要,要生產多少就可以生產多少糧食出來」。實際上,那年中國的小麥產量只有451.8億斤,不僅比美國當年估計的小麥產量少279.5億斤,就是比中國1957年的小麥產量也還少21億斤。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報報導,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河南省信陽地區遂平縣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在一塊2.9畝的小麥實驗田裡收穫了3821斤小麥,相當於畝產2105斤。這是第一顆「高產衛星」。

隨後甘肅榆中縣來紫堡實驗田也放出了高產三千二百八十三斤的「衛星」,過了七天,這個社又放出了一個小麥畝產四千斤的「衛星」。

康樂縣宣佈,全縣人均糧食已達到二千斤,臨夏宣佈,全地區一九五八年平均畝產已達到了五千斤。

八月份甘肅省的領導提出了一個畝產無限的響亮口號:「土地潛力無窮無盡,畝產多少事在人為」。緊接著,在全省各地出現了畝產五千斤到一萬斤的若干「衛星」。

隨後,河南省西平縣和平農業合作社報小麥畝產達到7320斤;湖北省麻城縣麻西河鄉早稻畝產3萬6千9百斤;河南在八月份放出了玉米畝產一萬二千八百斤的「衛星」,湖北辰春社放出了中稻畝產四萬三千八百六十九斤的「衛星」。

江西省樂平縣超美人民公社發射了一顆晚稻畝產百萬斤的特大「衛星」,這恐怕是「大躍進」期間放出的最大一顆糧食高產「衛星」。為此,《科學普及資料彙編》上專門介紹其經驗。

在幾個月的時間裏,人民日報放了幾十顆「高產衛星」,各地媒介放的衛星更是不計其數。

據查證,1958年8月22日,安徽省宣佈成為全國第一個早稻畝產千斤省。9月13日,河南省宣佈成為全國第二個千斤省。10月20日,四川省宣佈成為千斤省。

有的地方甚至喊出的口號「兩年內建成一個像樣的共產主義」,「一天等於二十年,共產主義在眼前」。

針對當時農業大放衛星,牛皮吹破天的現象,中國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楊奎松,說到當時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虛報產量時說:「如果說他們當中有一些人造假,比如說李井泉,現在的四川人都很清楚,他當時是造假的,他是要求底下一定要報假數字的,那麼這裡面就涉及到了官僚制度本身的弊病。就是他們上面考查下面的幹部都用數字,那麼誰的數字報得高,誰的數字讓上面領導、中央喜歡,誰就會得到上邊的肯定,就會得到表揚。沒有哪個省委書記願意自己的數字比別人低。所以,為什麼從最開始的時候糧食產量從千斤,你報1000斤,我報1200斤,另一個地方報1500斤,然後長長長,慢慢慢慢大家互相攀比,拚命地往上報,最後報到1萬多斤,就是這個道理。都是給上邊看,誰都不能落在後面。」

1958年7月23日,中國糧食部宣佈:中國當年的小麥產量達到779億斤,超出美國小麥產量40億斤,躍居世界第二大產麥國。實際上,那年中國的小麥產量只有451.8億斤,不僅比美國當年估計的小麥產量少279.5億斤,就是比中國1957年的小麥產量也還少21億斤。

然而人民日報在7月23日發表社論《今年夏糧大豐收說明瞭什麼?》,聲稱「我國糧食要增產多少,是能夠由我國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來決定了」。「只要我們需要,要生產多少就可以生產多少糧食出來」。

8月27日,人民日報的社論題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宣稱「地的產是由人的膽決定的」。

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估計1958年中國的糧食產量可以達到6000至7000億斤,後來又加碼到7500億斤。而實際上當年的糧食產量只有4000億斤。

1958年11月至12月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要求1959年的糧食產量從1958年的7500億斤增加到1萬零5百億斤。而1959年糧食的實際產量不僅沒有比1958年增加,反而減產15%。

1958年,中共國家計委要求在1958年到1962年的第2個5年計畫期間,農業總產值每年平均增長速度為30%左右。到1962年,糧食產量要達到1萬5千億斤,比1957年增長3.8倍。而實際上,中國1963年的糧食產量為3400億斤,僅僅恢復到1954年的水平(3390.4億斤)。狂想和現實實在相去甚遠。

大放衛星令毛澤東狂熱

10月,毛澤東在湖北省視察時,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親自帶毛澤東看到,在畝產萬斤的良田上,長出的稻子密密麻麻一棵挨著一棵,人上去都踩不倒。事後李志綏得知,那是把十幾畝地的水稻插在一畝地裡,專門讓毛澤東看的。

1958年8月4日,毛澤東在河北省徐水縣視察,縣委書記告訴他說,當年全縣夏秋兩季平均畝產會達到2000斤,全縣人均糧食年產量會達到3500多斤。實際上,當時徐水縣的糧食畝產只有200多斤。

毛澤東還頗為得意地問:「怎麼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麼辦?」「也要考慮怎麼吃糧食哩。」毛澤東建議說:「一天吃5頓也行嘛!」

按照毛的指示,徐水縣隨即進行「共產主義試點」,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陳伯達幾次親臨指導。徐水縣取消了商業,把房屋、家畜等個人財產全部「歸公」,全部人員實行供給制,吃飯穿衣,樣樣全包。

一步登天達到共產

縣委提出「我們要一步登天,達到人類最理想的共產主義」!縣委第一書記在群眾大會上宣佈:「什麼叫共產?共產就是大車、牲口全部歸公。」「共產共產,越共越好,一共就富了。」正如當年一句時髦的口號所說,「共產主義就是一切生活資料歸大堆」。

1958年9月1日,紅旗雜誌發表社論《迎接人民公社化高潮》,大肆讚揚徐水縣人民公社的「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同一天,人民日報報導說,「徐水的人民公社將會在不遠的時期,把社員們帶向人類歷史上最高的仙境,這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國的時光」。

當時有40多個國家的人來參觀過,中國國內來參觀學習的人更多。一時間,「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的口號響遍中國大地。然而,這個「共產主義試點」當年年底就因資金匱乏而夭折了。

毛澤東1958年8月在徐水縣視察時還指示要研究糧食多了以後的用途。他9月5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執政8年總共增產糧食1600億斤,而1958年一年就可增產幾千億斤,這叫做「突變」。

他還提到,「明年如果又翻一番」,糧食「除了人吃馬餵之外,現在還沒有找到用途,也許會發生問題」。

他提議說,「糧食還是要找出路,糧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業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等等」。

中國科學院馬上組織長春、大連、北京和上海的多個研究所進行研究,而且很快找到了將糧食轉化為工業原料的方法。不過,還沒等到利用這些研究結果轉化多餘的糧食,中國的大飢荒就到來了。

愚昧和想入非非的鬧劇

農業界大吹牛的同時,科技界也加入了吹牛的行列。1958年7月,中國科學院、中國農業科學院和北京農業大學的專家、教授同30多位各省的種田能手座談。科學家們準備提出的糧食產量目標是小麥畝產1.5萬斤,水稻畝產2萬斤。但是種田能手宣稱的畝產量要高得多。科學家們馬上修改指標,提高到小麥畝產3萬斤,水稻畝產3萬斤。

中科院的科學家隨後種了6畝小麥試驗田。深翻10尺,每畝下種260斤到400斤,施糞肥40萬到60萬斤。白天用鼓風機吹,以增加二氧化碳;晚上用燈光照,以增加光合作用。結果,最好的一塊地畝產也只有900斤。

但事實上,任何科學技術一旦陷入愚昧和想入非非,也就如同鬧劇。比如,在「深翻土地」的號召之下,基層的官員們就會動員社員將八尺以至一丈二尺以下的土壤挖至地面。

又比如「合理密植」的結果,是讓土地的每一平方悖米都佈滿種子,竟在每一畝土地上播種數百公斤,日後種芽發起,重重疊疊,先是將整塊土地頂起,接著就全部死亡。

肥料的重要性更激起了人們許多奇特的想像。通常的做法,是把人畜的糞便加以蒸煮,壘成無數圓錐體或環形、梯形,再以薄土密封於表面,上栽作物後又以纖細分管插入,順管孔澆水,催動肥料發酵,以釋放種種氣體,養育表層土壤和作物。

這最為常見的施肥方法已不能滿足人們的增產慾望,于是又附之以種種非常措施。比如為每棵莊稼注射若干毫升的營養液體,這種液體可能是葡萄糖、白酒、生長素或者各種各樣叫不出名字來的東西。

在所有幻想和發明中,以徐水縣大田人民公社黨委書記高玉生的發明最為聳人聽聞,他將帶血的狗肉煮爛,以肉湯澆灌作物。據說此種肉湯可使玉米每株結穗十棵,使穀子穗長五寸。所以一時風行鄉間,狗跡幾絕。

科技界大躍進跟風吹牛

1958年2月,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開會部署科學工作大躍進。一些研究所所長紛紛表態,要在5到10年之內趕超世界先進水平。隨後,科技奇蹟出現。5月下旬,中科院報告,青年科學家研製的產品有7項達到國際先進水平,11項是首創。

7月1日,中科院宣佈了300多項科研成果,「其中超過國際水平和達到國際水平的共有25項」,包括應用物理研究所研製成功當時世界上功率最大、頻率最高的半導體晶體,超過美國同類產品,而且是在20天內突擊研製成功的。

不到兩個星期以後,中科院又宣佈完成1000項科研項目,其中100多項達到或超過國際水平。北京大學也不甘示弱,聲稱在半個月內完成了680項科研項目,超過了過去3年科研項目的總和,其中100多項是尖端科學技術,50多項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半個月之後,北大進一步宣佈3406項科研成果,其中達到或超過國際水平的119項,屬於國內首創的981項。所有項目都是在40天之內完成的。後來的檢查發現,這種所謂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科研成果絕大多數根本是天方夜譚。

軍工科技在「大躍進」期間也想「躍進」。著名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師生提出要自行設計新型殲擊機,趕超美蘇當時的先進水平。結果由於技術和工藝不過關,只好草草收場。不僅如此,就連當時中國正在仿製的蘇聯米格-19殲擊機和直升機,3年之中也沒有仿製出一架合格產品,原因是為了配合「大躍進」,盲目追求產量翻番,忽視技術和質量。

但是,各個軍工廠領導為了報功,不是說「勝利地完成了黨和國家交給的任務」,就是把飛不起來的殲擊機交給空軍,並且向中共中央軍委報喜說,「蘇聯專家撤走了,我們飛機照樣上了天」。

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得知消息後十分興奮,中央軍委又是發賀電,又是舉杯慶祝。賀龍元帥和中央軍委秘書長羅瑞卿1960年11月視察這些工廠時才發現事實真相。羅瑞卿怒斥工廠領導人說:「鬧了半天你們搞假招子,騙到我們頭上了。」

中共體制是造假的根源

中國華東師大歷史學教授楊奎松說:「實際上中共體制的本身還是一種官僚體制,上下的這種關係相當相當嚴格,很多東西完全是從上到下灌下去的。上邊提出一個方針,底下就要千方百計去實行,所以『寧左勿右』是中共的一個常態。在這種常態下,就直接導致了下面的幹部是不敢向上面說困難的。你去講困難,那麼毫無疑問你就不稱職。所以,他們會千方百計地層層加碼,然後把事情搞到極端。在這種情況下,反過來他們向上面匯報的情況,他就不可能匯報問題。通常情況下,如果說中央不提出來要檢討,不提出來要反思,不提出來要複查,底下不會往上面報問題,底下報的東西都是好的。你上面想聽到什麼,我就給你報什麼。」

如果說中國共產黨的官員和普通工人、農民頭腦發熱、口出狂言還可以理解的話,知識份子和科技工作者也比賽吹牛就很難讓人原諒了。然而,這又如何怪得了他們呢?1958年8月7日,中科院傳達毛澤東的指示。說主席認為從現在起以後的7年時間很重要,要做到人家有的我們都有,人家沒有的我們也要有。

在毛澤東這種指示的壓力之下,科學家們吹牛,實屬不得已而為之。

(記者羅婷報導/責任編輯:趙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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