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海斌:一個從囚徒到海員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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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叫梁海斌,目前被關押在澳大利亞移民局拘留中心已經一年多了,而今天我想通過這篇文章向全世界講述一個故事,一個我心中的中國故事。

1986年1月8日,我出生於福建省漳州市平和縣安厚鎮的一個非常貧窮的農村裡,家裡有三個哥哥、兩個姐姐,我兄弟排行老四。1990年的秋天,具體哪一天我記不清楚了,有個阿姨的出現徹底改變了我的命運,這位阿姨就是我後來的養母。

我的養母是一位普通的農村婦女,家裡有兩個女兒,原本是有一個兒子的,只是在孩子三歲的時候不幸因為生病沒能活下來。當時又因為中共的計劃生育政策,我的養母被當地政府抓去強制進行結紮。因此才萌生了抱養一個男孩的決定。在我五歲那年,由於家裡實在太窮了,養不起我,於是我就被養母抱養了,跟著她來到我現在的這個家。

當時年紀小,懵懵懂懂的,也不知道這一分別就是幾十年。由於母親痛失親子,抱養我,從小就對我寄予厚望,希望我長大之後能夠出人頭地,所以從小對我的管教非常嚴格。但是母親和父親都是沒有文化的人,沒有上過學,所以他們的管教方式都是十分粗暴的,除了打還是打。不管我做錯什麼事,都是用打的方式來解決,因為中國有句古話叫做「棍棒底下出孝子」。

這樣愚昧無知的教育方式,從小就在我幼小的心靈留下了無法抹去的創傷。我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慢慢地長大了,到了小學畢業,也從這一刻我的命運從此改變了,因為家裡窮實在供不起我上初中,而母親迫於經濟壓力,就不讓我上學逼著我去雕刻廠當學徒。

我的家鄉是惠安縣崇武鎮,是世界聞名的石雕之鄉。母親想讓我學一門手藝,將來學有所成也好為家裡的經濟分擔一些壓力。那時候的我內心多麼的渴望能走進校園,可是現實就是那麼的殘酷,我那時天真的以為中共說的9年義務教育是政府的義務,可是我怎麼也想不通既然是政府的責任和義務為何還會有那麼多像我一樣因為家裡窮而上不起學的呢?

那時的我除了認命沒有別的辦法,而當時我正好處於叛逆期,從小在母親的棍棒教育之下我實在受夠了,我內心不斷的在抗爭。母親逼著我去做我不願做的事我就不能讓她如願,我內心想要擺脫這種束縛。所以我當學徒的時候就沒有好好學,師傅經常跟母親說我不聽話不認真學,每次都免不了一頓棍棒伺候。

14歲那年的夏天我被母親打了一頓以後,我對這個充滿暴力的家產生了一種發自內心的厭惡,所以我離家出走了。

命運的轉折點也就從這一刻開始了,由於沒有一技之長,沒得吃沒得住。我遇見了同村的髮小,他和另外兩個同學也是因為家裡窮上不起學,小小年紀就在社會上流浪。那天晚上我們四個人一起叫了兩輛摩的,等到了目的地我們下車後就不給摩的師傅車費,還用恐嚇的方式告訴摩的師傅讓他們給我們錢,想不到摩的師傅就乖乖的把錢給我們了。

我們早早的輟學,根本不懂這些的行為已經構成了犯罪,因為我們都是不折不扣的法盲,因為錢來得太容易了,我們以同樣的方式坐車不給錢還恐嚇摩的師傅,多次向那些辛勤付出勞動賺取血汗錢的摩的師傅伸出罪惡的手。法網恢恢,終於在2002年的10月我們落網了。我髮小被判8年,我判6年,另外兩個年紀更小分別被判3年和2年緩刑,那時我們都是未成年,最大的15歲最小的14歲。就這樣我在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開始服刑。

也是在監獄裡我才開始懂得了什麼是法律,但我也懂得了一個道理,在中國法律是多麼的黑暗,中國的法律就是用來對付老百姓的。了解法律之後我對我所犯下的罪行感到非常的可恥和悔恨,因為靠著不勞而獲的行為把別人辛苦付出的報酬以恐嚇的手段變成我們的。對那些曾經被我傷害的摩的師傅我深感愧疚,也讓我內心時刻的受到良心的譴責,那時候我學會了換位思考,站在被害人的立場去感受他們當時的感受。所以在監獄裡我認真學習法律知識,真心悔過。勵志刑滿釋放後能夠重新做人再也不做違背道德和法律的事。

這裡我想說說之前為何我會說中國的法律黑暗和中國法律是個笑話。因為當我真正了解法律以後,我才知道原來我當初犯下的罪行的確構成了犯罪,但是不構成搶劫罪,嚴格意義上是敲詐勒索罪,兩者之間量刑有很大的區別。這裡我不是為我過往所犯下的罪過辯解,而是當時在監獄裡我想要申訴,但是被監獄裡面的民警殘暴的對待,獄警說申訴可以,但是前提你必須認罪,這樣的邏輯未免太可笑了吧。因此我和獄警頂嘴了,結果被一頓暴打,把我關禁閉,每天只給我吃一頓飯根本吃不飽,禁閉結束後就時不時以我沒有完成獄警下達的勞動任務來刁難我,對我進行體罰,而我進行反抗卻被獄警以很嚴厲的處罰方式對待,那就是給我進行警告處分和記大過處分。

在監獄裡我身心受到了常人無法想像的折磨,最後我又再一次認命了,胳膊擰不過大腿,最後還是在獄警的威逼利誘之下我選擇了認命,因為民警告訴我如果我繼續申訴不認罪,不僅無法減刑,還會被認定成抗拒改造,嚴重的話會被加刑。

所以我開始每天接受強迫勞動,過著那種「起得比雞早,睡得比狗晚,吃得比豬差,幹得比牛多」的囚犯生活。因為我心裡知道沒有什麼比自由可貴,所有我每天埋頭苦幹最終獲得減刑一年。我於2007年10月份刑滿釋放。

經過這次牢獄之災,我了解了很多法律知識,我更加堅定的想要做一個守法公民。然而更加殘酷的打擊還在後面,當我出獄之後再次走進社會的時候我發現我的思想依然是無知愚昧的,因為我把當今的中國想得在共產黨統治下一定是和諧社會,到處充滿著愛心和同情心。

然而當我再次走進社會的時候,我每次找工作都是磨難重重,因為整個社會充滿著歧視。更多的是對刑滿釋放人員的一種瞧不起,同時也包括我的家人,因為我的家人也一樣無法包容我和接受我,因為他們始終認為我的犯罪給他們臉上蒙羞。甚至是左鄰右舍發生任何事,比如家裡東西被偷或者社會上發聲什麼刑事案件我們這些曾經犯過罪的人都會首先被作為懷疑對象,這對我的打擊實在太大了,在我一次又一次碰壁,一次又一次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我逼不得已,我又再一次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第二次犯罪我是知法懂法的情況下再次犯罪,很多人會說我這是罪有應得,就是找不到工作你也可以去撿破爛至少自食其力。是的我可以那樣做,但是我已經20齣頭了,沒有一技之長,家裡天天逼著我賺錢,社會又無法接納我們,我們連生存都是問題。有時候真的覺得活著太難了,在受到無處嘲笑和打擊後我被逼無奈下我成為了一名可恥的小偷,我再次入獄因為我是累犯所以被重判了四年四個月,我又再次進入監獄。

有了上一次的服刑經驗,我知道在監獄裡如果不順從受到的一定是更加嚴厲的處罰,所以我也就安心接受法律的制裁,因為我犯罪了,不管是不是被逼無奈,既然犯罪那就應該接受法律的制裁。

正是因為第二次入獄徹底改變了我,一個值得我用盡生命去奮鬥和努力的種子悄悄的在我心裡生根發芽了,那就自由與民主!

在我第二次入獄前我對政治這個東西一點都不了解,以為政府永遠都是對的,第二次在監獄被強迫著每天晚上7點準時看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也因此我才終於明白了為什麼我這一生會犯兩次罪?因為我們生長在一個政府充滿謊言,充滿腐敗,殘暴不仁的國家。

每天看著新聞聯播裡充滿社會正能量的報導,不知道的人都以為中國人民過得非常幸福,然而這一切都是假的。因為從大環境來說我不可能了解得面面俱到,就從我服刑的監獄來說,監獄裡始終充滿著暴力,民警對服刑人員可以動不動就打罵,侮辱,體罰,服刑人員如果敢有一絲反抗,你就會被認定為抗拒改造,嚴重要加刑,最輕也得扣分,不管哪一樣都直接影響到服刑人員的刑期,所以大部分人都只能選擇默默忍受。

在監獄裡我也看清楚了中國官場的官僚主義有多麼的讓人噁心,中國的監獄並不是用來教育和改造服刑人員的,準確的來形容中國的監獄就是一座中國政府利用服刑人員給他們創收的人間地獄。服刑人員每天都會安排一大堆很重的工作任務,如果沒有按時完成任務,晚上還要受到民警的體罰,拳打腳踢那是家常便飯。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子做呢?因為監獄裡每個中隊生產所創造的效益和民警的獎金直接掛鉤,所以監獄警察就會利用任何手段逼迫服刑人員去完成生產任務。記得有個監獄長名字叫做陳文科,這也是一個貪得無厭的貪官,可以說中國是無官不貪。這個監獄長為了刺激服刑人員的勞動積極性,就在監獄裡進行勞動競賽,每個月評選出生產效益最好的中隊進行獎勵,而獎勵就是監獄殺一頭豬給第一名的中隊服刑人員加餐。說得好聽,因為監獄裡的伙食我之前就已經說過了吃得比豬差。

也正是因為這些競爭監獄民警就會更加殘酷的逼迫服刑人員每天做更多工作,到了每個月評比成績公布出來的時候,監獄長就會弄一個所謂的「授豬」儀式。還要鋪紅地毯,然後由服刑人員組建的樂隊吹著一首叫做(走向復興)的歌,獄警和全體服刑人員鼓掌歡迎領導,監獄那些領導每個月都在享受著猶如中央7大常委出席會議的派頭勁。

看著這些貪官真的給人有種作嘔的感覺。不過老天爺還是有眼睛的,每個做惡的人最後都不會有好下場。那個監獄長和那些貪污腐敗的警察很多最後都成為了跟我一樣的服刑人員,真的是大快人心,但是也是中共官員體制內的一種極大的諷刺,據說那個陳文科監獄長因為貪污腐敗最後死在監獄了,我在想一個那麼年輕的監獄長怎麼關進監獄沒多久就死了呢?又或者是裡面牽涉著整個司法系統的醜惡一面,怕拔出蘿蔔帶出泥呢?這點我沒處查證。

也正是因為第二次的牢獄之災我徹底認清了中國(共),認清了中國(共)政府。法律在中國沒有所謂的公信力,更不可能人人平等,所以我每天就是在痛苦的煎熬中度過我的刑期,我2014年再次刑滿釋放了。但是我告訴自己不管再難一定不能去犯罪,這個政府的腐敗和法律的黑暗,導致我第一次犯罪,而第二次還是因為這個政府不負責任沒有相關的法律去幫助我們這些刑滿釋放的人員更好的融入社會,同時也是因為這個社會太多的歧視和冷漠。

所以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為我們這個國家的政府太邪惡了,它用它邪惡的思想對民眾進行洗腦,禁錮了人民的思想,讓人民處在一種被蒙蔽的狀態,所以很多人也就無法明辨是非。所以我出獄後我要用我的行動去證明和揭開中共那幅虛偽又無恥的面紗。

我要讓世人知道犯罪是一件可恥的事,但是真心改過了依然可以堂堂正正做人。

像中共這樣的流氓政府,從建立政權之前到建立政權之後,一直在不斷犯罪,而且從來不肯承認(它們)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種種罪行,即使有民眾指出它們的錯誤,它們不僅不悔改反而利用手中的權利對人民進行慘無人道的鎮壓和屠殺,這樣的犯罪才是可恥的,才是不可原諒的。我這裡會用它們這兩個字而不是用他們,是因為在我心裡認為他們不配用人的稱呼。

出獄後我去找工作依然是處處碰壁,因為我的犯罪經歷,而很多企業都需要無犯罪證明。這不等於再次把我的路堵死了嗎?所以我只能私自刻了一個公安局的公章為我自己開一份無犯罪證明。正是這張自己開的無犯罪證明我找到了一家海員培訓機構,經過了四個月的培訓我拿到了職業資格證書,我成為了一名國際遠洋船上的水手。

我背上了行囊,也背負著一身的債務,第一次走出了國門。因為為了培訓海員不僅花光了所有錢和借了不少,同時也因為我結婚了費用都是借來的。

如今回想起來我還是會很興奮,第一次離開中國,我跟隨我的船到世界各地去拉貨,去了很多國家,新西蘭,法國,德國,英國,西班牙,荷蘭,意大利,日本,澳大利亞,以及南美的巴西和阿根廷。第一次走出國門,我看見了一個不一樣的世界,因為在中國民眾所知道的國外大部分是戰亂,又或者是反華的,是中國的敵人。而我所去的每一個國家給我的感覺都是特別的好,民眾也特別的純樸和善良,而不像是中共一直給我們宣傳的中國強大了,中國人走出去可以昂首挺胸了。

我和幾十個國家的民眾接觸過,也接觸過公務員和警察,軍人,他們完全沒有像中共宣傳的那麼壞。記得非常清楚,在我航海生涯中我曾經在國外受到過4次日本人的幫助,這裡我不詳細說明。但是從小到大中共給我們灌輸的思想就是日本是世界上最壞的,美國也是,總是企圖分裂中國。中共總是給我們灌輸一種仇恨思想,從來不提及那些曾經幫助過中國和中國人民的西方國家。

當我走出國門我才真正的發現原來中國政府病得不輕,它們把仇恨強加到每個中國人身上,去了那麼多國家我親身感受到了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國家是多麼地幸福,人的身心是多麼地放鬆和自由,因為那裡沒有壓迫,沒有剝削,每個人都可以有尊嚴的活著,政府能夠傾聽民眾的民意。那時的我就對這樣的社會制度充滿著期待和嚮往,因為身為一名中國人我清楚地知道每一個人都需要思想的解放,而中國這個世界人口第一大國才是真正需要解放人民思想,走向民主的國家。

所以我在船上辛苦地工作,敬業愛崗,任勞任怨。努力地去做好我的工作,然而事與願違。因為像我們這些辛苦工作得到的勞動報酬和我們辛勤的付出不成正比,後來我才發現原來這是一種剝削,直到今日中國船員被剝削的命運一直存在,因為我發現船上有兩份合同,在上船之前公司會讓每個船員簽署一份合同,上面清楚地寫著我的收入是多少,然而上船之後我們又會再次被要求籤署一份英文版的合同。中國任何船務公司都一樣的做法,包括國企。

由於我不懂英語,直到在船上工作了七個月後,我無意間用翻譯軟件把英文合同翻譯過來,結果我發現原來我的工資是比我簽署的合同高出兩倍。於是我憤怒了,我才了解到原來那份英文版的合同的工資是我們真實的工資。

為什麼會有兩份合同呢,後來我通過多方了解終於弄清楚了,原來那份合同是為了應付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的檢查(ITF),來達到欺騙國際社會的見不得人的醜惡勾當。於是我不顧同事的勸阻,毅然選擇用法律的途徑去維護我的合法權益。

同事告訴我不能告,如果我告了回國之後會被以泄露國家機密抓起來。25年前曾經就有十幾個中國船員這樣被抓起來,這是ITF檢查官告訴我的。還有我的家人也會受到打擊報復,但是我依然不選擇妥協,我在巴西跑去中國駐里約熱內盧總領事館尋求幫助,那裡有個叫做魏興文的外交官接待了我,在他的幫助下我和巴西的ITF檢查官取得了聯繫。但是我也從我們的郵件往來得知我所遭遇的一切剝削不公平的對待都是中國政府造成的,因為在郵件裡檢查官明確地告訴魏興文領事,如果中國政府不允許自由獨立的工會存在,那麼中國海員的權利永遠得不到保障。

最後在檢查官的幫助下我成功拿回了應該得到的報酬,而我也從此走上了一條幫助所有受到壓榨和剝削的海員的維權之路。從那以後我就勇敢地站出來替海員和公司進行抗爭,更準確的是在和共產黨這個充滿剝削和壓榨的社會制度抗爭。

2020年四月份我第一次學會了翻牆,那時候我在伊朗的一個港口,船上有個緬甸同事教會我怎麼翻牆,而那時正好是中國第一次也是最先爆發新冠肺炎的時候,而我通過翻牆從很多新聞中看到了武漢百姓正在遭受著一場史無前例的痛苦和災難,在病毒來臨的時候中共政府不是想著怎麼去救治那些被感染的患者,而是採用更加殘暴更加不人道的嚴厲管控手段去封鎖武漢這座城市,我看到了老百姓家門被政府用電焊死死地焊死,我看到那些因為感染而得不到救治只能等死的同胞,他們發出最後一絲聲音向外界求助的那種絕望的眼神深深的牽動著我的心。

中國(共)政府在幹嘛呢?在忙著推卸責任,忙著把這次病毒爆發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同時又在忙著向全世界宣傳中共的抗疫成功經驗,全然不顧民眾的死活,甚至那些因為感染了肺炎而死亡,其中也包括那些被封死在家裡的人。他們因為中共政府的不負責任死了,可是死了居然連一個數字都算不上。

我徹底的憤怒了,我的淚水忍不住,為什麼我的國家的政府是如此的殘酷如此毫無人性?所以我開始在微信和推特上公開發表帖子,批評中國(共)政府,同時也發表了我對中國這個社會體制的看法和見解,我的微信因為這些被永久關閉。我也才發現在中國有很多人因為言論而獲罪,被政府扣上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我無法理解,批評政府怎麼就成了犯罪呢?

政府貪污腐敗凌駕無法律之上,政府無視人權無視生命,批評政府是為了讓政府認識到錯誤而更好的去改正,如果政府能夠認識到錯誤而改變政策那麼會有無數民眾可以避免受到傷害,難道這樣也是一種犯罪的話,那就說明一個國家沒有言論自由,一個國家只能聽到一種聲音,只能聽到歌頌共產黨好,這樣的國家不是國家,這樣的國家是人間地獄。

所以我更加下定決心要糾正政府的錯誤,讓政府重視人權,也因此我受到中共政府的威脅。我不得已只能在2020年7月份緊急逃出中國,由於我是海員出國手續比較方便,我跟隨我的船來到澳大利亞裝貨,我主動聯繫澳大利亞邊境保護局的工作人員,我因為害怕中共政府的迫害所以我需要在澳大利亞尋求庇護,我沒想到就因為我是「坐船」來的,澳大利亞移民局告訴我,我無法申請保護簽證,因為我是「坐船」來的,除非移民部長進行干預取消我的限制,但是這樣的機會幾乎是零。

不知不覺我已經在澳大利亞拘留中心關押了一年多了。我想重點說說在拘留中心這一年多我內心所發生的變化,首先我感謝澳洲政府在拘留中心給我提供吃住,我來到澳大利亞給澳洲添麻煩了,非常感謝澳大利亞政府能暫時給我一個安身之所,但是我也得吐槽兩句澳洲政府,你們的難民保護政策,尤其是這種無限期的關押確實給我們這些尋求庇護者的身心帶來了巨大的傷害。

如今我站在澳大利亞政府的立場認真的替你們考慮,我突然很理解澳大利亞政府的難處,因為大量的難民湧入澳洲,還有也滋長了一些人口走私犯罪的歪風邪氣,給澳洲經濟帶去了負擔,因為我們在拘留中心的生活對於澳洲政府是一筆不小的財政支出。

在這一年多我兩次接受大紀元的採訪,同時也接受台灣自媒體八囧的專訪,因此中共政府的公安局對我就更加地痛恨,他們拿我的家人孩子威脅我,讓我閉嘴。我絕對不會妥協,如果我妥協了不敢繼續發聲,那中國14億人民還要繼續承受中國(共)政府獨裁暴政給他們帶去的傷害,為了我個人的安危和14億同胞相比我輕如鴻毛。

今天我做了一個這輩子最最重要的決定,我突然不想要逃避了,與其這樣苟延殘喘地活著,不如勇敢地站出來,勇敢地去面對中共政府邪惡的挑戰。我與其這樣沒有期限地等待一個未知的結果,那我還不如選擇回到中國去接受中共的迫害和監禁,我做出這樣的決定也想告訴澳洲政府,是因為我站在政府的立場理解澳大利亞政府,並不是我不需要保護,如果我寫這封信能夠引起澳大利亞政府的重視,懇請澳大利亞政府也理解一下那些和我一樣迫切需要保護的難民。給他們一個能夠重新開始生活的權利和一個能夠有尊嚴的活下去的勇氣。

如果我的犧牲能夠換來澳洲政府重視難民的政策,給那些真正需要保護的人一個活下去的機會,那對我來說絕對值得,我願意立刻馬上回到中國這座世界上最大的地獄去承受我該承擔的使命。

中國太需要民主了,中國人民太需要自由和人權了,自由和民主是一種思想的解放,中國人民被共產黨那句「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給徹底的禁錮了思想,思想被禁錮了得不到解放就無法明辨是非。恰恰相反,如果走向自由和民主的中國,如果沒有共產黨的中國,那中國依然還是中國,中國人民會過得更加幸福,中國人民才能有尊嚴堂堂正正地大聲向全世界說出我是中國人,而如今我身為一個被中國共產黨統治的人,連說話的權利都沒有,連我想穿什麼衣服的權利都沒有,因為穿政府不喜歡的衣服也會被抓起來,生活在一個這樣暗無天日的國家成為共產黨統治下的奴隸是我的恥辱。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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