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维光:我为何走向反对中共暴政之路

【新唐人2009年9月15日讯】我现在想跟大家谈一下就有关中共到今年十月一号六十周年,也就是中共暴政六十年我自己的一些体会。

我自己的年龄恰好是在中共建立政权那年出生的,因此实际上是和中共政权年龄是一样的,六十年、六十岁。可以说经历了中共统治的全过程,尽管在七、八岁以前、十来岁以前不懂事,但是所有的这一切它都已经影响到了做为人的我,就是说唯一的一次生命,这个生命他是怎么发展的。

实际上我现在想首先跟大家从三个方面来谈一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第一个我想跟大家谈一下我自己为什么会走向现在这样一条反对共产党暴政的路﹔第二个我想跟大家谈一下为什么说共产党它执政六十年它是一个暴政。在第二点里我想跟大家着重谈一下就是从一般的,跟我们大家都休戚相关的家庭生活和我自己所亲自经历、影响我终生的教育方面来谈﹔我想在第三点跟大家谈一下中共暴政是如何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点每一滴的生活的。

那么第一点我想跟大家谈一下我为什么会走向反对共产党暴政的路。我自己在以前也谈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会走向这样一条路?我在共产党社会里头实际上我的整个成长,说句实话,并没有受到很深的迫害,或者可以说没有受到过迫害,一帆风顺。从小我自己是在最好的学校里上学,而且是做为好学生,而且在学校里也一帆风顺。就是从中学,到大学,到最后研究生,尽管有一个文化革命,中间有十年停滞,但是我在那个社会里应该说是一帆风顺。最后我是在科学院工作。应该说我在共产党那个社会,如果我平稳的走下来的话,我是那个社会上层的人,是那个社会能过得比较舒服的人。因为无论就智力就其他来说,我整个的路都是很平坦的。

但是为什么我现在走向了这样一条坚决反对共产党暴政的道路?而使我自己流落到西方,流亡到西方而不能够回国。而在西方也是在每天忙着自己的生计,还要忙着在自己的追求上,就是一方面要生活,一方面还要学习研究。这样一个在西方的生活,说句实话,可以说比起我如果要是留在中国,如果要是不走向这条路,再留在北大、清华、科学院工作的话要艰难的多。

但是我走向了这样一条艰苦的路,就是因为我长大了,在慢慢的有了思维了以后,在我看到了社会这些现象以后,我看到这是一个暴政。我看到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统治,他们的残暴和没有人性,渗透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也就是说基本的智力判断,和做人所有的基本的道德,使得我走向这条反对共产党暴政之路。

而且我相信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有正常智力的人,任何一个如果要是坚持基本道德的人,他们都会看到共产党的残暴和黑暗、没有人性。他们即使不能像我一样走向这条道路,就是直接反抗的道路,我相信任何一个有着基本智力,和有着基本道德的人,他们也一定会能够理解我为什么走向这条道路。他们一定会保持住沉默,保持住距离,和共产党的政权。

那么我是怎么走向这条道路的呢?我可以跟大家谈一下。六六年的时候,那时候我才十五、六岁,在那个时候我是一帆风顺的,就像前边所讲的。虽然在那个时候我也看到了社会的一些不公正,例如在我初中毕业的时候,我们班里有个同学叫张坚的,他就是因为出身有一些问题,功课很好,结果初中毕业就没有考上高中。这种打击使张坚终生我觉得改变了他的性格。在六四年考高中之后的五、六年,我曾经碰见过一次张坚,张坚整个脸上已经没了昔日的光明,而且整个人也很抑郁,也显得很颓废。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同时在我们清华附中发生的,就是高三的一个学生叫张明的。他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结果就没有考上大学,当时张明几乎就疯了。

这样两个例子实际上在六六年,虽然我那时候一帆风顺,还不太懂事的时候,周围就已经发生了很多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因为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成分理论,使得很多幼小、年轻的人就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也就是说在当时中国社会中,人们并没有平等的机会。这个基本的道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如果人要向好的方向努力的话,大家知道机会都应该是均等的。

即使是在当时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年青人,并没有认识到共产党的罪恶。但是像张坚、张明这样的学生,和我当时,我们都是想听党的话的,都是想跟党走的。但是尽管如此像张坚、张明这样的学生,他们想好也是不能的。这就是共产党社会的残忍处,没有人性处,对于这种和他们不同阶级成分的人不择手段的这种打击。

在六六年的时候,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自己实际上是跟着共产党搞的,一直相信党中央,相信这些。尽管在六六年以前我已经觉得共产党实行的这种所谓阶级路线,这些个东西是不公正的。但是总是认为那是底下的人执行的不对。所以在六六年到六八年的文化革命,我们这一群年青人实际上是相信毛泽东,相信所谓党中央的。

但是到了六八年,一下子毛泽东把我们这些学生从学校高处,所谓红卫兵这种拉下来,派公宣队进校。然后他前面说的一套,后面说的又是一套。一下子就使我们陷入了彷徨,不知道怎么理解这些事情。但是尽管如此,当时我们的解释还是觉得可能是毛泽东出于党内斗争的压力而不得不在策略上这么做。因此在六八、六九年去插队的时候,我们还是兴高采烈的。

我们这一代人,说句实话真的是很愚昧,明明是往火坑走,明明是把自己的青春去葬送了,去插队到农村去,但是我们当时是敲著锣打着鼓,大家都是非常兴高采烈的,而且觉得自己在从事一项所谓伟大的事业。也就是说我们把我们,当时是二十岁,最美好的青春、最美好的时间,把这一辈子最好的那段光阴扔到了深渊里去了。

在插队以后我自己看了很多的书,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开始从基本的智力方面,基本的道德方面来反醒共产党。这一下子又使我发现,共产党原来是一个无恶不作的黑帮集团,一个黑社会这种东西。

这里边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南斯拉夫有一个叫德尔拉斯的人,他写的《新阶级》。这本《新阶级》在文化革命之前在中国翻译过,做为内部读物,只允许很少的人看。但是我们当时由于文化革命的混乱,流出来一些我们看到了。这个德尔拉斯原来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第三把手,他就是由于看清了共产党,他看清了这个共产党是历史上最无耻、最残暴的这么一个集团。而且这个共产党他们掌握了权力以后,对他们的政敌采用的手段是无所不用其极。

因此德尔拉斯就从共产党里走了出来。他的《新阶级》的起名就是说共产党掌握了政权以后,它造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集团,一个新的阶级。所谓这个新的阶级是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新的阶级更无耻、更贪婪、更卑鄙。而所做的那些东西是比共产党所批判的资本家还要更加恶劣的东西。他在书里就写到:最后共产党留给民众和工人的,是胜宴的残汤剩膏,而且他们是不择任何手段。

在看了这样一些书以后,另外在智力上,我看了一些哲学书,对于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你凭什么你讲你代表了真理?你能够认识到真理?因为人的认识是有限的。这样两个,一个是从智力,一个从道德上,就使我逐渐的看清了共产党这种为了政权不择手段这种真面目。

而且本来用不着我们去花这么大力气看到的,毛泽东自己就讲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而要夺取政权的时候他就直接讲过这个就是一种不择手段,就可以运用各种手段。但是在我们没有出走这一步以前呢,看不到这些东西。在我们走出这步以前,也听说过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是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战。 但是当时在没走出来的时候,我们还认为这是共产党好的策略。当我们走出来后,就发现在道德上,共产党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讲道德的。也就是说它今天为了政权可以整肃你,明天它为了政权就可以为你落实政策。

这样一个过程就使我在七一年以后彻底看清了共产党。当然在思想上、哲学上的认识过程还很漫长,这里就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讲的,就能讲清楚、讲完的,但是这个过程到七一年、七二年我就看清了共产党。从那以后,在我在大陆任何一份所谓报告,所谓自己的总结里,从来再也没有把忠于党这条写进去。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七五年的时候,邓小平由于所谓右倾又受到整肃的时候,很多人为邓小平说话。当时我就跟这些人讲过,以后能够开枪镇压中国民众反抗和对自由追求的,就是邓小平这样的人。实际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因为五六年匈牙利的镇压,是邓小平坚决主张的﹔五七年中国的反右,是邓小平在第一线。也就是邓小平自己就讲的很明白,白猫、黑猫,能抓着耗子就是好猫。也就是说民众是耗子,共产党能够把民众镇压了,能够把民众管住了,能够巩固了政权就是好猫。所以邓小平自己说的很明白。所以在七五年那些个给邓小平说话的那些人,或者可以说他们智力上,或者可以说道德上他们不愿意看这一点,出了毛病出了问题。果然邓小平上台以后,在八九年就发生了这个事件。

在七六年所谓周恩来事件的时候,我这里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当时我在北京八十六中教书,我的同事有一位历史老师,他叫赵宝玉,他是革命烈士出身。我曾经问他,我说你说周恩来怎么样?赵宝玉老师就跟我说了一句,他说:小仲,一个总理也就是一个宰相。能够做了几十年,而民众的生活水平没有任何提高,而这个宰相从来没有过去向皇帝,像中国古代的那些宰相那样去据理力争,你说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

所以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里头,说句实话吧,到七六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明白了,任何一个好人都很难生存下去,任何一个人都生存在谎言中。只不过是谎说的多一点少一点,积极一点还是消极一点。由于大家都在谎言里头,所以就有一个五十步和百步的区别。有些五十步的人就变成所谓好人了。而这个五十步的人,我跟大家说明白了,就是像胡耀邦这样的人。实际上在历史上,像帮耀邦这样的人你去看一看,他整肃过多少人?如果他不去整肃人的话,不跟着走的话,他能够最后爬到共产党总书记的位置上吗?这个道理在我七零年以后看了很多西方的和其他的那些能够稍微冷静一点、拉远一点距离看共产党社会人的书里,都写过。

但是为什么在共产党社会里的人不愿意认识到这一点呢?我认为这里就既有智力的原因,也有道德的原因。在这里我们大家还可以看到,从我的经历里还可以看到共产党的残暴。北京的学生本来是不反共产党的。比如到八四年的时候,在游行的时候,碰到建国整肃是三十五周年。在游行的时候这些学生打出的横幅还是“小平你好”,对邓小平充满感情。但是到了八九年,五年以后,他们发现贪污这些个现象非常严重,发现社会的不公平,共产党利用政权做的坏事太多了的时候,他们想出来监督,结果就在八九年遭至了坦克、枪炮的这种镇压

这个就说明了在共产党社会里头,你可以生存,你也有自由,你有什么自由呢?你有做奴才的自由,你有说共产党好话的自由。你只要稍微有一点不同他们的,那么你得到的就是棍棒,得到的就是镇压。

我自己的经历还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说,使我更看到为什么说他残暴。我在八九年、八八年出国以后,当时在八九年有了机会来讲一些话,当时我自己也很犹豫,是讲还是不讲?如果不讲呢,我可以回到中国,还可以去到科学院去工作,还可以重新进入那个社会﹔如果讲了的话,把这些批评意见表诉出来的话呢,就可能回不去,就可能受到惩罚。当时我就想了,我一辈子在八九年以前,在大陆社会就没有讲任何真话的可能。现在我终于有了机会讲真话。如果我不讲,那么我回去还是讲不了真话,那么我就可能一辈子就没讲过真话的死去。

因此在八九年的时候,我在海外开始发表一些这些过去二十年思索过的对于中国社会、共产党社会的一些批评意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九二年的时候,我太太的护照被大使馆吊销而不能回中国﹔我自己的护照在九七年的时候也被吊销了。大家可以想一想,吊销一个人的护照,这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说是一个最没有道理的、最不讲道理、最卑鄙无耻的行为。因为一个人的护照是一个人的身份证,如果这个人违法的话,你可以把他叫回去,或者在他回去的时候,用法律的问题来解决,或者其他。但是你把这个人的身份证吊销了,这是一种什么东西?这个就是一种共产党在过去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无法无天一种典型的表示。

而且我跟大家说的,我在这一过程中,说了一点真话以后,所尝到的共产党的这种残暴,这种罪行,立刻就完全施加上了。九七年吊销我护照的时候,是我母亲恰好因为骨折瘫倒在床的时候。从此我就无法回到中国,无法在母亲跟前尽孝,一直到我母亲二零零零年去世。这样一个过程,共产党在吊销人的护照的时候,共产党在惩罚这些人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过人间伦理。人间伦理这些人性的东西,共产党自己不仅不要,而且把它拿来做为惩罚别人的一种手段。这个就是共产党的残暴,没有人性。

这个我觉得是我自己整个在这个社会里的体会。我没有受过那么多的苦难,只是在后来的时候经历过一些。但是这已经让我看到共产党这种残暴本性。我可以和大家说,我看章怡和她的书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尽管我对章怡和的父亲章伯君,这些所谓的民主人士有看法,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谈章怡和的书的时候,我每读三页到五页,我就读不下去,我就会告诉自己:如果我这一辈子说共产党一句好话,我身上就没有人味。

[ 希望之声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

相关文章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