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菲訪談】專訪程曉農:正值冬奧,中共清零政策是否已名存實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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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時間2022年02月02日訊】觀眾朋友好,歡迎收看這一期的【方菲訪談】。

奧運將至,然而中國的疫情再起,面對傳播力強大的新變種病毒Omicron,中共依然堅持所謂的清零政策。中共這種政策造成的各種民生災難的後果,已經越來越為人詬病,國際也關注中共的清零政策還能持續多久。

本期節目請程曉農博士分析,為何中共要堅持其清零政策,以及中國防疫過程中出現的諸多亂象。

曉農博士您好。

程曉農:你好,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主持人:好的,那很高興請您再次來我們這個節目中解讀。那我想首先請您談一談,就是中共這種封城的做法。特別是最近西安、天津出現疫情之後,中共當局這種嚴厲的封城,造成了很多不幸的事件。所以您怎麼看中共這種動不動就封城、封區,乃至把人集體拉到異地隔離的做法。那這種做法引發的這種次生災難,是不是已經超過了病毒引發的這個災難本身呢?

中共封城及大數據管控 剝奪人身自由並造成民生惡果

程曉農:中共現在它是以冬奧會,就是2月初這個冬奧會圍繞著這個問題,在那裡拚命地堅持。國際上實際上是,出現了對中共冬奧會的外交抵制。對中共來講,越是敵人反對的,它就越要堅持到底。

所以這樣的話,冬奧會的舉辦就成了中共的形象工程,也成了中共政績的標誌。那麼正好又是冬奧會開始前不到2個月,又一波疫情在中國擴散了,這就讓中共防不勝防。

我們都知道首先是西安去年12月上旬,因為發現疫情而封城,引起了國際關注。隨後,西安的這次疫情又蔓延到五省六地。那麼到了12月23號,官方宣布西安有高風險地區1個,中風險地區71個。

差不多1個月以後,中國超過半數的省市當中,疫情又出現蔓延。國家衛健委還有各省衛健委的疫情通告顯示,中國現在是18個省份出現了新一波的疫情。

那麼天津市因為疫情頻發,雖然沒有正式宣布封城,但是全市已經宛如空城,居民全部都留在家裡,街上的行人多半是被要求去做核酸檢測的。那麼據天津居民提供的消息,有的街區的居民要被要求反覆做6到8次核酸檢測。由於冬奧會是在北京周邊地區舉辦,那麼這樣的話,所以中共對北京一直採取嚴防死守的辦法。但是畢竟是人難勝天,所以北京還是失守了。

那感染病毒的案例從少數幾個人,迅速變成許多案例。那麼1月19號到20號是北京朝陽區東部,還有豐台區的玉泉營街道,有一個萬柳園小區被劃為中風險地區,實行封閉,執行叫做人不出區這樣的措施。

那封鎖居民區乃至封城,這其實是中共應付烈性傳染病的慣用手法。2020年1月20號,中共高層曾經做了批示,然後國家衛健委就發布疫情公告,宣布武漢肺炎按傳染病的甲類管理。

那什麼是傳染病的甲類管理?中國的《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甲類傳染病是指的鼠疫。那麼在政府管控疫區的時候,它用的是代號叫做一號病。那麼第二種甲類傳染病就是霍亂,中共的代號是二號病。

由於對這兩種惡性傳染病沒有治癒手段,所以它的傳播速度和死亡率又非常高。所以中共對這個甲類惡性傳染病的管控,通常是對病人或者疫區採取隔離對策,就是先派軍隊或者民兵封鎖疫區,放棄治療,也不提供醫療照顧。

聽憑疫區裡的人自生自滅,等裡面的人死亡,然後再在疫區周邊撒上石灰,最後放火燒村,焚屍滅菌。中共的疫情管控重點不是在減輕民眾的痛苦,而是不顧民眾的困難,用強硬手法把疫情壓縮到儘量小的範圍內。

在西安封城期間,有一篇《西安十日》的文章,披露了當時西安居民處於生活困難、食物不足的狀況,但是這個完全打動不了地方政府。

因為封鎖居民區的做法,是源於中共高層制定的所謂的清零政策。現在的中國因為手機時代,人人都誇手機萬能,用處廣泛。現在手機也成了萬能的監控手段,因為每一個手機對應每個人,政府都傳送這個人自己的健康碼,出門上街,去公共場所都要檢查健康碼。

那麼如果手機持用者在戶外活動,你只要到了某個有感染確診者的地段,當局用大數據掃描馬上就會發現。然後他手機上這個健康碼就會自動轉為紅色警報,於是他的行動自由就被剝奪了。

也就是說他走著走著,就可能被按照手機監控系統指令追蹤而來的防疫人員帶去強行隔離了,或者是走到自家小區門口時候被攔下來,不讓進樓門了,要送去隔離。那麼這樣對行人還有旅客的隨時管控會出現什麼結果,我這舉3個例子。

1月18號,從北京南站開往山東威海的高鐵上,有一個乘客核酸檢測結果是陽性,然後被送去隔離。然後同車的乘客都被滯留在北京南站5個小時,然後全部被趕下車,然後送去專門的旅館集中隔離21天。車上的旅客本來是要返鄉過年的,現在返鄉過年是泡湯了,而且隔離期間的住宿費用還要必須自理的。

第二個例子,有一個人12月30號從重慶飛深圳,離開深圳以後,深圳出現疫情,他是1月13號回到重慶的,然後定好了1月20號到海南過年的機票,結果17號的下午收到重慶當地的預警通知。

告訴他說,他可能和感染者存在交集,所以他手機上的健康碼就自動地從綠色變成黃色了,那憑著這個黃色健康碼他就沒法登機了。這樣的話他就得在機場登機前再做核酸檢測,設法等到健康碼由黃轉綠。

那麼就在這過程當中,他手機沒電。核酸檢測要先掃碼,那手機沒電,他連核酸檢測也沒法登記。結果經過反覆折騰,這個人最後只好半夜取消去海南的行程,又回了重慶的家了。

還有第三個例子,國內現在手機上人人都有這個行程卡。你比方如果是從北京或者上海離開,不管你居住的地區離這個隔離區有多遠,行程卡上都會自動地出現星號。據說現在全國人當中,行程卡上有星號的人多達幾千萬。然後各個省市都有自己的土政策,有的地方規定說凡是行程卡上有星號的人,一律一刀切,不許進入當地,這是比較強硬的監控手法。

那軟封城的做法當中,它是把有可能接觸感染者,但是還沒有檢測出陽性的居民集體強制實行所謂的異地隔離,就是送到專門的旅館去集中隔離。

如果隔離措施不是非常嚴格,那麼他在異地仍然可能互相接觸,是可能發生次生感染的。

不過他們停留在原住處隔離,仍然也可能感染。所以強制性集體異地隔離,主要涉及的是對居民人身自由的剝奪,對他們精神上造成打擊,在生活上造成不便還有代價,因為異地隔離的旅館開支是要自付的,對這些居民經濟上的代價很高,這只有在專制國家才能做到。另外,不管軟封城還是硬封城,封城範圍裡的居民都不得不面臨一項對家庭來說極其危險的意外風險。

比方說家裡有人生病了,這個病和疫情無關,但是卻不能正常就醫。那如果病情危及生命,就可能因為封城而無端地失去救治機會,這樣的例子從武漢到西安的一直不斷地發生。

那這個時候地方政府的真面目就露出來了,它們為了執行北京的命令,地方政府會罔顧民眾的生命,不讓患病或者有緊急需求的民眾外出就醫,而醫院也會拒絕收治,那麼這種違反基本人道的情形是專制國家的特色。如果有親屬在封城期間因此失去親人,他們也不敢說,因為家人是死於共產黨的制度禍害。

中共防疫政策與西方政策相比  最大不同就是專制

主持人:是,其實中共它一直宣傳它這種政策是顯示了什麼制度的優越性,那很多在國內的人因為信息封鎖,他不是太能全面地知道西方的情況,所以感覺說你們西方什麼都不做,每天感染人數那麼多,簡直天下大亂。那我想也請您分析一下,就是中共的這種政策,它和西方的這個防疫政策相比,到底有什麼不同?

程曉農:最大的不同就是專制國家用專制方法,西方國家沒辦法專制,因此它也沒辦法按照中國的做法做。那麼去年12月以來,新的一輪疫情出來以後,中國國家衛健委,它的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有一個專家組組長叫梁萬年,他就表示說:在出現疫情的情況下,中國發現本土病例的時候,所採取的綜合防控總方針是「動態清零」,說這是疫情防控的最佳選擇。

那麼他對這個「動態清零」做了個解釋,就是說可以及時主動地發現傳染源,一旦發現病例,快速地採取公共衛生和社會的干預措施,同時進行流行病學調查,隔離密切接觸人員,控制病毒的影響範圍以減少確診人數。那麼他也解釋說,說「動態清零」和「零感染」兩者不是一回事,現在中共也沒有能力做到不出現一例的本土病例。

但他說中共有能力、有信心,發現有本土病例出現的時候,就快速撲滅疫情。「清零政策」又被稱為叫做「零傳播政策」,現在已經成為中共防疫方面的一個政治性口號,也是指揮各地必須執行的基本方針。那去年12月12日的時候《光明日報》刊登了一篇文章,標題是「動態清零和零感染有何不同?」它對這個問題做了一些說明,那如果是和國外的疫情防控措施相比「動態清零」政策在治療患者方面,和其它國家沒什麼不同,但是在強制隔離方面差別很大。因此,它的動態清零政策的目標和民主國家的防疫措施也有很大不同的。

在民主國家,政府有三個不能強制的事。第一個就是不能強制所有居民反覆進行核酸檢測,它只能建議居民自發去檢測,然後為居民去檢測的時候提供檢測服務;那麼第二就是,民主國家的政府不能強制所有的居民統一接受疫苗注射,也只能建議居民自己去接受疫苗注射;那第三個就是,民主國家的政府也不能強制居民離開自己的居所,也不能夠強制封閉居民小區,所以基本上是讓感染的居民在家裡居家自我隔離。

那麼中共做法是,第一個,它強制所有居民反覆進行核酸檢測,它就用健康碼來管控各個小區居民每個人的活動;第二,就是它強制所有居民統一接受疫苗注射;第三,是強制居民離開自己的居所去集中隔離,或者是乾脆強制封閉居民小區。

那麼西安疫情和武漢的疫情發生以後,這第三種強制措施是讓很多居民處於生活上非常困難的狀態,甚至有時候吃不上飯這麼一種困境。更嚴重的是,就是為了防疫,會把需要正常治療、還有與染疫無關的病人攔阻在封鎖區內,或者醫院之外,導致居民的病情因此加重,甚至死亡。

也有產婦沒辦法到醫院分娩,就導致孩子生在馬路上。但是面對這種困境,居民是沒有權利抗議的,不能反對,他們只能卑微地通過微信懇請政府給予關注。那麼政府這架龐大的機器,它只關心怎麼樣落實「清零」政策,它並不在乎少數面臨困境的居民的生存需要。

那麼就在這三個方面,專制政權和民主國家的差別就顯示出來了。那麼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制度架構,就是民主國家沒有中國那種統一受政府指揮的居民委員會。那麼這樣的居民委員會是被政府授予,它管控小區居民的全部權力。

一個居民委員會就可以剝奪居民的行動自由、可以封死小區的出行道路、可以禁止小區居民出入封鎖區,也因此就控制著封鎖區裡頭居民所需要的生活物資供應。那雖然居民委員會的成員只是一些普通市民,但是居民委員會它有上級領導單位,就是城市裡的街道辦事處,街道辦事處是區一級政府的派出機構。

中共它是通過市政府向區政府下達命令,區政府再把命令傳達到街道辦事處,然後街道辦事處就賦予了居民委員會,代表政府執行強制措施的行政權力,所以居民們他就不得不服從。

那麼如果沒有居民委員會,中共這個上述三個強制做法就沒辦法落實。那麼我們都知道居民委員會的成員都是中老年人,女性居多,他們這些人本身沒有強制小區居民的執行能力的,但是他們的行動有警察配合。所以如果有小區的居民他不服從居民委員會的命令,警察或者是輔警就會出手對某個民眾採取暴力強制措施。

比方我們知道在西安封城期間,有一個年輕人因為家裡沒有食物了,出去買了幾個饅頭,回來的時候被阻止在家門的小區之外,不讓他進入小區。那麼他要回家,結果就被警察打倒在地,饅頭也丟了一地。那麼這種情況,在民主國家是不可想像的。

那麼在這一方面,中國的警察和民主國家的警察功能也不同。民主國家的警察是為民眾服務的,所以他們只能對民眾勸導,但不能夠對沒有違法的居民實行強制行動,所以警察只能依法行動,不能違法越權的。那麼在專制國家呢,政府的命令雖然不是法律,警察照樣可以把政府的命令當作執法根據,對民眾實施暴力手段。

這就是為什麼在專制國家民眾好像都很順從,因為在中共治下,政府的話就是法律,哪怕政府違反法律,你誰也不能追究警察或者政府的責任。這就是為什麼在中國,「清零」政策才能輕而易舉地執行到底。

中共清零政策 本質就是極權國家的專制工具

主持人:其實很多人批評,中共這種「清零」政策,它的代價遠遠超過了收益,但是我們也看到一種很典型的說法,就是說中國就該採用這種強力措施,不然的話這個醫療系統就會癱瘓,根本沒有辦法承受那麼多人染疫,所以您怎麼看這個問題?就是中共它一定要堅持「清零」政策,它的真實原因是什麼呢?

程曉農:我們先講武漢疫情的問題,就整個這次幾年來的新冠疫情,只有在武漢出現了當地醫療系統癱瘓的情況,那是因為武漢當地政府從疫情一開始奉命保密,所以它沒有及時採取市內居民自我居家的措施,結果導致了嚴重的致命疫情快速爆發,以致於武漢市的醫療系統因為病人暴增而癱瘓,沒有辦法收納所有患者。

但是今年這一次這個疫情,顯然沒有嚴重到武漢疫情高峰的程度,感染者大多數都是輕症,根本就不需要動用呼吸系統來搶救。假如中共現在公布的感染人數屬實的話,一個大城市只有幾十個人或一二百人感染,那麼其中重症的、需要住院搶救的並不多,所以這樣的疫情規模不會導致醫療系統癱瘓。

所以說中國必須要「清零」政策,是為了防止醫療系統癱瘓,這種說法是在濫用武漢的惡性爆發的案例。

其實從中共提出來這個「清零」的口號,也可以看出來,每個城市的疫情規模並不大。當初武漢疫情最嚴重的時候,中共怎麼沒在武漢提出「清零」口號,那就因為感染者太多了,單是重症患者都治療不過來,那種惡性局面下,談「清零」政策就是胡扯,完全背離實際的情形。那麼現在中共既然在全國範圍內提出「清零」口號,恰恰證明各地的疫情還是零散的,數量有限的。

那麼中共的「清零」政策本身就反映出了中共對流行性傳染病的一種專斷態度。就它不是考慮如何儘量照顧好民眾的健康安全還有生活便利,而是主要考慮要讓中央政府的行政命令「全國一盤棋」,「令行禁止」,用一刀切的辦法來鞭打地方政府,逼迫地方政府全力以赴地完成中南海下達的任務。

那麼這個「清零」政策可以有一個比較,那就是和毛澤東時代的那個「大煉鋼鐵」政策如出一轍。就是全國一聲令下,所有大小單位在大躍進時代都得搭建小高爐煉鋼,怎麼樣的勞民傷財、怎麼樣師出無功,中央是在所不惜的,它要的就是全國動起來。也就是中南海領導人的手指頭一動,全國的男女老少都要像一個人一樣地集體行動,去打一場完成中央任務的殲滅戰。

實際上「清零」政策是專制國家獨一無二的工具,民主國家不會出現這種情況。那麼當然西方很多的媒體經常是從人權的角度,批評中共的強制「清零」政策不顧人權,或者侵害人權。那這樣的批評其實只是觸及皮毛,按照馬克思主義建立起來的共產黨政權,本來就建立在剝奪基本人權的基礎上,什麼時候共產黨政權之下有言論自由、思想自由、新聞自由、選舉自由?那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連經濟自由、就業自由、購買商品的自由都被剝奪了。

那在防疫問題上,現在再加上一個剝奪行動自由,而對共產黨政權來講,這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那美國現在左派當局的很多政策,其實都是有馬克思主義的那種強制剝奪民眾自由的傾向,或者是強制剝奪民眾某種自由的舉動。但是因為很多美國人對馬克思主義本身有好感,或者是愛好馬克思主義的左派意識形態,因此對美國的政策缺乏識別力,不知道美國目前的這種去民主化,正走在危險的共產黨制度化這種道路上。

相反,很多人還以為自己的做法都是「政治正確」的。實際上,美國的「政治正確派」正在模仿共產黨專制政權的路數,想在美國建立他們的長期統治。

有些人認為,中共的強制力展現出施政效率,但是疫情之下中共的強制「清零」政策,完全剝奪民眾的行動自由的時候,這種專制的暴力色彩就暴露無疑了。實際上「清零」政策並不見得能夠完全有效地阻斷疫情的傳播,這次又一波的疫情爆發就出現在中國已經實行了上一波疫情期間的「清零」政策之後,而且很多病例都是本土病例。

病毒它不接受共產黨統治,所以這一波的疫情實際上意味著,是「清零」政策被病毒給「清零」了。然而,中共會頑冥不化地堅持它習慣的專制型強制手段,所以最後「清零」政策就得和病毒展開艱巨的鬥爭。看起來好像「清零」政策可能暫時取得某種效果,然後又再次被病毒「清零」。那麼中共的防疫到底成功嗎?我們看到此時此刻中國的疫情就證明了它不成功。

防疫也不是只有中共這樣的專制手段,但中共它只會用專制手段,它也最喜歡專制手段。因為所有世界上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有某種的專制傾向。

中共疫情數據不可能真實  因中共體制規則就是「保密」

主持人:我覺得您這個解讀,很點到它的本質,真的就是由中共的本質決定了,它就會這麼做,另外還有一個,其實我覺得挺關鍵的問題,也請您解讀一下,就是中共的疫情數據的問題,其實現在很多的專家學者,特別是國外的專家學者,他對於中共的疫情數據就表示強烈質疑,最近有一位學者他是美國史蒂文斯理工學院的量化金融項目的主任喬治‧卡爾霍恩(George Calhoun)他在福布斯(Forbes)網站上,分三次就是發表了一篇長文,裡面就用各種各樣的數據,和分析說明,他說中共公布的這種新冠病毒的感染率和死亡率根本上就是數據操縱。那您怎麼看中共疫情數據真實性?

程曉農:其實中共一向是隱瞞疫情真相的,所以官方的數據從來都值得懷疑。但是,中國唯一的疫情數據都來自官方,你要完全不信,你就沒有可相信的資訊了;但是,你要是完全相信官方的疫情數據,就是你傻了。

我舉一個我自己獲得的疫情案例,上海市是在靠近滬西的靜安寺附近的愚園路上有一家小小的奶茶店,裡面有3個員工他們是到了位於普陀區的華東師大家屬新村師大一村住了幾天。然後這3個人被確診感染,然後師大一村兩棟樓的居民都被送去強制隔離,而整個的師大一村被封閉,5到6百戶居民不能外出。

那這個隔離區的消息從來沒有出現在中國的任何媒體上,我是因為從小就住在這個家屬新村,所以從熟人那裡獲得了一些相關資訊。這個例子說明了,官方的關於疫情的任何消息都是被嚴格管控的,真相的大部分被掩蓋起來了。所以從這個角度講福布斯那個長篇文章,喬治‧卡爾霍恩文章,他講的就是事實。

那在中國,隱瞞疫情真相是慣例,不是個別官員的個人行為。那專制國家和民主國家的最大區別之一就是信息管制,因為中共相信所謂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所以對影響民生的重大事件,中共從來都是以「保密」作為第一要求,第一要務。

我記得武漢疫情爆發的初期,2020年2月8日《中國新聞週刊》曾經透露了一點這方面的真實情況。這家雜誌採訪了原上海市的副市長謝麗娟,謝麗娟是回憶了1988年1月上海甲型肝炎爆發的防疫情況,她提到了一個情節,她在採訪中說,「雖然1987年12月有關方面已經預計到了甲肝可能會大規模爆發,但沒有能夠廣泛宣傳預防措施,而是被要求『保密』」。

這個對疫情「保密」的體制規則至今沒有變化,中共總是指望要在「保密之下悄悄地消滅疫情」。所以從上海的甲肝到薩斯,再到新冠疫情,是屢屢地驗證。那對疫情的保密至少它包括對疫情程度和疫情源頭兩個方面。

武漢疫情是初發在2019年12月初的,12月1日在武漢出現了最早的病例的;然後一個多月內武漢市沒有任何防範,全國也沒有戒備,主要原因就是「保密」。武漢那個醫生李文亮去世前當地政府認為他就疫情「造謠」,而官方判定「謠言」的根據不是疫情是否存在,而是因為他違反了「保密」的需要。

武漢市長公開地說了,未經授權,不便公布疫情,無非就是因為中共這個「保密」的制度就是這樣,所以上下都必須服從。不少人認為說,防疫要依靠信息透明化,他們不知道的是,在中國防疫和「保密」有直接關係,而保密制度直接破壞防疫效果。那麼「保密」也不僅僅限於國內。比方講2020年1月14日路透社報導過,當時世界衛生組織確認,新冠病毒「已經」有限度地人傳人了。

但是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下,世界衛生組織就把報導改成「可能」人傳人。這是1月14號的報導,離武漢封城還有一個星期,如果中共老老實實承認疫情,不要「保密」的話,那麼瘟疫會人傳人,那武漢早就應該「封城」應該提前一個星期,而且是趕在春節前,那種大規模人口外流,回家過年的那些活動完全停止下來,才能避免疫情擴散。

但是呢,等到中共這個公共衛生管理部門反覆斟酌之後再確定「封城」的時候,為時已晚了。武漢的大批居民以回家探親、出國旅遊等等方式,已經快速流往全國乃至世界各國,然後疫情擴散的後果就無法挽回了。這是「保密」之害。

那麼疫情公開以後,「保密」規則仍然在運作。一方面,中共是對致命病毒的源頭,它既迴避公開的討論,也對公眾關注病毒來源嚴加控管,不許討論;那另一方面,就它對疫情統計多方面掩蓋,試圖沖淡公眾的擔憂,同時掩蓋政府的責任。

那麼在專制國家,還有一條制度規定,地方政府無權擅自發布涉及全國的重大疫情,然後國家衛健委自始至終在操盤。而國家衛健委在這些事涉及到大局的大決策方面,其實也沒有決策權,他們只能事事請示,唯命是從;也就是說,在確診標準和傳播方式這兩方面隱瞞疫情,問題都出在中南海。

主持人剛才你提到的《福布斯》(Forbes)雜誌上的長文章,作者就是根據中共政府過去三年來發布的全國總人口死亡數據,發現比沒有疫情的正常情況下死亡人數,這三年裡頭多了100萬。這些「多餘」的死亡人數,除了死於疫情,沒有別的理由可以解釋。

中共甩鍋外國郵件 遭專家強烈反對 也反覆自打臉

主持人:是,所以看中共的疫情數據,我覺得絕對數據是沒辦法看的,相對數據可能可以分析一下趨勢。另外還有一個就是,中共在應對疫情中一個慣用的手法,就是比較喜歡甩鍋,我們看它一度經常說什麼境外啦,然後三文魚啦,什麼冷凍食品、冷凍鏈啦,那現在就是北京前一段剛剛出現病例的時候,又說是「境外郵件傳入病毒」。 然後就引發國際專家強烈反對。特別是加拿大的專家說,不是我們加拿大郵件。那後來中共衛健委自己也不得不出來澄清。那您怎麼看中共的這種甩鍋的做法?

程曉農:甩鍋是政治需要,然後您剛才講的這個所謂的冷凍食品的疫情,此時此刻中共還在講,還在推卸責任。因為中共它封鎖疫區,其實還有一個隱藏的功能,就是要封鎖疫情的源頭,方便當局來推卸責任。比方講,武漢疫情都過去快兩年了,到今天我們也不知道它源頭到底是怎麼回事,源頭仍然被掩蓋著。那麼這一波的新疫情還是照樣。

就像主持人剛才前面講到的,這兩年中共已經形成了一種把疫情來源歸咎於國外輸入的模式。每個地方只要一出現感染者,馬上就會找出來一個所謂「國外來人」,說這次的國內感染是因為某個國外來人身上有病毒,然後傳染給國內的人了。除了這以外,主持人你剛才提到的,一個類似的辦法,就是把國內出現疫情,歸咎於國外進口的食物、郵件。像剛才主持人提到的三文魚。

這是 2020年6月北京爆發疫情的時候,當局把疫情的傳染源說成是三文魚。當局聲稱,是在北京新發地市場切割進口三文魚的案板上查到病毒了,所以要求北京市全市超市下架所有的三文魚,還說這個傳染源是來自歐洲。然後,後來國外又出來一種說法,這種說法把中共置於一種很被動的境地。

這個說法就是說,說中國通過商品出口,把病毒傳到全世界。這個說法還真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既然2019年的疫情是從武漢起頭的,中共又把進口食品說成是病毒來源,那中共每年出口商品,不同樣都是病毒傳播的鏈條嘛?所以說疫情的傳染源是進口貨物,這一「槍」就扎到中共自個兒身上。

這樣的話,為了挽回中共自己的形象,中共的官網「中國網」在2020年3月21日刊登了一篇文章來解釋,它標題叫做「中國出口產品上有新冠病毒嗎?這種說法缺乏科學常識」。

它的說法是說,認為病毒在物體上存活,「既沒有科學根據,也背離事實」;因為新冠病毒是單鏈RNA(核糖核酸)病毒,它只能寄存在宿主體內才能存活,而它們留存在物體上並具有活力和傳染性的時間很短的。

但是,這種解釋還是扎了中共自己一「槍」。因為邏輯上,說中國出口的貨物上病毒很難存活,那麼進口郵件上病毒就能存活了?

而且我覺得這裡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中共說進口郵件存活病毒帶到中國來,我們是不是覺得這個病毒是認字、懂英文,唸完三年初中文化程度的英文了,因為它這些病毒在外國郵局裡到處亂找,專門尋找地址上寫著China,寫著中國的郵件,然後就待在郵件上熬上好多天,一直到國際郵件到了中國以後,才從郵件上跳下來往中國人身上鑽。這聽起來滑稽至極啊。

1月18日BBC發表了一篇報導,標題是「中國北京、深圳等地疑似國際郵件接觸感染,專家稱概率非常低」。這篇報導講得很謹慎,說:北京、深圳、珠海這些地方近日報告的幾例確診病例,由於沒有發現傳播源頭,衛生官員就說有可能通過國際郵件感染。

這就所謂的甩鍋。那麼多個地方的官員幾乎同時這樣推測,就引發了廣泛關注。不過,BBC的報導說:醫學專家表示病毒通過「物體來傳人」的概率非常低,而且不太可能造成集聚性的感染。

其中BBC的報導裡採訪了香港大學生物醫學教授金冬雁,金冬雁說,「如果紙張上檢測到的陽性結果,只屬於死去的病毒,那對於確認傳播源頭來說,沒有實際意義的」,因為病毒已經死掉了,它可能能檢測出陽性,但它是死病毒;另外,即使紙張上存在著活體病毒,也不能單憑這個證據就判斷病毒是紙張傳染傳給人的。

因為他說,如果確診人士已經發病,也有可能是人傳染給紙張。就說郵件上的病毒可能是人傳染給郵件的,這人是指中國郵局的人。

金冬雁就對比了香港的情況,香港接收的國際郵件比中國多數城市加起來都要多,但香港目前並沒發生過郵件感染的案例。因此,對公眾來講,不需要對國際郵件過分擔心。

那麼《華爾街日報》援引倫敦衛生和熱帶醫學學院新發傳染病教授叫做馬丁‧希伯德(Martin Hibberd)說,雖然病毒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通過表面傳播,比如感染者摸過的門把手,幾分鐘內有可能傳播病毒,但長時間以後還通過表面傳播的證據是很小的。

因為通過物體表面上的病毒來傳染,實際上是有一個10分鐘的窗口期,也就是說過了10分鐘這個病毒就活不了了。那麼現在討論的是幾小時甚至幾天以後物體上的病毒,這看上去不太可能傳播的。

而這個說法其實本來就是中共官媒2020年3月21號的文章表達的觀點了,所以中共是反覆地在自己打臉。

接下來就是前面主持人提到的,1月22日國家衛健委又來打國家郵政局的臉。就是1月22日國家衛健委覺得因為國外的媒體闢謠了,所以在中國流傳的「境外郵件傳入病毒」的說法太荒唐。

所以國家衛健委只好在1月22日出面表示:這種說法根據不足。但這一說不但打了國家郵政局的臉,也打了北京市、深圳市、珠海市政府,每個政府臉上狠狠一個耳光,等於說你們都在胡說八道。

金域醫學醜聞揭中共檢疫體系 有人系統性借疫情發財

主持人:是,最近還有一件事引發了很大的關注,可以說是中共疫情期間的一大醜聞。就是中國新冠檢測龍頭企業「金域醫學」的一個負責人被說是核酸檢測作假甚至「病毒傳播」,然後他就被刑事立案了;而這家公司和鍾南山的關係很密切,所以外界就很關注這個事件。您認為這個事件透露出中國檢疫領域有什麼樣的亂象?然後為什麼中共會讓這個事情被媒體曝光呢?

程曉農:主持人你提到了這個通報,是北京中央最高檢察院的網站上刊登的。刊登的單位是河南省許昌市公安局,刊登的時間是1月12日。這個通報是說:鄭州「金域」公司負責人張某「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實施引起病毒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行為」,已對其以涉嫌刑事犯罪立案偵查,「正對該案進一步辦理中」。那麼很顯然能刊登在最高檢察院網站上這個通報,顯然是高層批准的。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把眼光放到所謂「鄭州金域」。鄭州金域的母公司叫做廣州金域醫學檢驗集團,這家公司的網站自己介紹說,它是一家以第三方醫學檢驗和病理診斷業務為核心的高科技服務企業。

那麼什麼叫「第三方醫學檢驗」?就是指獨立醫學檢驗中心(ICL),它指的是經過衛生行政部門批准的、具有獨立法人資格,又不附屬於醫療機構的、專門從事醫學檢驗或病理診斷服務的,也承擔相應的醫療責任的一種醫療服務機構。廣州金域公司是國內同行的市場領先企業,它在國內和香港建立了38家中心實驗室,為超過23,000家醫療機構提供檢驗服務,同時覆蓋了中國90%以上人口所在的區域。

然後值得關注的是,這一家廣州金域集團公司,它的學術委員會主席就是著名的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那麼鍾南山大家都知道,是疫情發生以來知名度很高的一位中共封的「國家級專家」。

金域醫學這家公司涉及全國性的核酸檢測,是這方面的龍頭企業,如果這家公司下面的分公司涉嫌協助新冠病毒擴散。這就不是什麼醫德敗壞這種職業道德問題了,這是屬於刑事犯罪行為。那麼它說明了病毒不僅僅是單純的自然地在傳播,還是有人故意人為地在擴散病毒。

關於金域公司協助病毒擴散的說法有好幾種,有的說法是說它「主動地傳播病毒」、有的說法是它「丟失樣本」、「偽造數據」、「瞞報數據」等等。

其中最令人毛骨聳然的一個說法就是:金域醫學的公司,我們現在不知道它到底有幾家在地方的分公司涉案,現在只公布了一個鄭州的。那麼說這公司會故意把檢測陽性的人報告成陰性,讓這些感染者繼續回到他的社群裡去傳染,然後為了掩蓋這種做法就把檢測的樣本全部銷毀。這樣做的目的,就是金域可以繼續地依賴疫情的擴散,在檢測方面不斷的輕鬆地賺大錢。

根據公開的資料到2021年就去年11月,金域醫學一共完成了2.2億份核酸檢測,全球第一,獲利巨大,股價飆升。現在大家擔憂的是:這可能不是一起員工個人利慾薰心的偶發事故,而是專業人士利用疫情策劃的事件。

如果是這樣的話,整個鏈條就變成,說這公司一方面在傳播病毒疫情,然後就造成了更多的人需要核酸檢測,然後就要擴大檢測範圍,這形成了一個疫情經濟產業鏈。也就是說這家公司依靠製造疫情就可以大發疫情財。那這種局面持續下去,中國的疫情能控制的了嗎?它永遠不可能清零,因為有人在通過公司的運作在突破清零。

中共高層之所以公布這個刑事案件,應該講也是從高層為了「戰勝疫情」這個政治任務上考量的。什麼意思呢?就是它現在已經知道了「清零」政策失敗了,需要替罪羊的。所以把這個案子公布出來,是為了它今後搪塞它「清零」政策失敗留一個伏筆。但是中共對這個案子絕對是祕密審訊,不會公開案情的,因為案情的細節稍微公布一點點,一定引起全國震動,又讓中共感到形象受損。

主持人:是,就是中共其實在防疫過程中確實出現了很多亂象。那今天非常感謝曉農博士來為我們解讀,現在冬奧馬上就要開始了,我想控制疫情也好、清零也好、信息透明也好,這些對中共會形成很大的挑戰,所以我們看一看冬奧期間還會發生什麼事情。那好,非常感謝曉農博士,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先到這裡了。

程曉農:好,謝謝主持人,謝謝我們各位觀眾朋友收看我的這個節目。

主持人:好,那觀眾朋友也感謝您收看這一期的《方菲訪談》,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方菲訪談》製作組

(責任編輯:李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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