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菁:纪念贵州民主墙运动3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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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光阴如梭,可对一些特定的时段,光阴并非如梭,一些过去的人和事总是凝固在脑海中。30年前的那场民主墙运动,是中国百姓在文革后第一次自发的、大张旗鼓的发出对专制制度的强烈质疑,是草根阶层一次集体、大胆的苏醒。一道彩虹划过,留下的是无限憧憬和深刻记忆。作为一名见证者,固然不会因时光流逝而淡忘。

上世纪70年代末,毛泽东死华国锋接班后的中共最高层,尚未形成 一言九鼎的强势政治局面,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政治小阳春的异常现象。

1978年底,贵州省突然冒出了一小群年轻人,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诗带诗、有文拿文,一沽脑跑到北京,天子脚下铺开大字报就贴,以诗歌、政论说出了当时很少有人敢于公开说的话。一次又一次地北京—-贵阳两地跑,贴大字报评文革、论人权,质疑“大跃进”政绩、宣扬孙文学说,还直接对“神”毛泽东三七开……,自发地组成民间社团《启蒙社》。他们率先拉起了一面民主自由的大旗,全国各地迅速遥相呼应,纷纷结社联盟,几十个民刊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少省市都有一堵“民主墙”,而墙前总是人头涌涌。

那时,贵阳市闹区紫林庵的民主墙前人们围成厚厚的人墙,争相阅读大字报,以黄翔、莫建刚、方家华、李家华、杨在行、梁福庆、秦晓春、罗宾孙、廖双元、李仁科、彭光忠、卢勇祥、卢和祥兄弟等为主的一群年轻人,分别组成了《启蒙社编委会》、《启蒙社编辑部》、《百花学社》、《使命》、《解冻》等民刊团体,他们定期开会、商讨时事政治,贴大字报、有的义卖自己的会刊、还策划游行到省委,要求平反马棉珍反革命案(贵州张自新似的人物)、搞全国民刊组织大串联等等,并且加入的成员越来越多,本人是参与者中年纪最小的一个,最大的有60、 70岁的老者,身体残疾的李伟也是积极投入其中的一位。

全国各省市的组织,广泛地向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传达了一个强烈的资讯,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同时也得到了积极的回应,西方记者普遍报导,学者载入历史,国内百姓反响热烈,纷纷在墙上留言表诉求、捐助义买刊物,启蒙社编辑部的义卖,常有人丢下100元拿走一本刊物,百花学社在一次义卖中,几十本小期刊,竟在清点时有300多元,那时,一般工人的工资不过30元左右。压抑太久的人们热情可见一斑。

但是,当华国锋很快被清理下台后,邓小平不仅食言再次复出,他重掌大权后立即的大动作之一,就是提出修改宪法中的言论自由部分,即修正1978年《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原宪法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该项提议很快便成为取缔所有民间组织的依据,贵州各民刊的骨干分子分别被警告和集中学习(变相拘押)月余。在1980年9月10日的第五届全代会第三次会议上通过此一决议的前后,全国民刊、组织统统遭到取缔和镇压,主要负责人、积极参与者几乎在同一时间分别被一网打尽,收审、逮捕、判刑的不计其数。一个从长期压抑的毛时代向着健康社会走去的新局面,就葬送在邓小平的独裁统治之下,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万马齐喑,文学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凋零。

贵州省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组织有《启蒙社编辑部》和《解冻社》,几乎所有各民刊的主要成员都分别被关押收审,又在不同时间先后获释,收审时间最长是秦晓春,半年后释放,而杨在行是唯一一个当即被判刑的贵州民运分子,定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5年劳改。在这场狂风暴雨的冲击下,其他没有被判刑、获得“宽大处理”者中,有沉默等待的、有愤而远走的、有从此销声匿迹的、也有因此而得到很多个人好处,其中最大一项“优惠”是获分配了房屋和为家属安置了工作,更有原本就是公安内线,完事后得到表扬的,如彭光忠之流。本人则远走澳门,但几年后回乡,被原启蒙社骨干秦晓春告发,半途截下火车,老帐新帐一起算,判定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刑期三年,逃狱后又被彭光忠等2人出卖,加刑2年,成为贵州民主墙运动参与者中第二个被定罪的反革命政治犯。

大镇压后,《使命》的主要成员却一直未间断地在卢家聚会,以文学针砭时弊,卢永祥的小说《黑玫瑰》遭到贵州官方文学界的围攻、批判。但这群年轻人相聚时一起跳交际舞联谊,却为政府秋后算账找到借口(当时,家庭交际舞是禁止的)。1983年,当局以流氓罪,一次过判了卢勇祥、卢和祥、卢顺祥等人分别5年、10年和15年的徒刑。

大浪淘沙,沉下来的是金子。

接下来的岁月,贵州的仁人志士,没有忘记自己的民主理念和历史使命,老成员归队,后来者协力,前仆后继,一次又一次直面收审入狱,一起走过一程又一程的坎坷人生路。1986年的学潮、1989年的六四、直到1995年的再整合、组成中国自由民主党贵州分部、六四上京要求平反死难者,十几人被牵连关押、陈西、廖双元、卢勇祥、黄燕明、曾宁等五人再次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判刑劳改,陈西判10年,廖、卢各判刑5年、其余分别判4年和2年,在监狱里遭殴打,精神肉体受尽折磨,黄燕明的眼睛几近失明,连最基本的治疗都没有保障。直到3年前,李元龙还因写了几篇文章被判刑2年。还有一位令人敬佩的女性,即廖双元的妻子吴玉琴,丈夫先后几进几出牢门,她不仅不离不弃,盼到丈夫出狱后,虽身患绝症,也奋而加入了民运队伍,用一支笔写出对时政的不满、说出底层百姓的心声,和大伙一起,不畏惧公安威胁、骚扰,以乐观豁达的态度积极面对人生。

今天,莫建刚、李仁科等,虽然靠着摆小摊的微薄收入维持全家老小的生活,但精神上却十分富有!廖双元、方家华,几十年不改初衷,曾宁两次坐牢不封口、不坠笔,黄燕明眼疾在身,依然热情,还有杜和平、申有连、小王子、陈德富、张重发等等……,他们顶着现政权的高压和威胁,把贵州的民运搞得是有声有色,这样一群有道德理想的人,虽无披坚执锐,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追求理想,伸张正义,却被专制政权视为眼中的芒刺,随时被公安以断生路、断劳保、向家属发出“被捕坐牢”的信息等威胁,在这种恶劣环境中,他们依然以理据争,牢牢守住民主自由理念、执着地为六四冤魂呐喊;他们还举办人权研讨会,为弱势群体呼吁、维权。不是几天、几年,是几十年的坚持,一生人的信念!什么是硬汉烈女,看看贵州高原上的这枝奇葩,想想他们一路走来的荆棘长路!

我流亡他乡异国,深感自由的可贵,也因此更加敬重这群囹圄之中勇敢的斗士,并以他们为豪。有个愿望就是有一天回到家乡,与当年的这群朋友好好叙旧一场,要自由自在的、毫无禁忌的畅谈。可是,我知道谈何容易!中共没有那个胸襟度量,他们常以规定什么人能见、什么话能说来对待需要回乡的海外流亡者。我要回去,并且是有尊严的回去,决无附加条件或任何形式的协定,相信贵州的朋友们不会愿意看到我卑躬屈膝的样子,也不屑于一次以“尊严”换来的聚会!

每到深秋,金色的日子慢慢变冷变白的时候,最易勾起思忆的便是30年前那个特别的时段—–我人生的转捩点,那些曾凝聚过热忱、酸涩、骄傲和苦难的日子,在多少次跌倒爬起、再爬起之后,转身回望,依然青春无悔、途遥未倦,领悟的人生只有一条:尊严的活着、活着就有追求、追求必须执著、执著才有价值。

--转自《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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