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国标:毛迷信下的中国故事──心邪林彪江青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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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2年7月17日讯】 心邪篇

河南某村一个地主婆,藏的肉被猫偷吃了,骂猫一天到晚不干活就会偷吃东西,被人举报,说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全国向毛主席的好学生和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学习,西北公安大学一位高级讲师说:与其向学生学习,何如直接向老师学习?该大学革委会主任反问道:“学习毛主席?你想当皇帝呀?”立即将那位讲师送进学习班。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每年这一天,各单位都举办纪念活动。有一年,某厂的纪念活动结束之后,一位根红苗正的女工向厂领导举报,要求揪斗某女工。领导问是怎么回事,她说:昨天那女工过生日,一个普通女工竟敢比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早一天过生日,简直是狗胆包天,这还了得。那女工的生日是12月25日。

贫农协会副主席张某,其妻也是贫协干部,那天天气太热,在生产队干活的张妻说:“这太阳咋这么毒,要把人晒死呀!”有人打小报告,说她骂毛主席。大队来人核实,她照实承认,却不知何故。最后她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成为与地、富、反并列的四类分子。家里出了四类分子,贫协副主席一家都进入贱民之列。张某夫妇的儿子张增会,刚上初中半个月,母亲成了坏分子,班主任把他叫去,告诉他:“你们村干部来了,说你是四类子弟,学校不能再让你上学。”

四川奉节县某年元旦节,供销分社出肉和酒,粮店出粮油,食品站出肉,几个单位合办酒席,共同庆贺新年。三江供销分社经理廖维相一杯酒下肚,话多了起来,说昨天晚上做个美梦:他接到北京一个通知,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接见他。他兴致勃勃地赶到中南海,但站岗的人不准他进去。说到兴头上,廖经理大发一番感慨:“真是大鬼好见,小鬼难缠,大官好见可惜有狗腿子挡路!”散席后,有人打电话向区公安特派员报案,说廖当众骂毛主席是大鬼,骂毛主席的警卫员是狗腿子。狗腿子的主人不是地主、官僚吗?他这等于骂毛主席是地主、官僚。公安特派员立即向上级报告。第二天,县公检法军管小组派人将廖维相逮捕,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入狱。

河南某单位有一个人,平常爱说球毛。反右时,一个积极分子向单位领导举报:毛是当今最神圣的字眼,与球字连在一起成为口头禅,是对伟大领袖的有意亵渎。既然有人举报,领导就不敢怠慢,于是将那人打成右派,送了劳改。到了秋天,单位没完成打右派的指标,还缺一个,领导有些作难。何不拿那个能揣度出球毛的亵渎意义的人充数?既能如此联想,其内心必先已亵渎伟大领袖了。于是这个积极分子被充数打成右派,也进了监狱,与那位因爱说球毛而被他指控亵渎毛的同事共处一号。坐牢的人,毛发脱落得厉害,每天早上起来,面对着床铺上的许多球毛,两人谁都不敢再说这个词,必须说及时,都讳曰金曲连儿。

汪家塘大队副业大队长钱光禄,1958年结婚,当年得子,按辈分起名钱华泽。1964年,钱又得一子,按辈分起名钱华东。几年过去了,风平浪静,儿子的名字没惹任何麻烦。文革一来,有人发现问题了:钱氏二子的名字,去掉姓氏字和辈分字,就剩“泽东”二字了,如此一来,就等于钱光禄生了泽东,钱光禄成了泽东的爹。这当然是对伟大领袖的恶毒攻击,钱光禄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一天,社员徐某的儿子杀鸡,像拉锯似的在鸡脖子上用刀拉两下,以为就杀死了,不料一松手,那公鸡在地上扑棱著挣扎几下竟起身跑了,好一番追赶,才将其捉回。徐某见状,斥责儿子:“一只鸡都杀不死。你把它的头剁了!”隔墙的邻居听到了,竟举报徐某对儿子说杀毛主席要是杀不死,就把他的头剁了。造反派如临大敌,当晚即把徐某捆起来批斗。会场上,发言人几次引用告密者的话,喝问徐某为什么要谋害毛主席,为什么要剁毛主席的头,为什么这么恶毒。那时,任何咒骂毛的话是禁止重复的,发言人没有意识到这个禁忌,竟一再重复,弄得主持批斗会的人大感难堪。发言人是革命群众,主持人不好出言制止,只得向他打手势、使眼色,但发言者未能意会,一时间会场气氛变得极为紧张。为缓解、冲淡现场气氛,主持人领头喊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打倒反革命杀手徐某!”徐某死也不承认说过剁毛头的话,造反派批斗了几个晚上,找不到有力证据,加上徐某祖辈贫农,后来也就作罢了,但是徐某从此落下一个诨号——反革命杀手。

社员李某的衣服的领子和袖口脏了,告诉妻子,洗的时候仔细这两个地方。有人举报说,领与袖合在一起就是领袖,中国人的领袖就是毛主席,说领袖最脏,实属恶毒污蔑。李某被判刑三年。

奉贤五七干校有个李某,一天被派到干校厨房帮厨。造反派在外面唱革命歌曲“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正在厨房案板上切菜的李某不禁随口跟着唱起来,于是厨房内外形成了革命歌曲与切菜声的洪亮交响。一曲未了,突然冲进四个造反派,直斥道:“李XX,你这个现行反革命,竟敢对毛主席怀有深仇大恨!”不由分说将李某揪出去批斗殴打。造反派说,在唱最后几个连续的“万寿无疆”时,李某每唱一个“万寿无疆”后面就跟着切一菜刀,这分明是在发泄对伟大领袖的刻骨仇恨。造反派通知警备区,说是抓住了一个现行反革命,让他们带走。警备区带走了李某,随后派人来调查。证人们都说,李某生来喜欢唱歌,想来不过是随口乱唱,早年他也是出生入死干革命,想必不会对毛主席怀有什么深仇大恨。关了三个月,最后被放。

湖南省邵阳县师训班语文教师邓星杞在语文课上讲解《颗颗红心飞向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一课,把外国友人无限热爱毛主席家乡一草一木的动人情景讲得有声有色,激起了学员们去韶山参观的愿望。学校领导很支持,具文上报。县领导批示:每期学员可去韶山参观学习一次,但必须选择时间,服从安排。前两期学员都如愿以偿,第三期学员也具文上报,可是等了几个月,多次请示仍然未果。有的学员问邓老师应该怎么办,邓说要靠你们的三寸不烂之舌向县里争取。于是学员们选出九名代表,带着报告去县里请示。县委书记严词批评学员们是在搞无政府主义,“是第一次围攻冲击新县委,性质极其严重”,指示有关部门联合组成工作组,去师训班追查幕后指挥者。九名学员代表遭到轮番审讯批斗,最后查到语文教师邓星杞头上。县委书记在全县区社干部整风会上说:邓星杞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社会主义讲台贩卖封资修的黑货,煽动学员冲击新生的红色政权——县委,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邓星杞立即被停职反省,遭受批斗,“邓星杞攻击新生的红色政权罪该万死”、“邓星杞不老实就叫他灭亡”之类的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批斗围攻整整搞了七天,工作组请示县委书记是否继续搞,书记回答说继续搞,于是又斗了七天。邓星杞一边挨批斗,一边写检讨,越检讨越想不通。1971年6月7日下午三时,邓星杞悬梁自尽。县委书记说:“邓星杞畏罪自杀,是现行反革命,埋几块楼板便宜了他。”邓的妻子哭得死去活来,三次自杀身死,未满周岁的孩子断奶饿死,邓的父母也活活气死。过去说“灭门的知县”,而今是县委书记一句话,灭了好好一家人。

宋彬彬响应毛泽东信口一说就改名宋要武以后,神州大地迅速刮起一股改名换姓旋风。短短几天,凡与所谓封资修挂得上钩的名字都忍痛割爱,改为卫东、护红、兴无、灭资、炼钢之类。广西有一位化学老师,姓涂,名字本来很高雅,但属于封资修的残渣余孽,为了顺应革命潮流,尽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从不赶时髦的涂老师此时也坐不住了,违心地改名为“涂革命”。如此一来,红卫兵小将不答应了,说这分明是图革命之机,投革命之巧,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再不赶紧改掉,只有死路一条。涂老师听了,吓得连水的分子式怎么写都忘了。当晚七点,他正式发表声明,郑重宣布恢复原名。涂老师出身绝对赤贫,苦大仇深,解放前家徒四壁,是新中国乃至全世界无产阶级依靠的中坚力量,恢复原名后在全体学生面前检查交待几次就过关了。涂老师接受了此次改名的教训,后来成为广西最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一员。

小酒馆老板李某,一天外出要账,因醉酒躲避不及,被国军抓了壮丁。三天后,在老乡帮助下,李某逃脱回家。解放后,这本来算不得罪过,那时兵匪如毛,有的人甚至共军、国军、皇协军、游击队、土匪统统干过。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时,有人告发李某咒骂毛主席,问题突然升级,由历史反革命变成历史、现行双料反革命。原来,李某有个儿子在北京当兵,常常几年不能回家探亲,老李头想念儿子,酒后骂街:“当了八路连爹都忘了,什么东西!”这本是抱怨儿子的话,此时却被人升级为骂八路,再升级为骂共产党,最后升级为骂毛泽东。老李头衰老不堪,每次开批斗会都被揪到高台子上,弯著腰,撅著屁股,脖子上挂着木牌子,咳嗽起来惊天动地,随时都可能一口气上不来憋死。即使是炎热的夏天,老李头去开批斗会,家人也要给他穿上黑棉袄,这样挨木棍时会痛得轻一些。老李头被诬陷为咒骂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全家随之陷入灭顶之灾,在学校宣传队的孙女被老师禁止再演节目,性格刚烈的儿媳妇甚至与丈夫密谋,想在饭锅里下一包耗子药,全家一起毒死算了。造反派反复折磨、拷问,可是老李头到死也没承认自己骂过毛泽东。

某生产队汪队长,头天接到大队通知:要过年了,大队替每家配了一张毛主席像,要各生产队队长到公社的供销社领取。第二天,汪队长起个大早,借了大队的自行车,赶到供销社取毛像。一大捆毛像,汪队长想放在自行车后坐上,可是纸捆太滑,放上去又溜下来。汪队长继续往后坐上放,并自言自语说:“岂有此理,还会捉到贼牯冒(没)绳吊!”售货员听到这句话,立刻窜到生产队长旁边,一把抓住自行车把,厉声喝斥:“你这反动派!竟敢说毛主席是贼牯!快来人啊,抓住他!”众人齐上前,把他扭到公社派出所。在各大队游斗一圈后,汪队长被判劳教二年。

文革开始后,某农场的领导们无一例外地都成了走资派,生产无人过问,场子瘫痪了。该场工人薛某,平时喜欢看书、拉琴、练字、画画,农场停工了,他的日子过得更加逍遥。当时全国风靡“三忠于”活动,薛某的画画技艺有了用武之地,各单位纷纷邀请他去绘制毛泽东红宝像油画。每到一处,明明十天可完工,薛某往往要拖一倍以上时间,因为有好吃好喝好招待。那一年多,薛某和他的小助手栗某两人吃得红光满面。后来这个小伎俩被革命群众发现了,把他抓了起来,说他画伟大领袖红宝像,从来没有一气画完的,今天画个头,明天画身子,故意让伟大领袖身首异处,用意恶毒之极。

林彪

孟庆生是齐齐哈尔铁路局刚分配来的大学生,当时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有一天孟庆生给女友写了一封信,说可否找当医生的姑父检查一下身体,开一张患有慢性病的证明,这样就有可能免于上山下乡。此信不知怎么落到革委会手里,于是孟庆生成为策划伪造证明,逃避上山下乡,明目张胆破坏毛主席最高指示的反革命分子,挂牌批斗,不久即被斗疯。9•13事件的消息未公开之前,私下已经传开,有一天孟庆生在厕所关门大便,听见两个人站在便池台阶上议论林彪事件。孟庆生从门板缝中一看,谈论者竟然是军代表。孟庆生吓坏了,断定军代表这是在搞反革命串联,反林副主席就是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啊!疯癫的孟庆生不相信任何人,决定亲自到北京报告此事。一到北京,孟庆生立即被有关部门扣留,并通知单位取人。单位将他接回,交给家人,让家人看管。

有一次,孟庆生的一个同学去他家看他。家门上著锁,打听邻居,说孟庆生就在周围闲逛,不会走远。孟家在一个胡同里住,那同学从胡同东头进来时没看到他,就决定从西头出去寻找。一出胡同口,发现读报栏下站着一个穿戴极为扎眼的人:一身退了色的草绿色旧军装,军帽上一颗红五星很耀眼,腰系皮带,胸前戴着一个大像章。这是当年红卫兵的典型装束。那同学仔细一看,正是孟庆生,便疾步走去喊他,他竟没任何反应。同学心想,难道看错人了?继续往前走,到跟前了,没错,就是孟庆生。同学推了他一下:“怎么不认识我了?”他怔怔地看着同学,傻傻地笑了:“这个世界真疯了,他们说林副主席反毛主席你信吗?”孟庆生已经不认识自己的同学。同学刚要再伸手拉他,他突然双手紧紧护着胸前那个毛与林在天安门上的大像章,大喊道:“不许抢,不许抢!”说着飞快地跑了。一位邻居大婶走来说:“你可别碰他的像章。这疯子把它看得比命还重,急眼了他会跟你拚命。”

1971年10月的一天,某连队照例集中学毛选,一个战士忽地站起来立正行礼大声说:“报告!我发现了一个反革命分子,看!”说着递上一本八开的《解放军画报》。大家伸头一看,上面戎装笔挺的林副统帅的头像上被打了叉,旁边写着“打倒林秃子”。可是令那个战士始料不及的是,连长竟然一脸恼怒,叱责道:“住嘴!规矩一点!”正当大家都惊疑不定、十分迷茫的时刻,接着连长宣布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要士兵手不离枪,晚上睡觉不准脱衣脱鞋,然后宣读中央文件,内容是军委副主席林彪叛逃,机毁人亡。

几个社员在村头树下乘凉,那时家家大门上都挂着毛泽东和林彪的大幅画像,一个姓邓的社员指著附近一家大门上的画像说:“你们看,林彪的样子,真是‘勾勾鼻子鹞子眼,吃人心挖人胆’!”这话被人无意中传了出去,公社革委会认为这是一桩严重的反革命案件,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恶毒攻击,立即令邓某到公社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交待罪行。邓某学习了一个星期,无论怎样诱供逼供,始终不承认他有什么过错。区公安特派员反复侦查,那时说林彪是勾勾鼻子鹞子眼的人很多,再加上姓邓的是贫农,为人也不错,所以一直无法定案。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再也没有人追究这桩反革命案件。

宁夏综合地质大队物探技术员余渭国写了一篇文章,说:“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这句话是错误的,是唯心主义的东西。他这样一搞,实际上把毛主席搞成偶像了。”因为这句话,余渭国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惨遭杀害。

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原来是清华大学学生,一九六四年转学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林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到北大后,林豆豆因病长期缺课,超过学校章程所规定时间。中文系在请示了校领导之后(一般不必),请林家办理病假手续,并告知病好后可以复学。文革期间,林豆豆当上《空军报》主编,当初北大中文系要求她办病假手续一事,竟变成“迫害林副统帅的女儿”。北大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和代理教务长王学珍皆被用布袋子蒙头,绑架到秘密地点审问、殴打。一九六八年一月,造反派还在北大专为此事召开斗争大会,所有与此“案”有关的人都遭到野蛮羞辱和折磨。

七角碑大队的易观音,原名易枝花,自称凭面相即可判断其过去和未来,灵验好比观世音转世,故而号称易观音。有一天,易观音以林彪的长相为例又在顾客面前卖弄相术,说林一对官刀眉,这是凶眉,一个鹰勾鼻,这是奸鼻,一幅尖下巴,下场不好,这幅长相,完全是奸臣像,不会有好结局。有人据此举报易观音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这是企图搞乱无产阶级司令部,用心实属险恶,是最严重的现行反革命行为。此时正当落实公安六条的严打时期,易观音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

某农场单身职工集体宿舍。一天早晨,广播里说“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一个单身职工接嘴说:“祝我身体健康呀,我还没起床呢!”舍友举报了他,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上海某师范学校副校长朱守中,反右中因动摇退却被开除出党,发配宁夏中卫县中学任教。四清运动中,朱被开除教职,下放农场劳动。朱某一直不服,常有反革命言论,诸如江青妄想以老佛爷慈禧自居,叶群要不是林彪的老婆,怎么也爬不进中央,他们这样做是夫妻党,把林彪的名字载进党章,这还叫什么共产党党章?陈伯达自诩为中央唯一的理论家,看来快不行了,康生是中国的贝利亚,宁左勿右,不知有多少好人吃了他的大亏,诸如此类。一打三反中,朱守中因反毛、反林罪被逮捕法办,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一天,武汉某街道小厂召开职工大会,斗争坏分子何为,一个积极分子气鼓鼓地上台说:“我今天要揭发批判何为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罪行,他在和他们那一伙牛鬼蛇神放毒时,恶毒地称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最高’,称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为‘次高’,称周总理为‘台柱’,大家说,何为是不是一只花面狐狸?”下面齐声应答:“是花面狐狸!”接下来的一个积极分子,上来把何为的头狠狠按几下,同时怒吼一声:“低头!”接着又质问:“何为,你是不是说过现在八亿人看八个戏?”何为承认道:“说过。”会场顿时群情激愤,口号震天。会后,何为被关进厂里一个小阁楼里,白天不能回家吃饭,晚上两三个人看守。

小阁楼约十平米,人在中间可以直立,两边坡顶处不能直立。阁楼一边坡顶下安放一张单人床,何为睡;另一边的坡顶下搭了一个双人床(可三人横卧),看守们睡。两床中间放一张方桌,供何为晚上写交代材料,也是他与看守之间的汉界楚河。工厂人手少,男工短缺,看守者都是何为平时叫她们嫂子的女人。阁楼没有卫生间,上下阁楼靠一个活动的木单梯,起夜很不方便,因而只能用尿桶。何为如起身方便,要先干咳两声,并拉亮电灯,以免被栽赃或误认为想逃跑或行刺,然后从方桌下面拉出尿桶,面向他的床哗哗撒尿。嫂子们起夜则不开灯,轻手轻脚拉过公共尿桶一阵叮叮咚咚。中共九大后,天气渐渐热起来,如此狭窄的空间里男女混居一室,不便之处更多。比如夜间,既无须盖被子,长裤也不能穿了,即便关了灯,仍然能模糊显示肉光腿影。嫂子们终于忍不住了,对厂领导抱怨这个差事实在没法干下去了。两天后,何为被放回家,至于是不是攻击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也没人过问了。

南京浦镇车站工人王某,与人谈论毛泽东、林彪,随口说“毛主席红光满面,林彪骨瘦如柴”,被人举报,定为反革命,判刑五年。

南京知青陈卓然,与插友苏小彬一向对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很有看法。1970年2月12日,共产党江苏省委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头版重新发表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语录,并配发评论员文章《迎头痛击阶级敌人的进攻》,号召“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陈、苏以为时机来了,决心起来斗争。当天夜里,他们剪下报纸上的字,拼成六条标语,贴到南京市的主要街道上,主要内容有:“查金华烈士永垂不朽!”“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等等。查金华是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第一位殉难者,罪状是组织马列小组,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质疑现行政策。3月6日,陈卓然、苏小彬因被告发而被捕。4月28日公判大会,陈、苏等人镇定自若,大会宣布陈卓然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苏小彬有期徒刑十五年,同案受牵连的还有陈卓然的女友王茂雅、陈卓然的妹妹陈美丽等人。后来,王茂雅精神失常自杀身亡,苏小彬在劳改期间被机床弄瞎一只眼睛。

文革初,侯金镜和冯牧都是《文艺报》的副主编。有一次,侯金镜指著墙上毛泽东像旁的林彪像对冯牧说:“这家伙真像个小丑!”大人们无所顾忌的谈话,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孩子,他们也在人前谈论这些党国大事。有一天,孩子们因谈论这些话题被抓,严刑拷打之下供出了他们的父亲侯金镜和冯牧,还有电影剧作家海默和画家刘迅等人。这些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海默拒绝招供,被活活打死,刘迅被投入牢房。有一次,中国作协召开大会批斗侯金镜和冯牧,一个刚毕业分来不久的大学生竟动手打冯牧耳光。批斗会的当晚,侯金镜回家喝了敌敌畏,因抢救及时,再加上敌敌畏已过期,虽然大小便失禁,只剩奄奄一息,经过洗胃抢救,还是幸免一死。三年后,侯金镜在湖北五七干校劳动,气温高达四十度还被迫担大粪。一天夜里,侯金镜发作脑溢血,次日晨辞世。

福建一个看相的,说林彪这人鹰鼻,相书上说这种人居心叵测,靠不住,有人举报他“诋毁我们最最最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最最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被送进学习班。

奉节县朱衣公社墙上发现一张歌谣传单:第一行是“最高指示换新天,扭乾坤”,开头几句是“毯字弯里去了炎,王字头上把点添,八人同坐围一席,说话一句顶万句。双木同长视谁高,老虎背上砍三刀,时时高举红宝书,真是无毒不丈夫。”这是两个字谜,谜底即毛主席和林彪。中间有这样几句:“大红太阳当空照,晒干水田晒枯苗。灭资兴无割尾巴,没粮下锅看吃啥。早请示来晚汇报,抱着‘忠’字把舞跳。万岁万岁万万岁,永远健康紧跟随。斗天斗地斗爹妈,夫妻怕说知心话。学校停课闹革命,小将开口就‘勒令’。”讥讽毛泽东、林彪把国家搞乱了。末尾几句是:“要问此曲谁人写?朱衣农中鲁国彬。家住何地啥地名?举目望见单楼村。”

朱衣公社武装部陈部长立即向县公检法军管小组报案。陈部长认为,作案人显然是朱衣农中学生曾国林。理由是:第一,曾国林与鲁国彬字形相近。第二,曾国林就住双楼四队,与单楼村相对应。第三,曾国林是地主的儿子,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怀有阶级仇恨。可是当陈部长拿着传单到双楼四队侦查核实时,几个党员和积极分子却否定了他的意见,说:第一,曾国林没有这么傻。第二,字迹很像生产队会计刘光应的。第三,刘家与曾家有仇,刘光应想借刀杀人,陷害曾家。陈部长接受了他们的意见。第二天,县公安局王局长带着刑侦组来了,听了陈部长,王局长断言:“只有受过管、关、斗的阶级敌人才会这样反动,刘光应是贫农,不会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如此仇恨。再说,我刚才用舌头舔了一下传单,是用熟洋芋粘贴的,还带有盐味,现在食盐是凭票供应,哪家农民舍得在洋芋里放盐?因此,侦破范围只能锁定在区、社所属单位的阶级敌人。”经询问,王局长最终把区供销社和公社中心小学的历史反革命和摘帽右派作为重点排查对象。但是经过核对笔迹,诱供逼供,一无所获。王局长只得根据陈部长的意见抓刘光应,刘当场招供,最后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九年徒刑。

监狱里有个惯例,国庆节那天犯人可以听广播。1971年国庆节,狱中的翻译家杨宪益注意到,林彪没有出来发表演说,甚至他的名字也未被提及。杨还发现,十一那天《人民日报》刊登的西哈努克亲王贺电,只发给毛泽东和周总理。杨宪益判断林彪失宠了,于是拿起自己的红宝书,把第一页林彪写的前言撕掉了。一周之后,看守走进牢房,要求犯人把自己的红宝书统统上交。拿到杨宪益的那本时,发现林彪的前言已经不见了,看守大惑不解,又翻看一遍,还是找不到那篇前言。看守什么话都没说,把那本小红书扔还给杨,把其他所有犯人的书都带走了。犯人都觉得很奇怪,杨宪益告诉狱友,外面可能快要变天了。

少奇篇

大饥荒之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公开化,铁道部职员王佩英支持刘少奇,认为“毛主席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不然他以后没有退路”。1963年3月,王佩英因此被送进精神病院,受尽折磨,但她信念不变,多次公开支持刘少奇、赫鲁晓夫和陈独秀,并以要求退党相对抗,声言共产党员蜕化变质了,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领导共产党变质的就是毛主席”。文革爆发后,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开除出党,在单位被群众专政的王佩英先后三次在食堂高喊“刘少奇万岁”等口号,并书写反标五十一张,其中三张是“刘少奇万岁”、“亲人刘少奇”和“刘少奇是我救命恩人”。1968年10月21日,王佩英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戴着牲口嚼子在北京市各区游斗,有时口内被塞入砖头,下颌被掰成脱臼。1970年1月27日,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公审大会,王佩英被判处死刑,押赴卢沟桥执行枪决。由于担心王佩英喊口号,她的咽喉被细绳勒住。据目击者称,王佩英可能在押往卢沟桥的囚车上已被勒死。

湖南宁乡某村有个造反派头头别出心裁,使其稻田的秧苗长出“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字样。贫农肖伏良为刘少奇打抱不平,深夜踩掉了“打倒”两字的秧苗。几天后,上级检查秧苗生长情况,造反派头头兴致勃勃地带检查组去查看他的杰作,不料看到的是竟是“刘少奇,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造反派头头百口莫辩,检查组当即以播种反革命口号罪将其关进班房。

1959年大跃进中,掏粪工人时传祥被评为北京市劳模,出席全国群英会,受到党国领导人接见。国家主席刘少奇握著时传祥的手说:“再加把劲,把全市的清洁工人都带动起来嘛!”还从口袋里摘出一支英雄牌金笔送给时,鼓励他做好人民的勤务员,并表示自己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时、刘握手的合影上了党报党刊,时的事迹被印成小册子发行180万册,时本人由北京市劳模晋升为全国劳模,又被指任为全国人大代表。各级政府、党组织借时传祥宣传劳动光荣,号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时传祥一时红得发紫。文革开始后,江青借打时传祥而打刘少奇,在北京部分大专院校师生座谈会上宣称时传祥是工贼,被人(用金笔)收买了。于是,时传祥被扣上工贼、粪霸的帽子关了起来,游街、揪斗五百三十多次,伤及大脑,长期昏迷,成为废人,最后又将时和他的家人逐出北京,遣送原籍。

赣州青年女工李九莲给在部队的男友曾某写信,称被打倒的刘少奇是马列主义者,被毛指定为接班人的林彪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曾某为了入党提干,举报了李,李因此被捕,并以恶毒攻击林副主席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八个月后爆发九一三事件,官方对李九莲封锁林彪死讯,继续关押近一年后才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予以开释。出狱后的李九莲极为痛恨,多次上访申诉,但毫无结果。1974年4月,李九莲在赣州公园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反林彪无罪》,引发极大社会关注。当局称李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在劳改场的一次年终评审会上,李九莲批评毛的接班人华国锋独揽党政军大权,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劳改场党委根据有关中共中央文件精神,称李九莲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达到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程度,要求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977年12月,李九莲被枪杀,为防止她呼喊口号,死前下颚和舌头被竹签穿在一起。行刑后,李九莲被抛尸荒野,家人不敢认领,一个名叫何康贤的退休工人奸其尸体,又将其乳房和阴部割去。

李九莲冤案引起巨大抗议浪潮,与李素不相识的小学教师钟海源,因起草多份抗议传单广为散发,被赣州当局收押。钟坚持认为李九莲无罪,拒绝认错,被判处十二年徒刑。钟没有父母,被捕的第二天丈夫即与她离婚。在狱中,钟海源数十次遭受严刑拷打,甚至在小腿骨被打断的情况下,还站起来在监狱墙上写“打倒华国锋”的口号。1978年4月,李九莲被杀四个月之后,钟海源亦因恶毒攻击华主席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听完死刑判决,钟海源毫不犹豫地签了名,把笔一甩,扭头便走。法官喝问有什么后事交代,她平静地说:“跟你们讲话白费劲,我们信仰不同。”说完昂首离去。行刑那天早上,钟海源在死囚小号里,坐在地上的草席上,从从容容用了她的亡命餐。她一口一口细嚼慢咽,吃得一干二净。餐毕,她拿出梳子,梳好长发,挽在脑后,穿上花格呢短大衣,安详地等待提人。南昌九十二野战医院住着一位高干子弟飞行员,急需肾移植。医院通过部队领导转告一位行刑官,不要将钟一枪打死,要留活体。被提上刑车的钟海源个头矮小,体重只有五六十斤,像个七八岁的孩子,因长期缺少阳光,皮肤洁白透明,脸上浅蓝色的毛细血管清晰可见。游街示众时,在押解人员控制下,一个头戴白口罩的军人从钟海源背后左右肋下隔着短大衣各捅了一针,直扎进肾脏。那针头又长又粗,是给大牲畜打针用的那种金属针管。钟海源嘴被堵住,全身剧烈地颤抖。最后时刻,行刑官朝钟海源右背开了一枪,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医务人员立即将其抬进一辆篷布军车,在临时搭起的手术台上活取肾脏。没有人知道此时此刻钟海泉有没有知觉。

文革时造反派到处写“打倒刘少奇”,自然博物馆讲解员马正秀凡见到这样的标语就把“打倒”擦掉,另外加上“万岁”。1967年9月,马正秀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公审大会上,两个彪形大汉对她拳脚相加,抓住她的头撞墙,百般折磨,但她仍然昂首挺胸,目光炯炯,毫无惧色,最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罪名是“刻骨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常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间,多次书写和公开张贴反革命标语、传单、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穷凶极恶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押期间,仍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

刘少奇被打倒以后,全国铺天盖地是“打倒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的大标语,有些地方还故意把“刘少奇”三字写得歪七扭八,“奇”字拆成“大”和“可”,歪写着,以此表示对刘少奇的阶级仇恨。闽北某县年轻教师徐某,有一天写标语写到“大可”时,因墨汁太饱,不慎滴落一滴,不偏不倚落在“大”字下边,“大可”成了“太可”,于是这条标语就成了“打倒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太可!”有人穿凿附会:“太可什么?太可惜了?你觉得打倒刘少奇太可惜了?”徐某出身地主家庭,如今又被指同情刘少奇,反对毛主席,军宣队立即成立专案组,将其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重庆分行职员叫方运孚,曾经与人谈论说:“刘少奇是对的。他主张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有什么错?”“刘少奇打倒了,但他的这些主张打不倒。”“彭老总的万言书字字闪金光,他的行为将与日月同光辉,与天地共久长,千秋万代受人崇拜。”1986年清队时,重庆分行革委会认为方运孚的这些言论是反对毛主席的,报请上级批捕他。地方公安局认为不到逮捕的程度,予以拒绝。一打三反时,公安局为配合运动,改变了立场,将其收捕。起初拟判十五年,报到市公安局军管会,加至二十年,送重庆市革委会审批,改成无期,四川省革委会终审改成死刑。犯人有十天上诉期,可是十天不没,方运孚即枪杀。

文革开始后,全国批刘少奇的声浪甚嚣尘上,龙岩县农民谢洪水却成立了声称由刘少奇直接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进行秘密串联。青年谢永祺积极响应,二人一起出版《大众之声》小报,并自拟中央委员名单,其中包括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邓小平等,却没有毛泽东、林彪、江青。他们还编写一份“军委密件”,表示要跟刘少奇走,推翻毛泽东,兴起学习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高潮。他们印发大量标语口号,如“起来争自由争幸福!”“拥护三自一包!”“刘主席万岁!万万岁!”又编写幸福会章程,称最终目的是“彻底消灭毛林集团,为人民争取最大的自由和幸福”。数月之内,幸福会几成半公开组织,会员接近三百名,入会决心书写明“拥护刘少奇”。相邻的南靖、蒲田、仙游等县,也有农民赶来入会,或自行搞起幸福会。1970年6月,幸福会被当局镇压,谢洪水、谢永祺等十九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多人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另有十二人被逼自杀身亡,八人被打伤致死,有的人被枪毙后,妻子、母亲也被逼自杀身死。

江青篇

一天,上海文艺界举行上千人的批斗大会,批斗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攻击革命样板戏的反革命罪行,陆理直气壮地反问:“样板戏有什么好?中华文化艺术星光灿烂,音乐戏曲优秀的比比皆是,为什么只许唱这几个戏,而要毁灭传统呢?”又说:“外国世界一流的音乐剧多的是,样板戏算什么?”台下的造反派说他满嘴放毒,冲上台撕裂了他的嘴唇,回到牢房连饭都无法吞咽。狱友劝陆沉默应对批斗,他说:“有一口气在我就要讲,什么样板戏,破烂女人搞的破烂货!”陆洪恩告诉同号难友刘文忠,红卫兵小将被“文革旗手”愚弄了,江青是“中国文艺界的大灾星,中国人民的大灾星”,是随时可咒人致死的“巫婆”,“在巫婆搞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我陆洪恩宁做反革命!”造反派频繁揪斗毒打他,收到监里又上背铐,有一天开饭时,看守甚至把饭菜倒在地上,喝令戴着背铐的陆洪恩趴在地上像狗一样舔著吃。陆洪恩忍无可忍,当着看守的面破口大骂:“巫婆!什么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大革人的命!”看守把他拖出去又是一顿暴打。不久,陆洪恩病了,发高烧,讲胡话,日夜说“巫婆来了”,“巫婆来抓人了”,还不断自言自语“毛……毛毛……”,见一切有毛的东西就咬,如毛巾、毛衣、毛裤。陆洪恩疯了。

有一天,训导员把与陆洪恩同监房的十四名犯人全叫到训导室,责令他们面对桌子席地而坐,桌子后面坐三个人,训导员、审讯员和上面派来的人。训导员为陆洪恩定罪:公然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文革旗手江青同志,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审讯员恶狠狠地问:“1598(陆的监号),你究竟要死,还是想活?今天你表个态!”沉默一两分钟之后,陆洪恩像濒死之人回光返照一样,慷慨激昂、热血沸腾、无所畏惧地演说了二十多分钟,不仅震撼了难友,三个审讯他的人也听得目瞪口呆,其中一位不停地记录,无人打断他的话。演讲结束,一个猛拍桌子,破口大骂:“你死到临头了!你要为刚才散布的反革命言论付出代价,我们都记录在案!”另一个说:“本想给你一次机会,既然你不怕死,政府成全你!”一周之后的一天深夜,陆洪恩和其他几位囚犯被押走。1968年4月27日,在林昭被杀害的前两天,上海市革委会在人民广场召开公判大会,宣判陆洪恩死刑,立即执行,与陆同时被处决的还有柳友新等六名“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上海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作了现场转播,《解放日报》等作了报导和评论,判决公告贴满大街小巷,是上海市轰动一时的大事。

江青不喜欢越剧,曾说越剧是靡靡之音。上海有个作曲家,用越剧曲调谱写一首歌颂江青的歌,被打成反革命,理由是用江青反对的靡靡之音歌颂江青就是污辱江青,就是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洪沧海祖籍福建同安,生于新加坡,小学就读于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办的崇福小学,中学就读于新加坡中正中学,是一个生性活跃、追求进步的左派学生。祖父为孙子的安全计,于1967年3月把他和哥哥洪沧江一并带回故乡,双双就读于集美中学。适逢停课闹革命,洪沧海大失所望,便在日记中直抒已见批评文革,指控毛泽东独裁,后来发展到书写张贴反标,在样板戏的戏票上写“表演得越出色,暴露得越彻底,江青有女皇梦”。1968年11月,厦门市革委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将洪沧海逮捕抄家,祖孙三人同日被抓,并株连房东夫妇一家被抓。洪氏兄弟最初被关进电台山鸽子龛拘留所,二个多月后一道被押送回集美中学参加批斗大会。批斗会上,兄弟俩不准交谈,随后弟弟洪沧海被押往全市各校轮流批斗。1970年清理阶级队伍,二十一岁的洪沧海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同批被执行的共十二人)。公审大会在厦门工人文化宫广场举行,全副武装士兵押送,死囚五花大绑,人人挂亡命牌,姓名上打血红叉。洪沧海被处决后,尸体被弃海滩,已经上山下乡的哥哥洪沧江要求回厦门收尸安葬,被地方当局拒绝。祖父听说孙子死讯,当即晕死过去。姑婆(祖父的妹妹)从马巷来厦门要求收尸,遭当局呵斥。洪沧海的尸体最后被医院拉走,用作人体解剖材料,直到无法使用后,运往殡葬处火化,三年后作为无人认领的骨灰被抛弃。洪沧海死去几年之后,在新加坡的舅父才从当地报纸的一则新闻《昔日亲共分子,终成共党刀下鬼》中得知外甥洪沧海的死讯。1980年6月6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的判决书称:“洪沧海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对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不满,在书写张贴散发的标语中为刘少奇同志遭诬陷鸣不平,斥责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是正确的。但也写了错误的言辞,这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原判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这是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关系所致,确属冤杀。”所谓“但也写了错误的言辞”,是指洪沧海矛头直指亲手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四川中学生小陆,大串连时到北京听了江青讲话,回来拿捏著江青的腔调和手势,扭著屁股说:“大家知道吗?我的臀部为什么如此漂亮?因为是工人修补过的!”有人举报,小陆被抓,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关进翠屏山专政基地松林坡看守所二十九号。

柳某是一家工艺美术厂的设计人员,人称柳工。文革伊始,柳工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在单位接受改造。负责监督改造柳某的革命群众,是厂食堂的一个女工,三十出头,容貌俏丽,人称蔡文姬。蔡文姬的丈夫是三代贫农,此时是造反派组织全无敌战斗队的头头,肩负着把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遍全世界的革命重任,经常三五天不回家。柳某被隔离审查后,妻子带着孩子回了乡下的娘家。日子一天天过去,监督与被监督的两个男女日久生情,一次值夜班时竟越过了阶级鸿沟。蔡文姬虽然人长得漂亮,可是有时脑子不够用,一次与丈夫行完房事之后顺口评说道:“你做得没柳工做得痛快。”第二天,蔡文姬的丈夫带着革命群众冲进厂里,抓住柳某一顿猛揍,并以勾引革命群众为由,要求厂革委会严惩柳某。

厂革委会把柳某关进一个小房间,勒令坦白交待犯罪事实,深挖犯罪思想根源。说来也巧,这房间正是他与蔡文姬苟合之处。犯罪事实好写,可那思想根源却不好写,一次次被斥责写得不深刻,打回重写。那天,柳某又坐在小房间里对着一堆白纸发愣,百无聊赖,一时技痒,便在纸上信手写画起来。心到手随,不大一会儿,蔡文姬的一幅裸体画就栩栩如生地出现在白纸上了。好马配好鞍,好画配好诗,柳某正苦思不得佳句,突然想起两句现成的,便飞快地题了上去:“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诗画配得天衣无缝,柳某很满意,拿着自己的杰作左看右瞧,陶醉其中,全然忘记了自己处境。正当此时,门突然被推开。柳某辱骂江青同志,罪上加罪,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七年徒刑。许多年以后,柳某在美术厂的一位同事于某次美术作品展上看到柳某的一幅工笔女性人物画,画面上,徐娘半老,眼神迷离,五官匀称秀美,有蔡文姬的影子。

(转自网络)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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