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中:薄熙来导演的一场大戏落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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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2年3月19日讯】3月15日,中央宣布张德江出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不再兼任。这就意味着从2008年6月拉开序幕的由薄熙来导演、与王立军联袂演出的一场“唱红打黑”的政治大戏落下了帷幕。

这场大戏的结局是由于王立军的出走美国驻渝领事馆引发的,这本身就极具戏剧性。未来的电影和小说家们,足可以从这里找到创作灵感和发挥无限的想像空间,创作出精彩的作品来,像当年林彪出走一样,留下了永远说不完的故事和猜测,供世人消遣。

我观察到,重庆开始“唱红打黑”时,几乎得到了所有人的肯定,后来慢慢地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再后来则是反对之声越来越厉害地掀了起来,特别是在因特网上,重庆官方不得不出面来应对和辩解了。所以这场闹剧的谢幕,应该是必然的,在情理之中,只不过到来之快和其结束的方式让人感到是一个讽刺。

唱唱什么歌,这在社会中,本是小事一桩。这和人吃饭、穿衣、玩古董、逛商场一样,都是个人私事,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本无可厚非,也不需要统一,更不需要有人告诉说,哪些歌是红颜色的,哪些歌是黑颜色或黄颜色的,还说你应该唱什么和不应该唱什么。但是把一些歌定为“红歌”,还要掀起一个运动,裹胁大家都来唱,导演出一个个宏大的场面,广邀中国左派精英和世界名流,前来观摩赞扬,这就不能不让人回忆起文革时代,全民大背毛主席语录,跳忠字舞,制造红海洋(把一个城市都用红油漆染红,红布遮蔽起来),佩戴毛主席像章,唱革命歌曲,早请示晚汇报的那类场景了——虽然操办者极力否认这一点。

打击黑社会势力,保一方百姓安居乐业,是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责,得到百姓的支持也理所当然。但重庆的打黑不能不让人心存疑虑:为什么单单重庆的黑那么多,面那么广?黑的形成是社会的事,许多社会都未能根绝黑帮的存在,所以用声势浩大的一场运动的方式去解决,这本身就被怀疑是作秀的成分可能远大于对实际目标的追求。经历过中国式运动的人都知道,凡运动都有“后遗症”。偏差呀,扩大化呀,过火行为呀,劳民伤财呀等等,都在所难免。重庆打黑,难道不怕“后遗症”来秋后算账?

毛泽东的运动治国方式是被邓小平终结的。所以所谓的重庆模式,无疑表明了在邓小平终结了毛泽东运动治国方式30年之后,又有人企图使其死灰复燃了。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都知道,从建国开始,土改、镇反、合作化、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27间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不曾停歇过。到最后,毛泽东几乎把整个国家带到了崩溃的边缘。鉴于毛泽东的错误教训,邓小平才明确告诫全体国民,中国再不要搞运动了,再也不要折腾了。

但中国的历史进步较之其他民族确实显得非常艰难。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帝制,可后来,从袁世凯到江青,又有一系列人物跳出来,去重温那个皇帝梦。这也不奇怪。一场大地震之后,小的余震总要不断发生,并持续许多年。社会也是这样,一个历史阶段结束之后,心系前朝、前事的人,也要不断地出来克隆那些陈年往事,这是社会地震的余震。

但文革对中国来讲,绝对是一场噩梦,有良心的国人绝不能再让这场噩梦在中国上演了。温家宝总理记者招待会上的警告,应该不是危言耸听,值得每个中国人深思。

我注意到,2010年春,当重庆唱红打黑风头正劲的时候,薄熙来在同样的全国两会上接受记者采访,对他们的这一疑似文革举动做了一个解释。他说:“一个城市的发展既要物质文明,也要精神文明,城市的发展需要精气神,需要精神振作,而且需要扶正驱邪,打黑就是驱邪,唱红就是扶正,只有扶正驱邪,一个城市才能精神振奋、精神饱满。”接下来他用这样的例子加以证明:“大家可以想一想,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那时候中国多穷啊,但是谁说累了?那时候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寨精神、林县红旗渠,那时候中国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把我们国家建设起来,靠的是什么?这是一口气,人活一口气,就得有这种精神头。”

薄熙来说出的理由并不成立。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精气神或称之为民族精神是靠唱歌激励起来和维持长远的。民族精神,包括区域居民的性格特点,都是由在其生活的自然、物质、文化环境,长期浸润、熏陶形成的,绝不可能被一两次政治运动所改变。人们在某种政治高压下会说谎,会表现出某种配合,但那些东西都是假象,不足为据,也是不可能长久的。不合民意的东西,人亡政息,自古皆然,权威再大也不管事。只有那些顺乎民心,合乎潮流,给百姓带来实实在在好处的政治建树,才能被百姓铭记或传之久远。这只要看一看,毛泽东的27年,至今还有多少被他自视为应该流传千古的教导被保留了下来,就明白了,而毛只不过才逝世36年!

薄熙来还对中国的五六十年代的精神生活,一往情深,说那时的人虽然过得很穷,但从不说累,让今天的青年人误以为,那时的人过得真幸福——这也是左派人士经常津津乐道的。我想告诉大家,如果说出历史的真相,可能没有一个人愿意回到那个时代。从一建国的农业合作化开始,到文革结束,非正常死亡的中国人就有数千万之众,有饿死的,有被“革命群众”杀死的,有被迫自杀的,有被专政机器杀死的……单单一个文革,自杀的国家层面的社会名流,就可以列出一个上千人的大名单。如果薄熙来不健忘,薄一波先生曾被打成党史上著名的六十一个叛徒之一而被关进监狱,薄熙来本人也因为参加联动组织蹲过监狱,进过“学习班”,不知在那时是否感到过“累”,或者依然充满了幸福感?文革浩劫,对知识文化的摧残,起码在中国的历史上亘古未见;至于百姓的生存状况,青年人只要看看今天报刊杂志上面的各种回忆文字和回家问问自己的祖、父辈还活着的人就知道了。在那样一种生存状况下,说没有人抱怨“累”,只能有两种解释。首先,不敢抱怨;其次,不知道如何抱怨。不敢抱怨是因为有强大的国家镇压机器,谁敢抱怨就会立刻被打入另册,变成被专政的对象;不知道如何抱怨,是因为从来没有人让他们知道世界的真相,其他国家的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被封闭起来,收音机没有短波,敢听“敌台”,就得下大狱;场面上的话,就是不停地告诉你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解放——其中就包括美国人民。所以你去看那时的报纸,绝对看不到中国人说累,也看不到中国人不幸福的记载,一篇也不会有!但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谁会认为那报纸说的是真话呢?

薄熙来作为一方封疆大吏,在现代中国这样一个已经走上开放的时代中,竟然又仿效文革的那些手段,把它们拿来作为自己施政的法宝,经过精心炒作,一时名闻遐迩。我不知道,他是从心底里真的信服毛泽东的这一套是治国良方,还是另有目的和所图?

我琢磨,这里有两种可能。第一,他的学识,他的思维眼界决定了他不可能做出其他的选择。他们这代人是被文革彻底耽误了的一代人。他们不了解世界的历史进程,不知道世界人文科学、民主政治今天已经达到的高度和水平,更不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会出现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解决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寻求答案。文革时他们这些人都还是初中学生。文革十年,停课闹革命,上山下乡,中断了学业,后来推荐上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和掌握的社会科学知识,都是毛泽东时代灌输给他们的那些关于革命、夺权、阶级斗争等等教条。如果后来又没有像胡耀邦那样的好学和思考精神,当然在他们的行政中就不会有新的、符合时代潮流的东西产生出来。但为了出成绩,或出人头地,更上一层楼,只好到文革的武库中去寻找自己的需要之物了;第二,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倾冒险、激进主义始终是这个运动挥之不去的阴影。这是由于这个运动的目的和手段决定的。目的就是要彻底砸烂整个旧世界,为达成目的,可以不惜使用任何手段。在党内当人们被指责犯了右倾错误的时候,其实往往也就是左倾主义开始泛滥之时。所以,进行政治表态,任何情况下都要宁左勿右。左,几乎永远都是正确的。即使后来发现错了,也不要紧。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并且只有用左的口号才能绑架社会,绑架那些不愿意跟他们一起走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左会成为一些人的护身符和炫耀的资本。

这使我想起了林彪。林彪用讲政治,学毛选,绑架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谁敢不跟着他晃动毛主席语录?谁敢不跟着他去颂扬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包括那些与毛一同战斗过的战友和同志。到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的任何错误和灾难都不可避免了。

但这样的人可信吗?我给大家引两段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绝对精彩。他在会议上破口大骂道:“有一批王八蛋,他们要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就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老婆就是一个。”“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还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坐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众所周知,林彪骂的其实正是他自己。在中国现代史上,唯一一个真正想搞政变、暗杀毛泽东的人就是林彪。

我们多少感到一点欣慰,重庆的唱红打黑终于收场了,没有被推向全国。这是中国国民政治素质提高的一个具体表现,也是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但我们仍然应该保持警惕,因为只要政治体制改革还不到位,类似于唱红打黑的运动还会有人掀起,还会有人以各种革命的面目出现来绑架中国的未来。

温总理特别提醒国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文革的重现并不是不可能的。

这我信。

文章来源:《博客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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