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領袖】紐郵編輯:科技巨頭封拜登醜聞

(英文大紀元資深記者楊傑凱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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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11月07日訊】最近幾天,《紐約郵報》對前副總統喬·拜登之子亨特·拜登的交易進行了一系列的曝光。

在第一篇報導抛出後不久,推特(Twitter)就阻止用戶在公眾號和直接消息中鏈接到該報導。而Facebook的傳播經理安迪·斯通(Andy Stone)公開宣布,Facebook將「減少傳播量」。

此後,傑克·多西(Jack Dorsey,推特創始人)在推特上表示,他們的「溝通」「不是很好」,「直接屏蔽網址的做法是錯誤的」。

在本期節目中,我們將採訪《紐約郵報》的專欄編輯、即將出版的書《未斷的線:在一個混亂的時代發現傳統智慧》(The Unbroken Thread: Discovering the Wisdom of Tradition in an Age of Chaos.)的作者索赫拉布∙阿赫瑪利(Sohrab Ahmari)。

這裡是《美國思想領袖》(American Thought Leaders)節目,我是楊傑凱(Jan Jekiel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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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傑凱:索赫拉布∙阿赫瑪利,很高興與你交談。

阿赫瑪利:謝謝你。

楊傑凱:過去48小時發生了很多事情。《紐約郵報》發表了一篇、實際上是一系列的故事,有關從(前副總統喬∙拜登之子亨特∙拜登的)電腦中修復的硬盤上獲得的重磅新聞。這些大量的、非常重要的報導,看上去出處是眾所周知的。而你遭遇了新聞審查。能否簡要告訴我到底發生了什麼?

阿赫瑪利:簡略地說,我們獲得了我們相信屬於亨特∙拜登的一台筆記本電腦的硬盤,其中包括——你可以想到,硬盤是一個信息寶庫——其它東西先不説,還有很多電子郵件暗示或幫助解釋了為什麼並不是東歐能源市場專家的亨特∙拜登,卻能在一家相當可疑的烏克蘭能源公司布瑞斯瑪(Burisma)的董事會任職並拿到至少每月5萬美元的報酬。看上去他安排了一個布瑞斯瑪公司高管和他父親會面。而他父親當時是美國副總統,是世界上第二有權勢的人,而且在烏克蘭的事務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

所以我們公布了這件事。我們對它的來源非常透明。對我們知道什麼、我們不知道什麼,我們是非常透明的。我們的報導非常謹慎。然後在我們發布的當天早上,我們首先從Facebook的一位傳播總監那裡聽說——這個總監在加入Facebook之前曾為民主黨議員工作過——在事實核查之前,他們將減少這篇報導的傳播數量。這是前所未有的。

因為在那時,對這篇報導的事實依據並沒有任何爭議,現在也沒有。換句話說,拜登競選團隊沒有出來說:「不,那不是我們的筆記本電腦」,或者「這些電子郵件是假的」或類似的話。我們一直在做的是講述我們的故事,根據新聞進行我們的報導。

今天似乎Twitter至少對最初的那篇烏克蘭故事解除了封鎖。現在你可以分享它。你的觀眾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它。你可以在我們的網站www.nypost.com上找到它。觀眾們可以自己去看我們報導的深度和品質。

楊傑凱:是的。在我們做這個採訪前5分鐘我查過,第一篇關於烏克蘭的報導確實已經解禁了。但是第二個故事,就是關於(拜登家族)與中國關係,到現在還沒有解禁。

阿赫瑪利:是的。這恰恰說明這些科技壟斷企業掌握了多少不受限制的權力。我們今天的言論自由在這些平台上面臨生死關頭。如果言論自由真實且重要,那就必須在這些平台上實際存在。然而,它似乎卻受制於硅谷億萬富翁們的意志。

楊傑凱:在這些審查發生後,Twitter CEO傑克∙多西(Jack Dorsey)說,Twitter「溝通不良」。我相信這是他說的要點。隨後,Twitter的法律政策和安全負責人維賈亞·加德(Vijaya Gadde)說,他們需要修改他們在黑客非法獲取材料上的政策。首先,這個新聞中真的有黑客非法獲取的材料嗎?

阿赫瑪利:明確的說:沒有。我想簡單地回顧一下事件經過。某人——再次聲明,我們不確定是否是亨特,我們已經清楚表明了這點——某人把他的筆記本電腦送到了一家筆記本維修店維修。他們沒有去取這台電腦,也沒有支付維修的費用。這個維修工,因此,開始查看電腦上的信息,發現了一些有趣的資料。所以他通知了FBI。但在把電腦交給FBI之前,他做了一份硬盤拷貝。魯迪∙朱利安尼的律師鮑勃∙科斯特洛獲得了這個拷貝。我們從史蒂夫∙班農先生那裡聽說有這麼一個硬盤。最終我們通過Kirovitz博士從朱利安尼先生那裡得到了這個硬盤。這比(《紐約時報》有關)川普稅表故事的來源要透明得多。

但是,有種觀點——說到了哲學上的問題——有種觀點認為記者可報導的唯一故事是那些故事主體想要授權或給予許可的故事。這與新聞的整個精神、你和我所做的事情相悖。有人應該告訴Twitter(《紐約時報》發表)五角大樓文件的事(註:美國國防部對1945—1967年間美國在越南政治軍事捲入評估的祕密報告,1971年該文件由丹尼爾·艾爾斯伯格先後洩漏給《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並刊於頭版,引起公眾廣泛關注,經最高法院判決允許發表);有人應該告訴Twitter 20世紀初出現了專門揭發醜聞的記者。新聞業的要義就是披露有權勢者不希望看到披露的東西。否則你做的就不是新聞。如果他們希望它公布,你所做的就是公共關係。

所以,如果公平應用這個(不允許)未經授權發布的標準,那麼川普的稅表故事也應該被禁止,斯蒂爾檔案——順便說一下,該檔案證明完全是聳人聽聞和虛假的——應該被禁止和封殺。幾週前曝出第一夫人梅拉尼婭電話的故事,也是未經授權的發布,應該被封禁。因此很明顯(Twitter的封殺)這是個偏頗的措施。這些措施只被用於某種類型的故事和某種類型的主題,而對其它故事和主題卻不受約束。

楊傑凱:鑒於我們在Twitter方面至少看到了某種轉變,我記得他們將把帖文附上警告標籤或類似的東西——我也不知道他們到底要如何判定這些貼文,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對吧——我們簡短地討論一下這個問題。有個很大的問題:這些信息——這是我們《大紀元時報》的看法——這種審查、審查公然發生了這個事實,是否它們——無論是Twitter還是Facebook——這次承認它們在這個過程中已經變成了出版商?

阿赫瑪利:我的觀點是,作為一名作家和評論編輯,(我認為)這些公司的行為方式並不像立法者在頒布(《聯邦通信規範法》)第230條款時所想像的那樣。該條款是使它們豁免像《大紀元時報》或《紐約郵報》或福克斯新聞這樣的出版商所面臨責任的法條,其理由是它們有點像公告牌。是的,它們可以審查淫穢和其它類型的極端材料或類似信息。儘管如此,它們即使這樣做,法律也不會把它們當作出版商,而是豁免其責任,比方說,誹謗或詆毀。

但現在很明顯,20世紀90年代制定的法律是對今天的現實是不夠了,因為它們的行為就像出版商。它們偏好某種敘事方式。換句話說,Twitter它不僅審查,而且頗為賣力。如果你打開你的Twitter應用,有一個稱作好像是「發現」或類似的區域。在那裡它們推送自己選擇的故事,並且有明確的編輯偏好。它們發表了來自《華盛頓郵報》「揭穿」我們新聞的文章。順便說一句,該文章包括公然的虛假信息。其「揭穿」文章說,喬∙拜登從來沒有敦促(烏克蘭政府)解僱追究他兒子公司的烏克蘭檢察官,從來沒有敦促解僱他。他當然有,因為我們有喬∙拜登的錄像。他驕傲地說:「是我逼他們幹的,那個檢察官被解僱了。」

但我想說的是,Twitter的行為就像是一個編輯。它的做為像一份報紙、像個出版商。它有一個世界觀。因此,它應該承擔像你們在《大紀元時報》或我們在《紐約郵報》或任何其它出版物所面臨的類似責任。如果他們這樣做才是公平的。

楊傑凱:聯邦通信委員會(FCC)主席艾吉·派伊(Ajit Pai)已經——我不知道這是巧合還是故意——他宣布,他已經提出動議讓FCC解釋230條款,並開始根據該條款制定規則。

阿赫瑪利:這當然很好。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比立法更快。國會已經不再真正立法了。誰也不知道我們是否會看到立法者對230條款進行改革。我們所有的立法其實都是通過行政權力或行政行為進行的。作為一個獨立的行政機構,FCC似乎認為他們有權力對第230條的真正含義或意圖作出權威性的解釋。所以我對這一行動和派伊主席的勇氣表示歡迎。

楊傑凱:最後在我們結束之前,我想在這裡引用你的話。在你昨天寫的專欄文章中,你說:「這就是極權主義在我們這個世紀的面目。」我很想喜歡讀出這整句話,因為它寫得精采極了。我想知道你是否能解釋一下。這是一個嚴重的指控。

阿赫瑪利:當我們想到極權主義的時候,我們會想到20世紀的那些政權——納粹德國、蘇俄、鐵幕,在某種程度上還包括今天的中共政權。它們都是老一套:拔掉你的指甲、把人關進新疆的教育營等等。這些都是存在的。但還有一種更隱蔽、更微妙的極權主義。它不會用在你的指甲下釘釘子、在你的指甲下釘螺絲釘來威脅你,而是利用你喜歡舒坦點兒的特點,威脅你社區、你工作中人們對你的接受程度或者是報紙發表報導的能力。只要有這種微妙的寒蟬效應,可能就足夠了。在西方先進社會,極權主義不一定要採取《1984》中的形式,比如在你臉上踏上靴子的酷刑等等,而是更加微妙。

我給你舉個例子。在這一事件之後,(「政客」(Politico)網站)記者傑克∙謝爾曼(Jake Sherman)——完全是主流媒體記者——發表了一篇可憐的道歉,只因為他的推特帳號轉發了我們的故事。「在分享之前,我應該更仔細地閱讀它。我很抱歉,請原諒我。」這種懺悔彷彿就是一種自我批評會。那麼這向其他記者傳遞了什麼消息呢?這是一種微妙的信號:如果你分享的故事違背了(左派)敘事,你的帳戶可能會被鎖定、你可能不得不懺悔。因此它製造了一個從衆的氣氛,類似於老式的極權主義政權。但它卻不會有血腥、可怕的酷刑手段或古拉格。

楊傑凱:這真的很吸引人。當我看到這個事件,我想到了兩件事。一個是正像你說的那樣,我們看到的是一種被迫懺悔,而逼迫是很隱蔽的。被逼迫的人知道,如果不懺悔的話,你就會被所謂的「取消」或者變成任何人不敢觸碰的東西等等。第二,我在思考香港的國家安全法以及它在香港和其它國家促使自我審查的廣泛影響。這些事件有一些相似之處。坦率地說,我深感不安。

阿赫瑪利:是的,我有同感。所以我們必須非常警惕、勇敢、留神。我們所有相信民主的人都依賴信息自由。

楊傑凱:好,阿赫瑪利,在我們結束訪談之前,你有什麼結語?

阿赫瑪利:我只想感謝你們邀請我,感謝你們關注這個故事。我想再次鼓勵大家,這將是我的最後一句話——它們把這件事當成是某個可疑網站發布的材料——我鼓勵大家去看看nypost.com、看看我們的報導、自己去判斷,不要在你還沒來得及看的時候就被他人塑造了你的認知。記住,《紐約郵報》是由(美國國父)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創辦的。它是我國歷史上最古老的連續出版的報紙。這些機構、這些新的機構、這些硅谷的後起之秀,他們怎麼敢試圖壓制像漢密爾頓創辦的報紙這樣的聲音。

楊傑凱:阿赫瑪利,很高興你能接受訪問。

阿赫瑪利:謝謝你邀請我。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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