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之源:强烈反对普世价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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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2年5月10日讯】最近几年来,大陆不断有人传播“普世价值”,随着这个思想的不断扩撒,这个提法被众多自由民主追求者奉为口号,甚至作为交流的主要内容。然而,与之相对的是,一些毛左分子在对待“普世价值”上却存在很大的变化,即由最初的反对,转向为改造为己用,提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就是普世价值。

对于普世价值,相信很多中国人比较喜欢,但是,由于“普世价值”究竟是指什么,一直来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范围,有人认为是“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博爱”等价值;也有人认为是“中华文化尊崇仁爱、宽容、和谐、诚信、正义、民本、‘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本理念,和普世价值观是一致的” ; 还有人认为是“自由是普世价值,因为自由是一切价值的基础”………..

普世价值,说得很容易、轻巧。但是,究竟什么是普世价值,却鲜有令人比较广泛接受的定义或范围。于是,普世价值就成为各种思想主张者随意曲解,以作为自己所持主张的观点。在极其滥用的环境下,普世价值不再是神圣的,也不再是普世的,反而成为“特色”的代名词了。

面对这种形势,我们是否需要重新认识一下。何谓“普世价值”?我们先百度一下,即:

普世价值,在哲学上,普世价值指把一些有限的,所有人类都认同的观念集合在一起。代词。“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的另一种说法。

普世价值观是一种世界观。在哲学上,普世价值指一些有限的、所有人类都认同的观念集起。这种价值观的根本在于对人性的思考。普世价值观认为,只有真正地认识到人类的根本属性,尊重人性的自然规律,然后采用理性思考的方式,建立起人和人、国家和国家相处的办法。西方的普世价值大体指人权天赋,生来自由,民主权力一类的东西。它们的本质、意义和重要性应该是超越人的意识形态和观念斗争的,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自然的非人为定义的真理。 【1】

由于普世价值和西方学者的提法有很大的关系,一般西方学者认为,普世价值是西方文化,是西方文化对全人类的贡献。于是,一些民族主义情绪高的国家,他们为了捍卫自己的文化,也就相应地对西方学者的说法进行了“二元思维对抗”,并否决普世价值。

在大陆,与民族主义情绪不同,中国大陆人没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大陆一直在学习西方。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在对待普世价值的问题上,居然也出现了反对,而且,这个反对,根本不是基于民族主义,而是基于意识形态和中国特色。如我们时常听到的“不能照搬西方文化”、“要走中国特色”。

就普世价值而言,我们很多人的观点是明确的,即主要指“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人权、法治”等涉及人的基本政治权力,而不是像中国大陆学者所说的“儒家伦理道德”范畴。因此,西方学者的本意,原本是针对性地对待全人类。

然由于每一个人或学者对“普世价值”的认识存在分歧,也因为西方某些学者和政治家具有强烈的“西方文明中心论”立场,从而使“具有人类共性的普世价值”被严重地主观化了,也被严重地歪曲了。对于这样一种问题,本人产生了坚决反对普世价值说,特别是反对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歪曲这些政治权利的价值。

反对普世价值说,究竟有哪些原因呢?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明本来没有西方、东方和中国之别

我们现在很多学者——有中国学者,有西方学者——和西方政治家,在推行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人权等价值时,常喜欢把这些东西归结为西方文化,并且直观地认为这些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是反映西方文明的优越性。

显然,这些说法极其不科学,也是有强烈的主观意志与色彩的。客观地说,文化本来没有西方、东方、中国之区别,文明不过是人的附属物,是人类在各地域的生活产生的。

就学者而言,一般以“中国”、“西方”、“东方”来概念,原本并不的一个特别的意义,只是一个符号而已,是为了区分出来,以让自己能够有效、合理地说出各地域的人们在历史上存在一些不同。 但是,因为学者为了方便研究与需要,这些方便,也往往成为一些人藉以扩大自己文化的理由,甚至被歪曲。

二、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人权、法治是人类的共同愿望

就这些被称为“普世价值”的要素来说,这些价值追求,原本并没有东方、西方、中国等之别,这些价值是全人类都共有的追求。如我们中国古代的孟子在提及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时候,指出人民有权推翻暴君,即“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至于“平等”的价值追求,我们中国古代也有,如法家提出的“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观。对于自由与正义的诉求,中国古代人就更不缺乏了。

当然,由于中国人和西方人存在认识的不同,古代中国人在人权意识上确实比较欠缺一些。然而,就总体的价值取向来说,中国人和西方人是没有很大的差距的。

三、价值追求是一回事,而事实存在是一回事

古代中国人存在自己的价值追求,西方人在近代也存在自己的追求。但从总体上说,民主意识是与人追求平等有关系,如孟子的普通民众与国君具有平等权,西方近代则提出“社会契约论”。

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人们追求一些权利或主张,与事实是否得到这些权利或主张,我存在很大的距离的。二者的关系,主要存在2种情况,其一是可以合二为一;其一是永恒错位。

人们追求“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人权、法治”,一方面反映了我们事实的状态是没有这些权利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民众的权利意识。但是,在这里,我们显然往往忽略了一个问题:追求“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人权、法治”,并不代表自己事实上取得了这些权利。

从语言逻辑上说,我们中国人,也包括西方人,往往存在这么一个思维的禁锢,把自己所要追求的权利,直接当作为已经得到了这些权利。

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人在追求这些权利的时候,由于各种原因,中国人在追求和得到之间存在差距,而西方由于英国文化的特殊性,从而出现了一个意外结果,即西方人所追求的这些权利在最后得到了——如果我们以18、19世纪的欧洲大陆历史来看,欧洲大陆在追求与事实得到之间,其实也是存在差距的,直到20世纪中期才完成二者合一的状态。

四、找到实现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人权等价值的出路

既然已经知道了“追求”与“实际存在”有距离,那我们也就需要去找到这个阻隔二者的距离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找到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其实也就找到了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为什么会在分封制以后走向不同的社会发展方向,也就找到了当下中国大陆如何实现民主法治转型的问题所在。

告别普世价值说,放弃西方文化中心论,直接以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人权和法治宣扬,可以更加有利于我们最后实现这些价值。毕竟,在中国大陆,还没有哪个政府高官敢对国民说:“我们不要自由,不要民主,不要平等,不要正义,不要法治……..”

最后,我需要再次强调一个问题:放弃普世价值说,抛弃西方文化中心论,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和人权是全人类的追求,而不是某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的产物,只是由于各地方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不同,才产生了“追求”和“事实”存在距离。当我们发现了这些问题后,我们就可以大胆地告诉自己的国民,国情和特色都是自欺欺人的玩物,我们应该勇敢地抛弃这些自我设置的阀门。

说明:本文是最近和一些朋友交流时,一些朋友问及本人如何看待普世价值的问题,由而产生了阐述自己的一些观点,也算是自己10多年来研究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些心得。对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认识,本人在《文明的冲突与中国政治法律制度的重建》和《先验论在全球的危机》二书中有详细的分析。

文章来源:《博客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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