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26日讯】“你要把今天的苦难告诉后人”
——林昭生前好友张元勋的回忆（节选）
[张元勋是林昭生前好友，1957年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当年春天号召各界帮助党整风，张元勋与人合作写了大字报《是时候了》，并为他主编的学生刊物《广场》撰写了《发刊词》等文章，推动了北大学生的鸣放热潮。为此被划为极右分子，同年12月被捕，判处八年徒刑。1965年刑满后继续留在农场管制劳动。1966年他利用探亲假的机会，来到上海，与林昭母亲许宪民一起去提篮桥监狱探望在那里服刑的林昭。1979年张元勋平反后被安排在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以后升为教授。
1999年张元勋写了长篇回忆文章《北大往事和林昭之死》，在报刊发表并收入纪念林昭的专集。文章生动地记述了林昭当年对毫无诚信的反右运动的强烈批评，记述了他们在非常情况下对时局的看法和相互交往，尤其是在探监时最后一次沉重、悲痛的谈话以及林昭被害的惨烈情况。全文浸透了受难者们的血泪，读来令人无比悲愤、感慨、以至潸然泪下。现在转贴文章的最后一部分，题目是转贴者所加。]
我决定到狱中探望林昭，抱着一种莫大的、奢望般的希望去看她，那希望的内涵似乎只有一点：开导她从“顽抗”中退下，争取避开危险，保住自己。但这奢望真是太奢望了，后来的事证明了这一点。彭令范打电话，询问监狱当局他们确定的接见日期，对方说：定在6号。
似乎是走向一个节日，又似乎是一次约会，6日上午八时，我与许先生一起到监狱传达室，值班人员便向里面打电话，我们马上获准“进去”。二门内的一间办公室里，先由监狱长段某与我谈话（三十年后才知道他是副职），他很严肃地说：“允许你与林昭见面是我们经过研究的一次特殊照顾，我们希望能使林昭得到感化而翻然悔悟，监狱你是知道的，你如果做出不符合我们要求的行为，其结果你是清楚的。”我点头唯唯。在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只要能见到林昭，什么样的委曲求全都可接受。因为我深知：朝令夕改、出尔反尔，是他们的惯计，诺言与谎言在他们那儿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他又说：“经过研究，这次接见定为两次：今天和明天两个上午。”
他的话极简要，然后就引导我们向狱内走去。来到一个大院，高大黑色的铁门迎面而立，视之弥高，这便是真正的牢房的总外门了。铁门是南向的，其东侧就是接见室。段副狱长把我们带到室内，又引进内室，但见西窗下放着长椅及一张条案，案子这边摆着大约十余排长椅，真像一个“会议室”。案子的南端是一个高出地面约五十公分、设有两级台阶的木制“讲坛”，其上摆着犹如大学课堂上的“讲台”，又像是商店里的柜台，其后也放着长椅。走进此处，段副狱长让我坐在西窗下的长椅上，他坐在我的右侧，许先生坐在条案一端的单人木椅上。
少时，脚步声自外室响起，进来的是三位衣着警服的男子，段副狱长介绍：他们是狱内的管教干部，其中一位是直管林昭的队长，语罢告辞而去。他们列坐在我的两侧。少时，又闻脚步声，进来的是四位便装年轻女郎，她们登上“讲坛”，在那“柜台”后面的长椅上并肩坐定，一齐望着我。她们的任务是什么，我怀疑是翻译或录音员。不久，又闻脚步声，一列佩手枪的武装部队鱼贯而入，大约有二十人左右，列坐在那一排排的长椅上，都极严肃，昂首挺胸，一齐望着我，可谓睽睽相觑！于是，这一间空荡荡的接见室顿时“人满为患”，气氛也一下子紧张起来。看起来，这真是一次极不寻常的“接见”！确如段副狱长所说“这是经过研究的一次特殊”的举措！他们如临大敌，既做了技术上的安排，又做了弹压的准备，由此，可以推论林昭在上海狱中真可算是“头号要犯”了。
接见室内人已满，惟有我对面的长椅依然空着，是虚席以待。
终于又闻脚步声自外室响起。我的神经突然紧张，一下子达到了极致：我意识到与我阔别九载、历尽苦难的林昭即将出现在我的面前！
林昭终于走进接见室。她的脸色失血般的苍白与瘦削，窄窄的鼻梁及两侧的双颊上那稀稀的、淡淡的几点雀斑使我忆起她那花迎朝日般的当年。长发披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覆盖着可抵腰间，看来有一半已是白发。披着一件旧夹上衣（一件小翻领的外套，已破旧不堪了），围着一条“长裙”，据说本是一条白色的床单。脚上，一双极旧的有襻儿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头上顶着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的一个手掌大的“冤”字。这个字，向着青天，可谓“冤气冲天”。
她站在门内一步，向我嫣然一笑。整个室内三十双眼睛都一齐注视着。我无法猜测此时此刻他们都想了些什么，是不是都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还是想到人世间有大悲怆、大无畏、大欢喜、大冤枉？整个室内无论是带枪的武士还是不带枪的狱警，以及那便装俊美的女郎，都被这一笑的嫣然而惊诧着、困惑着，甚至是震撼着。后来，他们告诉我：在他们的记忆里从未见过林昭的如此一笑，这实在是她这八九年来在这黑暗、阴冷、与世隔绝的非人世界里的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展现的迷人的、永恒的美丽与春色。使我又依稀地看到那两条粗粗的短辫子以及飞飘着的白绢蝴蝶结的昔日风采。
我从座椅上站了起来，似乎也有微笑，静静地看着林昭缓缓地走向那个虚席。她捧着一个旧布包，一大卷卫生纸。一位身着医生白大褂、内着警服的女警医一直在搀扶着她，她们的身后，是一位佩枪的警士。
林昭就坐在我的对面，隔着那个案子，那位文雅的女警医与佩枪的警士坐在她的两侧，与我则是“面面相觑”。
“开场白”是坐在我身边的一位管教干部向林昭发出的警告：“林昭，今天张元勋来与你接见，这是政府对你们的关怀，希望你通过这次接见受到教育，以便加速自己的认罪与改造。……”
“乏味之至！”其语未休便被林昭的话打断，但那位“管教干部”并未发怒，甚至尴尬地望着我，向我说：“这是常事。”林昭视其言为“老生常谈”而不屑一顾，抬手指向周围，问我：“这些人，你们那里叫做什么？”我未敢回答，不知怎样措词才不会激怒周围的那些监管者。我此刻最怕的是中途被他们停止这次接见。这个心理很快便被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干部察觉了，他很客气地对我说：“不要紧，怎么说都不要紧。林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所以，她的话也从来没有比今天更客气的了。我们已经听惯了，不要紧。”既然如此，我明白了，乃答：“队长。”
林昭颇感兴趣地说：“一样的，一样的！我们这里还叫‘政府’，与他们说话，要先喊‘报告政府！’在北大跟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学现代汉语，还没听见朱先生说过人变成了‘政府’。在这里谬误已是习惯。”然后高声说：“这帮东西怎么能是政府呢？我怎么能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呢？”
我尽量做出一副毫无表情的神态，故意把话题引开，说：“平常把自己打扮一下，把头发梳起来。”“打扮？打扮什么？女为悦己者容！”稍停，她问：“什么时候来到上海的？”我答：“五四！”又问：“家里都好吗？”我答：“都好。都非常惦记你、挂念你。都希望你好好改造、平安出狱。”
她打断了我的话，高声说：“出狱？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们早就告诉我：要枪毙我！这已是早晚的事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们可以唆使一群女流氓、娼妓一齐来打我，故意把我调到‘大号’里去与这些社会渣滓同室而居，每天每晚都要在他们（以手指周围）的主使下开会对我斗争，开始这群泼妇也瞎三话四地讲一些无知而下流的语言，可笑的是她们竟连我是什么犯人都一点也不知道，骂我‘不要脸’，真是可笑！她们这帮东西！她们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他们竟然还知道‘要脸’！她们理屈词穷，气急败坏，于是对我一齐动手，群起而攻之。”
可以想像，这样的“斗争会”就是对林昭的肉体的摧残，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酷刑。解放后虽然标榜“废除狱内体罚”，而许多地方仍采用开“斗争会”的方式鼓动犯人打犯人，依然进行着这类人身的折磨，其残忍野蛮的程度真可谓骇人听闻。那些女犯为了“立功”，斗争林昭乃是她们“积极靠拢政府，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立功”良机，所以对林昭越是殴打得凶狠与残忍，就越算是“积极改造”、“靠拢政府”，“立功”也就越大。在这样的诱导与唆使下，林昭几乎天天都在群妇的撕、掐、踢、打的非人虐待中煎熬着。她说：“我怎么能抵挡得了这一群泼妇的又撕、又打、又掐、又踢，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疯狂摧残呢？每天几乎都要有一次这样的摧残，每次起码要两个小时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脸被抓破，满身疼痛，衣服、裤子都被撕破了，纽扣撕掉，有时甚至唆使这些泼妇扒掉我的衣服，叫做‘脱胎换骨’。那些家伙（她指着周围）在一旁看热闹。可见他们是多么无耻，内心是多么肮脏！头发也被一绺一绺地揪了下来！”
说到这里，林昭举手取下头上的“冤”字顶巾，用手指把长发分理给我看：在那半是白发的根部，她所指之处，乃见大者如枣，小者如蚕豆般的头发揪掉后的光秃头皮。她又说，“因为知道你要来接见，怕打伤了我无法出来见人，故这几天斗争会没有开，我也被调到一个‘单号’里单独关押，其实就是让我养伤，以掩盖狱内无法无天的暴行。但，头发揪掉了，伤痕犹在！衣服也是他们撕的，你看！”
她披着的衣服里面是一件极旧的衬衣，已经没有钮子，仔细看去，才发现是针线缝死了的无法脱下。她又说，“这是一帮禽兽！”指着周围：“他们想强奸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缝起来！”我发现：她的衣服与裤子都是缝在一起的。她说：“大小便则撕开，完了再缝，无非妹妹每月都给我送线来。”
她边说边咳嗽，不时地撕下一块一块的卫生纸，把带血的唾液吐在纸上，团作纸团扔在脚边。“但他们还不解恨，还要给我戴上手铐，有时还是‘背铐’。”稍停问我，“你知道什么叫‘背铐’吧？”我点了点头。一直还极力故作“静而不怒”的那些管教干部此时也无法再故作下去了，向我说：“她胡说！她神经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这些话！”
“神经不正常？”——林昭抢白说，“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
我沉默着不敢发言，便插嘴说：“不要说这些了，说些别的。”“不要紧！”林昭又抢白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几个月前妈妈接见时告诉我你想来看我，问我行不行？问我行不行有什么用？我告诉妈妈你问他们去！总算走运，他们同意了，许多天以前也通知了我，我盼着你来，就是想告诉你前面的这些话，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稍停，她又说，“妈妈年迈无能，妹妹弟弟皆不能独立，还望多多关怀、体恤与扶掖！”语未毕而泪如雨下，痛哭失声，悲咽不止，以至无法再说下去。
许宪民先生尽量保持着一副安详的神态，这时，说了这天接见中的第一句也是惟一的一句话：“不要哭，张元勋这么远来看你，你这么一哭，他不也会哭起来了吗？”“他不会哭！”林昭立即从悲咽中平静下来，又说，“他是男的，不会哭！”
后来（接见结束，林昭离去之后），那位管教干部告诉我：在他们的记忆里也从未见过林昭的如此一哭。这实在是八九年来在这黑暗、阴冷、与世隔绝的非人世界里，她第一次宣泄了自己的悲痛。
冷静下来，我向她说：“给你带来一点东西，都是食品，监狱里最需要吃的东西！”她才注视那个放在案子上面的大提包，那是我昨天从淮海路的食品店里买来的。其中，有三个品类的蛋糕，八市斤的听装奶粉，印着美丽图案的听装大白兔奶糖，以及香蕉、橘子、苹果。于是，按照监狱的规矩，我把那个大提包推到坐在我身旁的管教干部面前。他一件一件地取出，放到案子上，然后一包一包地打开，听装奶粉与听装大白兔奶糖本是原装商品，也一一撕破密封，撬开盒盖，并用铁钎子向奶粉中上下刺入，凡十几次。检查完毕，我把这堆东西推到林昭的面前，她笑了，拿起一块蛋糕递给我，说：“你送来的这些东西，现在是我的了，我请你吃。”我拒绝了，我希望的是多留一点给她。我说：“你吃吧，我在外边随时可以去买。”她说：“也好，”于是咬了一口，她忽然向身边的那位女警医严肃地说：“倒一杯水！”女警医向室外只一挥手，立即就有一个年轻狱警送进来一把暖瓶和一个茶杯，女警医把杯中倒满开水递给林昭，于是她便边饮边吃，显得非常自得。
我说：“今天我们在这儿相会，可谓之‘篮桥会’吧。”（我国古代有“蓝桥会”的故事，描述的是裴航与云英的爱情，他们约会于“蓝桥驿”。而“提篮桥”与“蓝桥驿”以“篮桥”与“蓝桥”同音而巧合。）林昭又一笑，接着说：“又是‘井台会’。”（这里用的是《白兔记》中的“井台从母”的故事，以包含探监的不仅是我，还有许宪民先生在场，是她们的母女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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