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屁眼屎打耳光 鬥地主極端侮辱人格

作者: 譚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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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時間2022年01月08日訊】按:鬥地主一般先訴苦,然後再鬥。那時認為對一個人的最大侮辱是「摸屁眼屎」——把下身摸一把然後打他一耳光。在當時當地,在那個貧窮的山鄉,這種侮辱就被認為是頂點了。所以對地主也用了這種手法。那個時候鬥人的人有無上的權威——因是代表共產黨來鎮壓的,所以無論怎麼做都不過分。

講述人:張先痴(1950年土改工作隊成員,1934年生)

我讀高中的時候,受我酷愛的文學作品的影響,成為一個比較激進的學生,像絕大多數舊社會的青年學生一樣,反對黑暗嚮往光明。1950年6月,參軍半年後我在軍政大學參加了青年團,並一直擔任了好幾年的團支部副書記。

土改時我在西南軍區土改工作團,我們這支小分隊由戰旗文工團、西南軍區警衛團等幾個單位的幹部和戰士組成,工作隊的隊長叫武覺(音)。我們最初在重慶嘉陵新村——那是西南軍區招待所——在那兒集中起來學習土改政策,由西南軍區政治部主任王新庭(音)來給我們作報告。當時的口號是「秀才三年一考,土改千載難逢」,這就是說,土改對我們這些知識份子,是一個很好的改造機會。

我共參加了兩期土改,第一期是在四川省合江縣先市區,村子我記不起來了,是在一個山裡面,第二期在四川省敘永縣。這兩個地方都緊靠貴州的赤水縣,當地老百姓趕場就要到赤水去。

唉呀,我去的那幾個村都是最窮的地方,窮到什麼地步?村子裡,要找一個富農都難,有個中農就了不起了。但還是要劃地主。我們到地主家收浮財,看到那些所謂的「地主」可憐得很,衣服破破爛爛,家徒四壁,根本說不上是有錢人。現在想起來,那時劃出的一些地主實在可憐得很。

土改分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宣傳、教育、發動窮人訴苦——也就是挑撥離間。第二階段清理、劃分成分。第三階段分浮財、分土地。第四階段成立基層組織。

其實農民對地主不是像共產黨宣傳的那樣仇恨萬分,有很多農民當面鬥了地主,私下又去給他們道歉。我們工作組就要去煽動農民,先集中起來訴苦。有個歌叫「乾人歌」,據說是個民間的歌,主要是述說生活苦難,以前我還把歌詞抄下來,現在忘了,記得有什麼:「正月是新年哪,乾人要過年哪……沒得錢買鹽哪……」我們就用這個歌來讓農民想到在過去——中共建政之前——那所謂的「萬惡的舊社會」裡受的苦難,以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歌唱起來很悲慘,唱得那些貧下中農都哭。

鬥地主一般先訴苦,然後再鬥。那時認為對一個人的最大侮辱是「摸屁眼屎」——把下身摸一把然後打他一耳光。在當時當地,在那個貧窮的山鄉,這種侮辱就被認為是頂點了。所以對地主也用了這種手法。

為了發動群眾,還要殺人。

當地有個地主叫賈欲雄(音),那個地方姓賈的比較多。區委書記是個南下幹部,大概是個江浙人。那一天他去了之後為了打地主的威風就要殺人,那天要槍斃哪幾個我記不清了,但是其中沒有賈欲雄。在會上,區委書記說了一句:「賈欲雄,到了這個地方你還要強辯?!」「強辯」就是辯解,不聽話的意思。民兵聽錯了,把那個江浙話「強辯」聽成「槍斃」。書記話音一落,民兵把賈欲雄拖起就往那個預定的場所(即刑場)跑,那只有50到100米遠。後面的人覺得不對勁,喊:「轉(回)來,轉(回)來!」那些民兵哪裡想到什麼轉來不轉來,一槍就把賈欲雄打死了。

那時連判決書之類的東西都沒有,假如有個法律程序,就是走走過場,賈欲雄也不會被冤殺。當時我就想,殺個人怎麼這麼草率?

印象最深的是那次殺一個土匪,他叫張國華,同西藏軍區司令員一模一樣的名字。我為什麼印象這麼深,因為那次是我當的審判長,我去宣判的。當時我才十多歲,看起來都不像。我看我兒子十五、六歲那個樣子,好笑。我去當審判長是上級指定我去,我不認識這個人,對他一無所知。上級給我送個判決書來,讓我在這兒把他槍斃了就完了。

我們那是山區,要找一個像樣的壩子都難,記得我們是在一個窪地裡開的會。張國華被押來,所有的人都不認識他,但是,也得找幾個「苦主」來訴說他搶劫的事。其實一看他那個樣子,十分普通,個子也不高,簡直不像土匪。我一讀完「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他馬上給我跪倒,說:「放我一條生路,我還有一個老母親。」

我們當時沒得一點惻隱之心,而且,有惻隱之心也不行。我們西南軍區土改工作團裡有一個女娃娃,她比我也只大兩、三歲,她家裡也是地主。她看到把地主整成那個樣子,悄悄地哭。我們內部過不了多久就要整頓一次,整風呀,工作人員集中起來總結。那次總結時,就把那個女娃當場開除軍籍,罪名是同情地主。所以說,對我們內部,也要殺雞嚇猴,起警示作用。當時我們並沒有覺得這樣做有啥不對,是嘛,對地主你哭啥子呢?地主這麼壞。

我喊:「拖下去!」剛喊完,他態度立馬就變了,沒得希望之後,他非常勇敢地站起來。

我們原先準備把他押到一個預定的地點槍斃,路上,有一個兩米寬的空地,在兩個田埂的中間。他看到這個地方,覺得這個地方好,就要求就在這兒打。他跪下去,喊行刑者開槍。那個執行的人是個「二桿子」(即不務正業、有些痞氣)的農民,這些人在土改鬥地主時都是最積極的人。他把子彈在鞋底下磨,彈頭有了毛剌,打進腦殼就要炸,他要以此來表現他的鬥爭性。我們同意了張國華的要求,他被打死在他看中的那個地方。

在兩期土改中,我只有這次參與殺人,而且是當審判長,好笑。

土改期間,有些地主遭整得受不了,自殺的不少,但我們那個村好像沒得地主自殺,那些人一個個看上去都像叫花子(乞丐)。我們到一些地主家抄家時看到,全家沒有一件值錢的東西,一件破蚊帳到處都是補丁。浮財,根本找不到。

還有所謂的反革命集團,也遭殺。有一次,上面說,有一個反革命集團,我們那個村的一個積極份子也是這個反革命集團的成員。上面佈置下來,我去找他談話,要他坦白交待。這個老幾(人)回去就上吊自殺了。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天天剛濛濛亮,他的老母親衝進我們工作組住的那個院壩裡來,一衝進來就呼天搶地地大哭,像發瘋一樣。那次對我的震驚很大。我記不起他的名字了,現在想起來他是絕對的老實農民,老實得難以想像,這種農民也說他參加了反革命。

我還做了一件缺德事。有一次鬥地主,開大會,把那一帶的地主富農都押來,捆起來跪一壩,要他們接受農民的教育,農會的主席要講話。我們工作組的每個人都配有一支槍,我有一支二十響的駁殼槍。有一個地主,不,是個富農,姓賴,留個山羊鬍子,他動了幾下,我用駁殼槍在他額頭上戳,說:「你不規矩你看我今天收拾你!」敲了幾下血就從他頭上流下來。我想,馬上要進會場了,血流起不大好。他頭上圍得有帕子,四川農民以前都是圍帕子。我把他的帕子蓋住他的傷口,然後一推他的頭,說:「你老實一點。」

我後來挨冤枉,被共產黨整得很慘時,反省自己的錯誤:人家是個老人,又沒有傷害我,又沒有觸犯什麼,只不過動了幾下,或者那個姿勢我看不順眼,真的沒有什麼。我一個十幾歲的娃兒,拿槍在他頭上敲打,他怕不怕?萬一走火不就是把他打死了?我覺得自己很惡劣,像個……像個……簡直沒得人性,只因看不順眼,就下手。那個時候自己認為自己有無上的權威——我就是代表共產黨來鎮壓你們這些壞人的,所以無論怎麼做都不過分。

不過,我們當時搞土改還算比較文明的——比在解放戰爭時期文明。我在部隊裡有個很要好的朋友,叫王箭元,河北人。他私下悄悄對我說,在解放區鬥地主時,設一個「望蔣臺」。把地主吊起來升到旗桿上,然後問地主:「看到蔣介石沒有?」地主說「看到」或「沒看到」結果都一樣,一刀把繩子砍斷,地主從旗桿上栽下來摔死。他還說,奶娃娃——沒滿週歲的奶娃娃——就提著腳在石頭上摔死。解放戰爭時期就是這樣整的。我們搞土改時全國已經解放——所謂「解放」,上面控制得很嚴,但是仍然發生很多地主受不了,被迫自殺。

很多地主省吃儉用,吃苦耐勞,勤勞一生積累的財產一夜間全部被奪光,絕望了,因這種情況自殺的也不少。

清匪反霸比土改還血腥,抓到土匪就把頭割下來,高高吊起,讓趕場的農民看。

你問現在怎麼看中共的土改?

我想,首先,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就算地主對農民有剝削、有壓榨,這也是幾千年積累下來的制度上的毛病。1949年共產黨掌權一統天下之後,讓一代地主來償還他們祖輩的債,這是很不公平的。其次,據我所知,中國的地主在沒有發展到相當規模之前,都是非常勤勞,生活非常節儉的。坐享其成就當地主,中國的傳統道德都不允許。因此,這些地主,勤勞苦幹,捨不得吃捨不得穿,慢慢掙一點田土。土改時我去那些地主家,發現他們生活寒酸得很,可憐得很,啥子地主嘛。

還有,在舊社會,一個地主對農民的殘暴一定是有限的,絕不會像共產黨的權力一樣無止境。為什麼?因為當時的輿論,還有傳統道德對這些地主是有約束的。另外還有一些民間組織也可以制約地主,平衡一些社會矛盾。例如,如果一個地主的雇工是哥老會成員,地主對雇工刻薄了,哥老會的大爺、二爺會出面來譴責他。如果一個地主做得過分,其他地主也要指責他。遇到災荒年,地主都要減租,這已經成為不成法的規則。真正吃不起飯的時候,地主都要施捨糧食,很慷慨的,不是像共產黨宣傳的那麼殘酷無情,不是那種情況呀。如果真是像共產黨所說的那樣,社會早就無法維持了。退一萬步說,農民真正沒法生活了,他還可以離鄉背井出去逃荒嘛。只有在共產黨統治下,逃荒都不行,那是「盲流」,要受處理。

此外,以前遇到社會不公,還有發泄的渠道,也還有人敢於出來主持正義,新聞界呀、知識界呀也還有良心,現在同「舊社會」根本無法相比。這幾十年共產黨徹底摧毀了以前的一切人文基礎,一切都是共產黨說了算,根本沒有老百姓申辯的途徑。

共產黨利用土改,就是為了煽動階級仇恨,把其他個別地主的罪惡,說成所有地主都是這樣。共產黨說:「地主本質都是一樣的。」我看本質並不一樣。土改實際上是對地主非常殘酷的掠奪,整得人家家破人亡,很慘的呀。很多地主家徒四壁,所有東西都被掃光,你說這些地主難過不難過。如果這些地主真正是剝削,是偷來的搶來的,他都要好過一點。人家是勤勞儉省一輩子積下來的呀。電影裡像黃世仁那種地主,我一個都沒有見到,那種地主即便有,也一定是極其個別。那種典型,絕不是中國,特別是四川農村具有代表性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土改作為一個煽動階級仇恨的過程和手段,是相當卑劣的。

我對自己那段時期的所作所為,充滿了懺悔之情。我曾經想寫一篇文章,中國之所以成為現在這種狀況,中國的知識份子要負很大的責任,包括我。正因為我們的愚昧,所以被共產黨利用。共產黨宣傳共產主義人人平等,我們出於年輕人的一種正義感,也希望人類走向這種美好的狀況,共產黨就利用這些來欺騙我們。實際上他不僅做不到這一點,反而反其道而行之。共產黨這幾十年的實踐告訴我們,這個政權是人類有史以來最腐朽、最反動、最殘忍、最不講信義的一個騙子集團。這個定義是一點不過分的。

說到不講信義,就以土改為例。我們走時,農民捨不得,拉著我們的手,哭。很感激呀,因為我們把土地給他們了。後來我們工作團團長,他是西南軍區政治部的一個官,叫張宜(音),給我們作報告時說,美國的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在國會說過,共產黨現在把土地分給農民,但他們很快就會把土地收回去。當領導給我們作這個報告時,我覺得美國人太卑鄙了!我親自參加的土改,土地證是我親手交給農民的,怎麼可能把土地拿回去?美國人造謠生事,真是壞得很!

嘿,過了不幾年,互助組、合作化,共產黨硬是把土地收回去了!

美國人說的是對的。

就我個人而言,共產黨把我利用完了,然後一腳把我踢到勞改隊去受折磨。我應當說是罪有應得。

不過,我當右派被發配勞教時,我還認為是下面的人壞,毛主席是好的。我對一個同勞教的原地下黨的右派說:「老肖,我不相信這一切是毛澤東幹的,把我們整來勞教,肯定是下面的人亂搞,毛主席咋個會幹這種事嘛。」他眼淚一下子就湧出來:「就是他!!」唉呀,他一呼那三個字,嗨!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我開始想,是呀,不是他,哪個有這個能耐做這種事呢?就這樣,又隨著大飢荒的到來,我慢慢對這個「主義」有了認識。現在當然徹底認清了,回頭看自己的當年,真的是傻得可憐。

如果有人再來審訊我,我一定這樣回答:「我想問問你,一個要死的老人,他有沒有權力知道他這一輩子究竟是咋個活過來的?!一個臨死的人都沒得這點權力,你這個叫做什麼政府?!叫什麼政權?!叫什麼政體?!」

我這一生正如我在名片上印的:是傻子、是瘋子、是回頭浪子。傻子是被共產黨騙,瘋子是被騙之後像瘋狗一樣到處去咬人、整人。最後我醒悟了,是回頭浪子。

(轉自看中國/責任編輯:李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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