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档案】台湾共产党与“二二八事件”(一)

【新唐人2012年2月29日讯】 【导读】目前在台湾对“二二八事件”的谈论,几乎是围绕在“元凶是否是蒋介石”、与“涉案人员的责任归属”上。本文则是从一个几乎被忽略、甚至被遗忘的角度,来探讨“台湾共产党”与“二二八事件”的关系,一段您可能未曾听过的历史。

一、前言

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在出席2006年2月25日在台北二二八和平公园所举办的“二二八事件”五十九周年追思仪典”时表示,“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包括当时二次大战结束后经济困顿,国共内战、军粮不足,及当时陈仪主持的台湾省政府贪污腐败,引发民怨等。

著名的历史学家辛灏年,透过对共产党历史的真实客观研究后,写成《谁是新中国》这本震撼人心的钜作。辛灏年表示,从1927年开始,共产第三国际、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就为当时的台湾共产党拟定了一份台独纲领。1928年中共在上海霞飞路45号一家照像馆的楼上,为台湾共产党拟定了一个新的台独纲领叫“三大主张”:即台湾民主、台湾革命、和台湾独立。而且,造成台湾社会族群撕裂的“二二八”悲剧,其策划者就是中国共产党人。

“二二八事件”发生在1947年,6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特别是2004年《九评共产党》发表以后,彻底揭露了共产党的真实面目,揭开共产党极不光彩的流氓起家史。今天我们回过头来该如何认识、理解这段历史?

打从20世纪初,列宁在俄国建立全世界第一个共产党政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1922-1991)之后,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主轴,就是自由民主世界与专制极权主义的斗争。前期是自由世界与纳粹极权主义、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则是自由世界与共产极权主义的斗争。这场斗争尚未随着1991年苏联与东欧共产国家的解体而结束,因为中国共产党已取代了苏联的位置,继续以飞弹对准台湾、美国等自由世界。

国际共产党倡言“世界革命”,因此,祗要有机会有可能,任何地区都是它渗透发展的场所。台湾是中日冲突的焦点之一,当然,国际共产党在建立“中共”与“日共”之时,它也要建立“台共”。同时,在对日抗战胜利前,由于台湾或是中国的领土,或是日本强占的殖民地,在“台共”建立的过程中,有时会受“中共”的领导与节制,有时则又受“日共”的指挥与卵翼,有时又同受“中共”与“日共”的双线领导。

目前在台湾对“二二八事件”的谈论,几乎是围绕在“元凶是否是蒋介石”、与“涉案人员的责任归属”上。本文则是从一个几乎被忽略、甚至被遗忘的角度,来探讨“台湾共产党”与“二二八事件”的关系,一段您可能未曾听过的历史。

二、台湾光复前的台湾共产党

1921年,台湾人连温卿与日本左翼分子山川均在台湾推行“农民组合活动”,这是国际共产党触角伸进台湾的最早记载。

1928年4月15日,台湾留俄学生林木顺、谢阿女(即谢雪红)、翁泽生等人,在上海集会,决定成立“台湾共产党”,并通过政治大网、组织大网等文件,决定以现有“台湾文化协会”及“台湾农民组合”为活动中心,推选林林顺、林日高、庄春火、洪朝宗、蔡教干等五人为“中央委员”,以翁泽生、谢阿女为“侯补委员”。

之后又推选林木顺、林日高、蔡孝乾等三人为“中央常务委员”,林木顺为“书记长”兼“组织部长”,洪朝宗为“农民部长”,庄春火为“青年部长”,蔡孝乾为“宣传部长”,林日高为“妇女部长”,并以林日高、潘钦信与谢玉叶为入台工作人员。

同时,在日本居住的留俄台籍青年许乃昌、谢廉清等人,也组织“台湾青年会”与“台湾自治会”,从事组织活动。之后并于“台湾青年会”内组设“社会科学研究部”与“日共”领导的“帝大新人会”保持联系。其后,许乃昌将在日组织改称“东京特别支部”,并与上海“台共”发生组织关系。“台共”则派陈来旺与谢阿女为联络员,以与“东京特别支部”相联系。

1931年4月,“台共”人数增加许多,“台共”工作已有扩展之势,此时潘钦信自上海携回“第三国际”指令,“台共”实行改组,以王万得为“书记”,潘钦信为“组织部长”,苏新为“宣传煽动部长”,萧来福为“劳动运动部长”,颜石吉为“农民运动部长”,刘守鸿为“南部地方负责人”,卢新发为“中部地方负责人”,北部则由“中央直辖”。

1929年,由于台湾中南部农村,在“台湾农民组合”的煽动下,发生小规模暴动,日本警方乃有第一次“台共大检肃”案,计逮捕“台共”59人,38人被起诉,有12人被判刑。

1931年,日本警方发动第二次 “台共大检肃”,计捕获“台共”重要干部王万得、谢阿女、潘钦信等107人,均以违反治安罪,判处重刑。经过两次检肃后,“台共”重要份子,或则坐牢,或则逃返大陆(如蔡孝乾),或则潜伏,已无力展开活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警方对台湾作全面性的严厉控制,“台共”遂一蹶不振。

综上所述,在日据时期,“台共”组织的产生,完全受国际共产党指使;以后,又与“中共”及“日共”发生组织关系。至于其主要活动,则是一方面藉“台湾文化协会”,与知识界发生联系;一方面藉“台湾农民组合”对农村进行渗透。其后虽遭日本警方连续加以检肃,但其组织既已建立,且与“中共”、“日共”、“第三国际”等发生组织关系,当其一旦恢复活动,发展上就非常迅速,因为有国际共产党作为依靠与获得助力之故。由国际共产党卵翼下的共产党,其组织“再生力”之强,是出乎常人意料之外的,如同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九评共产党》一书的第二评(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中指出:“当时革命成功不久的苏俄共产党政权,已对中国抱有野心。1920年,苏俄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中国等国共产党建立工作,主管为舒米亚茨基,维经斯基做副手,和陈独秀等人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六月他们向共产国际提交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计划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1921年7月23日,在尼科尔斯基和马林的组织下,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从此,共产主义运动被实验性的引进中国,党的生命大于一切、征服一切,开始给中国带来一场无休止的浩劫。”

(待续)

文章来源:《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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