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斌:「延安整風」中毛澤東是怎樣偽造中共歷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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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偽造歷史,從而美化自己,抹黑和打擊對手,是中共黨內各派進行權力鬥爭的慣用手段,而毛澤東則是精通和濫用這一手段的謊言大師,其編造的謊言範圍之廣數量之多,說謊水平之高,說謊手段之卑鄙,說謊時臉皮之厚,在中共黨內可謂無人能出其右。

毛對中共歷史大規模的系統的偽造始於他一手發動的「延安整風」,並由此形成了統治中共六十餘年的「黨史偽造學派」。

經過多年的經營,到「延安整風」前夕,毛澤東已成功的攫取了中共的實際控制大權,但權欲薰心的毛並不滿足於此,因為此時的他還不是黨的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他夢寐以求、處心竭力要達到的目標是如何進一步擴張自己的權力,確立並鞏固自己在黨內至高無上的獨裁地位。

不過,要實現這個目標並不容易。因為自中共1921年建黨以來,一直受共產國際和蘇共的控制,以王明、博古和張聞天等為代表的以共產國際和蘇共為靠山的所謂「留蘇派」長期占據了黨的最高領導位置,並自居為「正確路線」的代表,在黨內擁有廣泛的影響。因此,毛澤東要進一步擴張自己已經取得的權力,確立並鞏固自己在黨內至高無上的獨裁地位,就必須把以王明、博古和張聞天等為代表的「留蘇派」打成所謂「錯誤路線」的代表,徹底搞臭搞垮,同時把自己樹立為「一貫正確」的代表,用他自己在私下跟王明說的話講,就是要「把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寫成毛澤東個人的歷史」。但事情的難度就在於毛澤東並非「一貫正確」,以王明、博古和張聞天等為代表的「留蘇派」也並非「一貫錯誤」。但這難不倒擅長說謊的毛澤東,他對付這個難題的妙招就是按照自己的政治需要重新改寫中共的歷史。

那麼,在「延安整風」中,毛澤東是怎樣偽造中共歷史的呢?


首先,毛澤東及其手下的御用文人把中共的歷史改寫成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和其他領導人代表的錯誤路線鬥爭的歷史。毛澤東一貫正確,別的領導人則一貫錯誤。用按照毛澤東的旨意起草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的話說,「二十四年來中國革命的實踐證明了,並且還在證明著,毛澤東同志所代表的方向是完全正確的。」而事實上,儘管毛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但直到「遵義會議」他才進入中共的最高決策層,在這之前他並不是中共最高領導層的成員,他在一些問題上雖然與當時的中共領導有分歧,但以他當時在中共黨內的地位和影響還構成不了一條獨立的所謂「路線」。更重要的是,以中共自身的是非標準來衡量,毛決非像他自己吹噓的那樣,是什麼「一貫正確」的代表,相反,在許多問題上,他都犯過錯誤,甚至是很大的錯誤。而其他領導也不像他誣陷的那樣,都是錯誤,沒有功績和正確的方面。

打AB團即是毛澤東在中共歷史上犯下的一個大錯,它開創了將消滅肉體的血腥手段運用於黨內鬥爭的先例。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毛澤東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剛剛建立,隨即便遭到了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挑戰。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威,毛借打所謂AB團為名,親自發動和領導了一場肅清異己的黨內政治運動,不惜採用極端手段鎮壓被他懷疑為異己的黨內同志。這場運動開始後,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僅在特區蘇維埃政府機關就槍殺、逮捕了部長6人,嫌疑犯六七人和25%的工作人員。與此同時,肅反的勢頭又指向主力紅軍。在不到30天內,紅一方面軍有幾十個團長被殺,4000餘名指戰員被抓。有的中共老人回憶說,在當時政治保衛局所在地附近河灘上,屍橫遍地,河上腥紅。老紅軍蕭克則回憶道:「軍政治部告訴我們,你們那裡有AB團,並具體指出幾個人……就憑這一句話,根本沒有別的材料,就把他們抓起來了。提審他們時都不承認,一打,一審,就承認了,還供出十幾個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幾個人抓起,再打,再審,又供出幾十個」。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又接連犯了不少錯誤。其中之一就是兩次在中共黨內和紅軍內部製造分裂,使中共和紅軍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損失。

第一次是1935年6月在阿壩。張國濤領導的川陝蘇區的紅四方面軍和結束了「西征」的紅一、三、五軍團在當地會師時,紅四方面軍的成員共有十多萬人,而紅一、三、五軍團只剩下兩萬來人。當時,毛澤東想吞併紅四方面軍,他指使張聞天在牆報上刊登了一篇指責紅四方面軍領導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文章,引起了紅四方面軍的強烈反映,差一點導致全面分裂。為此,雙方領導和負責幹部在一起開了十來天會,結果毛不得不承認自己犯了錯誤,並把紅軍總政治委員的職務讓給了張國濤。

第二次是1935年9月在毛爾蓋。毛澤東違反中共中央政治局和軍事委員會關於紅一方面軍(一、三、五軍團)和紅四方面軍共同北上的決定,突然命令一、三軍團在夜間祕密離開到那時為止一直和他們在一起的四方面軍,離開駐地,並向北面移動。由於毛澤東的錯誤,部隊起程時既沒有充分的物質保障,也沒有關於雪山和沼澤地帶的氣候、自然和其它方面的必要情報,結果,紅一、三軍團的戰士大批死亡,實力因此受到很大損失,由出發時的一萬七、八千人減少到只剩五千人。


為了把中共的歷史寫成毛澤東個人的歷史,「延安整風」中毛澤東還授意時任他的政治祕書的胡喬木等一班御用文人一手製造了「遵義會議」的神話,宣稱這次會議是決定中國命運的第一個歷史轉折點,糾正了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這完全是對歷史的公然篡改。

真實的情況是,作為長征途中在貴州遵義舉行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只檢討了博古、周恩來、李德在領導長征中的軍事路線錯誤。那時領導中央紅軍長征的是所謂「三人團」(總書記博古、政治局常委周恩來和共產國際代表李德)。會上由博古作關於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政治局常委張聞天作「反報告」,對「三人團」的軍事路線錯誤提出系統批判,並接受會議委託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案》。會上改組了政治局常委,由張聞天取代博古任總書記;經張聞天、王稼祥提議,選舉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取消博古、恩來、李德「三人團」;由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託的在軍事指揮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以毛澤東為周恩來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會後成立的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軍事小組,周恩來任組長。所以,遵義會議既沒有糾正所謂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更沒有確立所謂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


為了給「開展黨內路線鬥爭」、「統一全黨認識」提供「基本武器」,實際是為了證明自己是所謂「正確路線」的唯一代表,從一九四○年冬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毛澤東在胡喬木、王首道的幫助下,親自主持蒐集中共祕密文件,精心挑選了五百一十九篇重要文獻,編成並出版了著名的《六大以來》。

編選《六大以來》時,毛澤東效法斯大林編《聯共黨史》的方式,以己劃線,設定黨內一直存在著兩條路線鬥爭,他自己代表一條正確路線,別的領導人則代表一條錯誤路線。選材的標準,就是證明毛澤東一貫正確,別的領導人一貫錯誤。為此,在編選過程中,毛作了不少手腳。凡是表明他有錯誤的文獻,如反AB團的《前委通告第一號》(毛在文中提出「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根本改造贛西南黨」),給中央的信等,均不收入,但卻收進了《中央政治局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將反AB團和富田事變的責任從他的身上轉移給了當時的中共中央。再有,為了掩蓋他自己的決策錯誤,把西路軍覆滅的責任轉嫁給張國燾,毛澤東導致西路軍覆滅的有關文電,如下令「打通蘇聯通道」的《十月份作戰綱領》,「組成西路軍,創立河西根據地」的《作戰新計劃》,以及西安事變後中央軍委對西路軍的重要指示電,《六大以來》均未收入。

相對於對自身錯誤的掩蓋,毛對所謂「反毛」的 「左」傾中央的錯誤則予以誇大,僅其反對「鄧(小平)、毛(澤東)、謝(維峻)、古(柏)」的文獻,《六大以來》就收進四篇之多。事實上對「鄧、毛、謝、古」的黨內鬥爭,受批判的人只是受到撤職處分,調走做別的工作。如鄧小平被撤銷江西省委宣傳部長職務,不久調任總政治部祕書長,後又出任《紅星報》主編。而毛的反AB團和富田事變,則錯殺了成千上萬紅軍指揮員和戰士。

為表明自己一貫正確,毛還對於收入《六大以來》的自己的文章,作了精心的修改,將一切有礙於自己形象的文字盡情作了刪除。如剔除了表明自己支持1931— 1935 年黨的政治路線的文字,對自己在三十年代前、中期發表的一些文章作了細心的剪裁。毛只選錄了他在1934 年1 月全國第二次蘇維埃大會上的報告《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的一小部分,易名為《我們的經濟政策》和《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對他的收入《六大以來》的《論新階段》一文更是大動手術,只截取了報告中談「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和「獨立自主」的若干節,改名為《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文中原來吹捧「蔣委員長」的文字被大量刪除了,而在這以後,毛則振振有詞的攻擊王明在《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中多次稱呼「蔣委員長」是「右傾投降主義路線」。

在《六大以來》中,一些文件的日期也被毛按照他的政治需要修改了。如《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案》的形成期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但在選入《六大以來》時卻被提前到了三月,藉以說明六屆四中全會的中央一開始就反毛,以此來掩蓋在十一月以前其實他們同毛曾一起聯手批判過另外一個中央領導人項英。


據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回憶,1944年4月1日下午4時,毛澤東私下和他進行了一次涉及「延安整風運動」的談話。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直言不諱的告訴王明他打算怎樣歪曲真相,篡改事實,將王明的功勞居為己有,把自己塑造成中共黨內一貫正確的代表,從而把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寫成他個人的歷史。

毛澤東對王明說:「中國共產黨始終遵循列寧主義。早在中國革命發展的初期,列寧和斯大林就幫助我們解決了一系列的理論問題、制定了政治路線。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便處在共產國際的直接領導下。聯共(布)和蘇聯政府曾給予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以全面的援助。這一切都是歷史事實。」

「可是,如果承認這些事實,那又怎麼能夠把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寫成毛澤東個人的歷史呢?怎麼辦?」毛澤東自問自答:「我決定進行整風運動,不承認列寧、斯大林、共產國際、蘇聯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和中國革命史中的作用。我們可以說,列寧主義不適用於指導中國革命,列寧和斯大林關於關於中國革命的所有意見都是錯誤的,共產國際的意見都是錯誤的,蘇聯沒有援助過中國共產黨,即使有時多少給點援助,那也是不僅無益,而且有害。我們不承認瞿秋白在反對陳獨秀主義中的功勞;相反,我們宣布他的行為是錯誤的。我們不承認你在反對立三路線鬥爭中的功勞;相反,我們認為你的路線比李立三的路線更左。我們不承認你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功勞,而宣布你提出了錯誤的右傾機會主義政策。同時我們會說,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方面始終遵循毛澤東主義。近二十四年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全部成就,都是毛澤東領導的結果;中國共產黨某些領導人在不同時期所犯的多次錯誤,都被毛澤東糾正了。

唉,整風運動進行這麼久了,而我對這些問題的意見,仍然遇到幹部的強烈反對。」

「對於你,是最難辦的。你寫了一本反對立三路線的書。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都通過了反對立三路線的決議。這一切,人們都記得。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的問題,你寫了很多文章、報告及其他文件。你在制定抗日統一戰線政策方面的功勞,不僅在共產國際和兄弟黨中,甚至在國民黨及其他黨派中,都有人知道。這一政策,我們黨過去幾年執行了,現在正在執行,並且要一直執行到抗日戰爭結束。因而一旦有人向幹部說,王明沒有反對過立路線,一旦有人向他們說,王明與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無關或王明堅持錯誤的政策,那麼,幹部是很難接受這一切的。

不過,如果承認六屆四中全會的路線和你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是正確的,那麼,在我們黨二十四年的歷史中,你就占了十五年;這樣毛澤東主義又成了什麼?又怎樣能夠把我們黨的歷史寫成毛澤東個人的歷史呢?

那該怎麼辦呢?

我想出了一個辦法,就是請你把你的功勞讓給我。你同意嗎?」

王明問,「既然你認為這是我的兩大功勞,卻又想讓我把它們『讓』給你,那麼請問:『究竟怎樣讓法呢?』」

毛澤東回答說:「你對反對立路線鬥爭的領導不算數。讓我們認為,反對立三路線的鬥爭是我領導的。我們就說,當時由我擔任政治委員的閩贛蘇區的紅軍,不支持立三路線。所以說,我領導了反對立三路線的鬥爭。」

王明接著又問毛澤東:「那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功勞又怎樣『讓』給你呢?」

毛回答說:「你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功勞,我們同樣不去管他。這項政策,就算是我制定的。今後我們就確定下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開始於1935年12月27日,即我在瓦窯堡幹部會議上作關於統一戰線報告的那一天。」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對中共歷史大規模的系統的偽造並非限於本文所論及的這部分內容,但僅僅這些也足以充分證明他是一個毫無羞恥的政治巨騙。正如深知毛澤東騙子本性的王明所說的那樣,毛澤東在偽造歷史時「既使用『陰謀』手段,也使用『陽謀』手段」,「早就有資格當專門進行各種偽造的的『毛記』著名商行的老闆了。」當年在延安的一些有正義感的中共幹部更是一針見血的指出:「毛澤東是個大政治騙子。他在『整風』過程中所說和所做的一切,就是一場騙局。」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作者提供/責任編輯:李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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