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如何反制中共的經濟脅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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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手製造的「H&M事件」,令國際震驚,但這僅是其實施經濟脅迫的手段之一。事實上,迅速躥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共政權,其在經濟層面上對全球之危害,長期被有意無意的嚴重低估了。如何有效應對中共的經濟脅迫,早已成為今日世界面臨的一個巨大的挑戰。這是個大話題,本文僅談兩條。

首先,以普世價值為基礎,準確、深入認識中共政權之特質,此為前提。

眾所周知,我們做出的任何判斷,或明或暗,都包含著一個價值觀前提。中共國經濟和美國經濟、西方經濟乃至發展中國家經濟,都不是同質的。不同質的表現,就是中共國畸形的經濟體制、政策及其經濟結構、經濟後果。國際社會長期忽視了這個問題,直到中國經濟市場地位之爭與中國是否仍是發展中國家之爭爆發,才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中外經濟為什麼不同質呢?根本原因在於中共的意識形態。2013年,網絡上流傳的一份中共內部文件要求「七不講」,即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等「不要講」。其實,這於中國的經濟運行及其秩序有直接關係。中共對中國經濟的控制程度及其性質,遠不是西方經濟學所能解釋的,也遠超出了西方一般民眾的經驗範圍。

基於其獨特的意識形態,經濟只是中共達成其終極目標的基本手段之一,中共早已把經濟「武器化」。大家看到中共經常搞一些損人不利己的事情,例如,中共現在對澳大利亞的經濟制裁,澳洲媒體SBS的一篇評論指出:這種「捨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的報復,比中國傳統的那種兩敗俱傷的戰爭「殺敵一千,自傷八百」更可笑,因為成了「殺敵八百,自傷一千」的自殘,帶給中國的損害更嚴重 。這樣的事情對一個正常國家來說是不可思議的,但卻是中共的常態。因此,對於中共的重大涉外經濟政策,不能單純的做政策分析,一定要結合中共的意識形態去理解。

總之,國際社會反制中共的經濟脅迫,一定要堅持普世價值。因為普世價值不只是構成經濟正常運行的道德基礎,而且,更是中共意識形態的剋星,放棄普世價值只會與中共一起墮落,無法逃出其魔掌。

當今世界早是個地球村了,與中共打交道,用美國川普政府提出的「公平、對等」原則與「不信任 + 核查」方式,才能有效避免被中共鑽空子。

其次,中共是「整體性威脅」,必須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全面反制。

在前不久的阿拉斯加中美高層會談上,中共最高外交官楊潔篪公然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使國際形勢向中美兩極對抗格局快速演變。中共挑戰美國,同時也是挑戰整個西方社會和二戰後建立的國際秩序。對美國、西方而言,對於中共的「整體性威脅」,應該採取「全政府對華戰略」(「全政府」方式,包括國會、州和地方政府、私營部門、民間以及學術界),就經濟領域而言,具體操作有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之分,但須整體貫通,普世價值一以貫之。

所謂宏觀層次,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一是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和完善。WTO改革是一個焦點。其一大挑戰是解決中共鑽WTO空子的問題。國際社會在這方面必須要取得重大突破,否則中共或者分化瓦解,或者死皮賴臉地拖。3月31日,英國國際貿易大臣特拉斯在主持七國集團(G7)貿易部長會議時稱,「現在到了對中國及其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的行為採取強硬態度的時候,同時也要讓WTO現代化。在很多方面,它還停留在20世紀90年代。」特拉斯還稱,「從根本上說,我們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需要贏得爭奪全球貿易靈魂的戰鬥」。區域經濟一體化則是另一個焦點,美國和西方國家應該力推「毒牙條款」——2018年簽署的美墨加貿易協定(USMCA)中的32.10條款規定,協議中的任何一成員國與「非市場經濟國家」達成自由貿易協議,則其它成員國可以在六個月後退出並建立其自己的雙邊貿易協定。這被認為是,可能在全球貿易格局中孤立中共國。

二是對中共國畸形的國家經濟體制、結構、政策,在雙邊交涉中作為重要議題,對中共的經濟脅迫行為進行堅決反擊。貿易、經濟關係是相互依賴的,固然雙方的依賴程度有不同,但中共「政治挂帥」,往往利用這種依賴關係搞經濟脅迫(即使之際實際處於相對弱勢地位),以達到政治目的,對此絕不能縱容。此外,中共也擅長搞經濟滲透和科技竊取,也必須有相應的反制手段,比如強化涉華重大經濟行為的國家安全審查、反竊取與知識產權保護,等等。在這方面,美國川普政府開打的中美貿易戰和中美貿易談判,開創了一個成功的先例。

所謂中觀層次,主要指戰略性技術、產業鏈、行業與新興產業等等層面。違反自由、法治市場經濟原則的國家主導的所謂「中國模式」,是世界經濟的一大危害。中共的「中國製造2025計劃」,引發廣泛反對。當地時間3月31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布長達570頁的《2021年貿易預估報告》,其中關於中國的部分超過30頁。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一份聲明中稱:「中國在經濟和貿易方面採取的國家主導的方式,使其成為創造非經濟產能的『世界頭號違反者』,鋼鐵、鋁和太陽能等多個行業持續嚴重的產能過剩情況就是明證。」而最近的七國集團(G7)貿易部長會議,發表聯合發聲明抵制「有害補貼」,意指中共。

中觀層次反制中共,措施太多,這裡只強調兩點。第一,完善產品國際標準,以此作為全球統一市場之基礎。也就是說,產品標準在質量標準之外,還必須包含環境標準、人權標準等等,以有益於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公正、和諧。明確告知中共,要想不「脫鉤」,就必須遵守產品國際標準。這次「H&M事件」之誘因,就是良好棉花發展協會(Better Cotton Initiative,簡稱BCI)和眾多國際品牌對新疆大規模侵犯人權行為之抵制。

第二,強化戰略性科技、軍民兩用技術、軍事武器裝備、戰略物資等等對華出口管制。原本,1949年美國主導成立了對社會主義政權實行禁運和貿易限制的、不公開對外的、沒有條約的非正式國際組織——巴黎統籌委員,在冷戰結束之後,於1994年3月31日正式宣布解散。它所制定的禁運物品列表後來在1996年5月12日被33個國家簽署的「瓦瑟納爾協定」所繼承(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 on Export Controls for Conventional Arms and Dual-Use Good and Technologies)。但是,「瓦瑟納爾協定」是一個十分鬆散的組織,成員國可參照共同的管制原則和清單自行決定實施出口管制的措施和方式,自行批准本國的出口許可,即所謂的「各國自行處理」原則。這就被中共大鑽空子。現在,漏洞必須補上。(2018年中共《科技日報》盤點了35項「卡脖子」技術&尚未掌控的60餘項項核心技術清單,表明中共在相當多的科技與工業領域還很落後。)

所謂微觀層次,即在涉華企業受到中共侵害或霸凌時,其祖國或相應國家應積極救助。例如,由於中共政權對一些產業、企業的巨額補貼,造成了與之競爭的外國企業需面對「以一家企業對抗一個國家」的處境。比如太陽能產業,中國企業把歐美企業基本上都打垮了,這裡固然有中國企業的自身努力,但中共的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華為在5G、國際電訊設備行業的今日地位,少不了中共政權的明暗支持。

又如,涉華企業遭受的強迫技術轉讓問題,許多企業遭受的網絡盜竊問題,等等,在這些情形下,僅僅一個企業是難與中共較量的,後面必須有母國的支持。對母國支持的需要,遠非傳統貿易衝突中的「雙反」措施(反傾銷和反補貼)所能滿足,而是需要母國制定一個統一的政策,例如像美國當年對抗蘇聯一樣對抗中共。

結語

知名學者程曉農在「經濟全球化的中共陷阱」一文中指出,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的經濟全球化,由於過於偏向生產布局上的一國化,導致「世界工廠」建立在有全球野心的中共專制之下,於是經濟全球化便落入了中共陷阱,中共把經濟全球化當作工具來控制其它國家的政治、經濟。

美國和國際社會必須高度重視這個問題,把經濟全球化的一國布局轉變為多元化布局,從戰略上遏制中共操縱經濟全球化,同時配合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的系統操作,中共的經濟脅迫就難以施其技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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