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尋求制裁中共的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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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來,針對中共在香港實施國安法,徹底撕毀「一國兩制」的承諾,並大肆鎮壓香港民主派力量;針對中共在西藏和新疆針對藏人和維吾爾族人進行的殘酷鎮壓和種族滅絕行為;針對中共持續在國內打壓異議人士等等嚴重迫害人權的行為,美國等西方國家擬定並實施了各種制裁措施。這些制裁措施當然有助於壓制中共的倒行逆施,但我們也必須客觀地指出,到目前為止,西方國家的制裁基本上以限制中共高級官員的入境和旅行自由,以及與他們相關的盈利行為為主,這樣的制裁對於那些本來就沒有打算到西方國家旅行的中共高級官員來說,實際威嚇作用並不大;至於經濟上的損失,對那些可以在中國國內肆無忌憚地貪污國有財產的官員來說,也是九牛一毛。總體來看,以上這些制裁還沒有達到真正打擊中共侵犯人權行為的目的。因此,尋找新的、更有力的制裁方式,是國際社會抵制中共的聯合行動中必須去思考的緊迫問題。

我認為,中共早就已經不是一個以意識形態為凝聚力的理念型政黨,能夠維繫這個統治集團的唯一力量就是財富。中共官員最在乎的,是他們在任內能夠斂聚多少財產,以及更重要的,如何能夠保護他們的這些財產,也就是既得利益。因此,最有力的制裁方式,應當從侵犯人權的中共官員的財產入手。

中國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科所前所長賈康曾經在2019年8月3日轉發過一則訊息,稱瑞士銀行在2019年4月17日公布的資料顯示,有上百位中國人在瑞銀的存款高達7.8兆人民幣,平均每人存款780億人民幣。我們當然沒有證據確定這些巨額財富的擁有者是哪些具體個人,但他們中大多為中共貪官顯然是合理的猜測。而維基解密披露的訊息,可以作為進一步的佐證。根據維基解密的報告,中共高官在瑞銀大約有五千個帳戶,其中將近百分之七十是中央級的官員擁有。我認為,這筆中共高官在海外的巨額存款,就應當成為西方國家制裁中國的新的選項之一。

我們知道,瑞士聯邦稅務管理局(FTA)依照《信息自動交換條例》,今年已經與96個國家交換了財務帳戶資訊,並已經向締約國提供了約330萬個銀行帳戶的財務資訊。作為交換,條約成員國也向瑞士提供了約210萬個銀行帳戶的財務數據。這個《信息自動交換條例》是一個全球性標準框架,中國在2017年就已經加入了瑞士的銀行帳戶財務訊息共享框架。中國當初加入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對澳門的賭場進行監管,掌握中國的權貴集團利用澳門賭場洗錢的管道,最終的目的當然還是用於黨內鬥爭。但鑒於中國已經是這個框架的成員國就應當履行相關的義務,因此如何通過西方國家的合作,通過類似瑞士銀行這樣的信息交換框架系統掌握中共高官在海外的財產狀況,並在合適的時機公布出來,甚至凍結與人權侵犯行為相關的中共官員的海外資產,就是更加有力的制裁手段。那些視錢如命的中共官員,考慮到自己的海外財產的安全,必會有所顧忌。這比限制他們到西方國家旅行,更會震懾到他們。

此外,中國老百姓雖然迫於當局強大的國家機器而不敢反抗,但是,當越來越多的中共高官的海外巨額財產被公布出來;當這樣的真相讓越來越多的人知道,老百姓心中的不滿即使不敢表達出來,也一定會在心中逐漸積累,積累到一定時刻,就會轉化為推動中國變局的力量。因此我認為,西方國家在未來的制裁清單中,應當認真考慮這個選項。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自由亞洲/責任編輯:李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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