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檔:嚴刑炮製的延安「張克勤特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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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武德山

延安整風運動發展成抓暗藏敵人的運動,鬥爭升級到「反奸反特」。於是康生帶頭在西北公學炮製了 「張克勤反革命特務案」。

「張克勤反革命特務案」

王實味的出現,令毛澤東和中共感到不安。1942年毛已經認為,延安到處都有「暗藏的敵人」:「中直、軍委、邊區幹部中知識分子有一半以上……要有眼光去發現壞人,即托派、國特、日特三種壞人」;「醫大、中研院、民族學院、延大、科學院、魯藝、西北局、邊區政府,都有可能暗藏壞人。」[9]

整風運動迅速階級鬥爭化,演變成抓暗藏敵人的運動。西北局高幹會議是轉折的標誌。

10月19日,毛澤東在會議開幕詞中強調:「要好好注意清查王實味之類的分子,要客觀地、精細地、長期地去清查。」

11月21日和23日,毛澤東花了兩個整天,在會上做長篇報告,他厲聲譴責黨內有「部分反革命奸細、托派分子,以黨員為招牌」進行反黨活動。他說,整風不僅要弄清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思想(半條心),更要弄清革命與反革命(兩條心),要注意反特鬥爭。毛講話後,康生、彭真、高崗急忙表態,代表各自主管的單位擁護毛的意見。最後會議決定,實行黨員重新登記,劃出清洗人數的比例,包括奸細在內的壞人要占到黨員總數的10%。康生在會上宣布,整風轉入審幹、肅反的清黨階段。鬥爭升級到「反奸反特」。

西北局高幹會議後,1942年夏秋,康生帶頭在西北公學炮製了 「張克勤反革命特務案」。

張克勤,學生出身,19歲,是來自甘肅的中共地下黨員。康生、李克農、汪東興、李逸民等人在研究了張克勤複雜的家庭背景和社會關係後,決定拿他開刀。在汪東興的窯洞裡,他們提審張克勤,說「有人揭發你在延安是搞特務的」。一天審問下來,張克勤堅決否認,雙方陷入僵局。汪東興採用了中共蘇區搞肅反時的「車輪戰」, 三天三夜不許張克勤休息,審訊持續到第三天凌晨。張克勤筋疲力盡,精神崩潰,表示願意坦白。於是,審訊者要什麼,他就提供什麼。按照康生、李克農的指示,張克勤被迅即「包裝」完畢。第二天召開西北公學全校師生大會,讓張克勤現身說法,邀請延安各機關、學校、團體派代表參加。張克勤按照康生等人的要求,在會上痛哭流涕地「描述」了自己是如何參加甘肅假共產黨,又如何在延安進行特務活動的;指控地下黨是為國民黨服務的特務機構。為了立功贖罪,張克勤還供出了十幾個「特務」,包括自己的朋友。最後,他編造了自己的轉變過程,表示衷心感謝黨對他的「搶救」。

不久,康生宣布河南黨是國民黨特務領導的「紅旗黨」(意為「打著紅旗反紅旗」);大後方四川黨、雲南黨也被國民黨「紅旗政策」破壞。延安各機關、學校、團體開始了批鬥各自「特務」的運動。幾乎所有來到延安的青年都成了特務嫌疑犯,因為他們都來自國統區,都曾是中共地下黨員或是由地下黨介紹到延安來的。每個人之前寫的自傳、反省材料恰好可用來作為特務的「證據」。

建立極權制度架構

1943年3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決定》,「會議推定毛澤東為政治局主席」,書記處重新決定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同志組成之,毛澤東為主席」。書記處「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10]毛澤東此時大權獨攬,集黨的政治局主席、軍委主席、書記處主席於一身。

在中共政治局及書記處之下,設立宣傳委員會與組織委員會;設立了華北、華中、陝甘寧晉西北、大後方、「敵占區」等各地區。《決定》規定「主席有最後決定權,各中央局直接向書記處負責」,各地區的黨政軍民工作也都直接向書記處負責,就是向毛澤東個人負責。整風之後出來了「三個中心」的提法,即毛澤東是思想中心、政權中心、軍事中心。

評語:

其實當時揭露延安黑暗、「攻擊革命、誣衊共產黨」的,不止王實味一人。王實味那時只要低頭認罪,學學丁玲、艾青等人,把自己作賤、糟蹋一番,也許就能逃過最後的劫難。

王實味之後,沒人再敢說真話,人人開始違心說假話,為中共、為毛澤東唱讚歌,絕對服從的黨性代替了人性。

1944年6月,有記者訪問延安時觀察到:經過兩年的恐嚇和洗腦,人們「脫胎換骨」了,「以同一的問題,問二三十個人,從知識分子到工人,他們的答語,幾乎是一致的」。延安的空氣「幾乎使人窒息」。連共產國際的代表都受不了,說延安的情形令人喪氣,人人流露出緊張和恐懼……人們不再表達自己的意見,而是背誦黨領袖的文章。

注釋:

[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主編,《毛澤東年譜》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頁388。
[1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主編,《毛澤東年譜》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頁431。

(編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紀元特約作者從中共黨史機密檔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無法一一註明出處,大紀元將在適當時機公布信息來源。)

——轉自《大紀元》

(編輯: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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