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然:城管‧鬼子‧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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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1年8月22日讯】2011年8月11日,中国城管继贵州安顺打死残疾人小贩后又创新闻记录:同样是中国西部贫困地区贵州省的黔西县,城管暴力执法引发民愤,近万民众聚集街头,掀翻、焚毁多辆当局执法车辆,继又往公安局、县政府抗议,酿成贵州继震惊全国的瓮安事件后的又一重大公共事件。城管又一次进入公众视野的焦点。

当今中国知名度最高的职业群体,当属“城管”。成群集队,鱼龙混杂,拆房毁屋,殴打民众,欺凌小贩,无处不见它们的身影。尤其是近年来的无数血腥暴力拆迁,无不是其杰作。“城管”恶行之昭著,臭名之远飏,其它无出其右。

“城管”何许群体也,人性如此之恶?在“中国特色”中,“城管”算是一个典型。诞生于“改革开放”后80年代的几个省会城市,后来下扩到所有县市。最初的级别叫城管队,职能是收取小商小贩沿街占道经营的“占道经营费”,驱赶、取缔主要交通要道占道经营的小商小贩。人员工资自收自支。有政府给职权、定职能,自己找饭吃的味道。后来城市拆迁成为地方政府与民众的突出矛盾,城管又成为政府进行强拆的别动队。多年来,城管的法律地位一直很模糊。制服几易,时穿时脱,不官不民。至于人员构成,早期几乎都是来自街道无业青年,与今天“协警”、“协勤”的地位相似,属于合同工性质。后来城管与市民的冲突日多,为了增强城管行动的权威性,各地将城管队升格为城管局,人员也过渡成了吃财政饭的基层行政人员。从城管机构的演变可见,各地城管的基本人员构成,大多是受教育不多,家境处于下层的主。因为本身资源有限,进不了其他更好的领域,只好进城管吃街头饭。关于城管普遍的暴力行为,知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城管、保安为什么会打人》一文中认为,“要从中国的社会结构来找问题。中国是一个分层的社会,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话在学校里没教过,到了社会上受到的生活经验更加深了人与人不平等的观念。他们平时处于社会低层,经常受特权人士欺负,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接受。可是一旦他们有了一点特权,就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加以利用。城管和保安都要穿制服的。一套制服上身,就能够耀武扬威,平时受的气现在有了出气的机会。所以他们凭著自身这套制服自以为了不起,动不动就会打人。”

读了茅先生的文章,不觉想起另一位先生描写当年侵华日军的一篇文章。说的是,当年的侵华日军中,迫害中国人最残酷的,是出自九洲、四国的部队。九洲、四国是当时日本最贫困的地区,士兵几乎都是来自最下层的人民。而恰恰就是这些在国内最无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从军后表现得最“爱国”和效忠“天皇”,对中国军队作战最“勇敢”,蹂躏、屠杀中国老百姓最残忍。原来,这些鬼子平时处于社会低层,经常受特权人士的欺侮,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接受。可是一旦他们自己有了一点特权,就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加以利用。”平时的矿工、农民一穿上“皇军”制服,面对弱势的中国老百姓,就找到了发泄的机会。通过对中国百姓的施暴,平衡在国内的卑微地位和心理。

其实,九州四国的日本士兵心理形成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这就是作为社会最底层的人,在国内他们一无所以,他们与其它高层人士共有的、以及能够带给他们平等感的,只有“日本国民”这一称谓,他们只有在穿上军服,蹂躏更弱小的民族时,才找到一种虚幻的荣耀。因此他们特别“爱国”。因为这个“国”,是他们唯一的荣耀。而迄今为止,很多时候,在有数的几个国家,对同胞、对他国民众的施暴,都是在维护国家利益或“爱国”的口号下堂而皇之地进行。当然,城管对普通民众的暴力倾向也好,日本鬼子对中国民众的残害也好,其中除了有显示个人地位提升的情绪冲动外,更重要的,是政府对其职能定位的驱动。也就是说有当差衙门,身不由己的因素。这才是个人行为受职场操控远大于受人性影响的根本原因。正本清源,消除基层政府部门行政、执法暴力行为,当然不能忽视对人性惰性的改造,但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解决国家行政理念和体制做起。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个城管、鬼子之外的群体——愤青。这是一个近年来引自国外的名词,意指“愤怒的青年”。按百度释义,狭义上指对社会、政府、国家的明天彻底失去希望,具有激进情绪的人。在国外,典型的愤青表现有两类:其一是跑到别的国家与自己国家的政府作对,有国际主义味道;其二是以自己的理念与所有国家的政府作对,有自由主义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巴的切.格瓦拉算是一个典型。中国的愤青总体上说与此不完全同,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爱国”——其实就是爱政府,多民粹主义情绪。对此,自己的一次见闻颇能说明问题:那是乘出租车,那30左右的司机一直在骂:骂物价暴涨、骂官员腐败、骂苛捐杂税乱收费、骂跑车辛苦收入少、骂政府强拆民房、截持访民……一路愤愤不平。这时,车上收音机报导美国对台军售,,中国政府官员发表抗议性谈话。这位老兄立马话题一转,兴高采烈大谈中国政府应该如何用导弹打击美国航母,如何武力拿下台湾,并表示有机会自己要投军参战。仿佛他此前所骂的一切都是台湾美国带来的一样。这种现象,在中国网络上也特别突出。不少网民反对强拆,反对截访,反对腐败,反对社会不公、官商勾结、鱼肉百姓。我们可以见到,类似言论几乎都是“一边倒”。然而一谈到台海冲突、中美矛盾,一群人顿时群情激愤、喊打喊杀,大有奋不顾身、捐躯爱国之态。全都忘了一切的社会弊端,都是这党之国、官之国、权贵之国所致;与台湾、美国绝无关系。此无他,盖我们本身一无所有,我们与权贵们所共同拥有的,只有“中国人”这一个称谓。只有“中国人”这一点能给我们平等的感觉。这是一根牵挂着我们的虚幻荣耀的稻草,我们必须死死抓住它。这类人,坊间称为“愤青”。当然,这里的“青”,并非单纯年龄概念,而是指一种缺乏理性的、扭曲的、内自卑外自大的群体性格。毫无疑问,这样的人,一旦穿上城管、保安的制服,同样会拿更弱势的对象出气。一旦穿上“皇军”军服,同样会成为残害他国民众的凶手。

针对中国的这一国民性,鲁迅先生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说过,被婆婆虐待的媳妇做了婆婆,往往更虐待自己的媳妇。被老板盘剥的工人当了老板,往往对工人更盘剥。当然,鲁迅先生这里批判的不仅仅是一种国民的劣根性,更是批判孵化这种劣根性的社会形态。中国当今的城管、保安的种种恶行证明,时间进入21世纪,人性之恶以及这种恶依附生长的社会形态并没有成为历史。所谓新中国的屁股上旧社会的胎记并没有褪去。或者说所谓“新”,只是旧酒换装新瓶。用宜黄官员的视点,用强拆建起来的当今中国外表固然“焕然一新”;但这样的“新中国”要在文化、制度等国际价值认同上进入现代文明国家行列,明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茅先生把中国城管现象归结于社会结构,进而釐出特权思想,主张以反对特权改造城管之类的人性之恶。这当然有理。不过茅先生主张反对特权不直接诉诸民主,不免让人一头雾水。须知,城管之所以敢打人、能打人,乃是政府有关部门默许、纵容之故。如果背后没有整个国家机器的支持,区区城管焉敢胡作非为!如果说城管有打人的特权,这种特权也是从上到下授予的。特权的产生,正是专制政治下的官本位等级制所致。而能够从根本上改造专制官本位等级制土壤的,只有民主。民主社会没有特权的容身之地。也绝不会有城管、鬼子和愤青。特权集团之所以视民主为大敌,就是因为深知民主是特权的克星。撇开民主而谈反特权,无异于缘木求鱼。

当然,城管,鬼子,愤青本质上不是一回事。我这里说的,只是他们共有的一种行为心理状态。也就是扭曲心理的扭曲释放。就具体行为来说,城管施暴的对象是国内更底层的百姓,是奴仆欺负奴隶,因此显得可鄙可耻。鬼子残害的对象是他国民众,是强国的奴隶残害弱国的奴隶,可怜可恨。愤青则不过是想与它国一战,藉以与权贵同胞分享“中国人”的平等和荣耀,至多可笑可悲。当然,在一定的条件下,愤青也可能成为鬼子,那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好在今天的世界已经不是过去的世界,我们完全用不着为此担心。而城管也好,鬼子也好,愤青也罢,折射出的,都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制度的痼疾顽症。这才是应该引起重视的。

所以,透过现象看本质,中国城管保安们的人性之恶,根源是社会结构之恶,更是政治制度之恶。要除恶,必须民主,只有民主!在当今政治生态下,这当然很难。但不论多难,只要去做,总是有希望的。这里套用鲁迅先生的一段话,民主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里路。

文章来源:《一五一十部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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