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12日讯】（新唐人记者何雅婷综合报导）自从十八大后，中共新任总书记习近平、总理李克强可谓“新官上任三把火”。习近平首先从反贪腐着手，拿一批被揭发的中低级贪官污吏开刀；然后南下深圳、广州视察，以展示其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新政方向。同时，李克强也不甘示弱，提出以城镇化带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思路，力图为中国人编织一个新的“中国梦”。 虽然中共媒体也不失时机地为这些举措大唱赞歌，但拒绝坠入这个黄粱美梦的人，似也不少。
政体不改 矛盾难解
今天（12月12日），香港信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深入分析了中共政局的走向，以及中共当权者面临的“举步维艰”的困境。
该文章表示，虽然习近平特意重蹈邓小平九二南巡的路线，似是有意向邓小平致敬，并借用老邓的声望以壮行色，但当前中共面临的危机与当初邓小平南巡时面临的危机是截然不同的，邓习南巡不可并论。
分析认为，当年邓小平两次南巡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能否突破毛时代形成的顽固保守、生产方式落后、效率低劣、僵化封闭的困境。而今天习近平面临的最大的矛盾，并非经济停滞不前，而是社会财富和资源分配不均，整个社会的各方面、各阶层之间，都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中共现行的政治体制之下，以为单凭清算几个中下层贪官污吏，以及空喊口号大胆创新就可以解决矛盾，让国家再向前发展，“不啻妙想天开”， “缘木求鱼”。
文章表示，李克强提出以城镇化带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为投资者编织了充满“无限憧憬”的另一个“新中国梦”。但实际上，如果不能有效摆脱历史性和结构性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所谓城镇化反而会成为中共官僚干部低价并购农民土地的借口，结果贫富悬殊差距必持续扩大，全国政治局势将更加不稳。
分析认为，在过去已经形成的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到危险边缘的背景下，要解决农村的贫穷化，就一定要在政策上保证农民在土地发展过程中享有主要的财产性收益，意味政府必须大幅减低土地出让的政府税费，而这样做却“正正抵触了官僚干部的核心利益”。
另一方面，垄断社会资源的国企也是窒碍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民间企业发展的重大阻力，要解决矛盾，必须资本社会化，引进民间策略投资者，打破垄断之余，更要取消国企在税费上的优惠政策，而这样做却势必冲击中共官僚资本的利益。
文章认为，归根结底，中共当局说面临的所有问题的症结在政治体制，“一句话，这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如果没有彻底的政治体制的改革，作为“这个国家官僚资本系统的政治代表”的习近平，再怎么样展示他的开放亲民，也不可能解决根本矛盾，所谓经济改革，依然举步维艰。
多年来，海外舆论对中共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的声讨之声一直不绝于耳。但中共却一直掩耳盗铃地把自己的一党专政宣布为“比资产阶级民主高得多的民主”，宣称自己替民做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舆论批评中共权贵集团把持政治特权，不受监督，导致腐败无可挽回地成为不治之症。而共产党的当权派虽然对此心知肚明，却因为惧怕下台，惧怕失去特权带来的巨大利益而顽固坚持一党专政，最终被困与骑虎难下的窘境之中。
“抱着炸弹击鼓传花”
早在十八大前夕，大陆专栏作家杜导斌就发表评论文章，深入分析了中共政治体制的这种弊端及其实质。
该文章表示，中共既得利益集团坚持特权的顽固性是把中国拖入绝境深渊的一大原因。
文章说“共产党夺得政权63年来，真正做成功了的就是两件事，一是从国民党政府手中把政权夺了过来，二是把抢到手里的权力兑现成了赤裸裸的利益。”毛泽东等人带头把政权抢到手，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代表的权贵集团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论指导下，集体“闷声不响发大财”，“在河中一摸一条大鱼”。尽管对岸近在眼前，但“先富起来的这帮人却就是不愿过去，执意要留在河中继续摸鱼，谁要过河就跟谁急。”
杜导斌分析认为，习近平也是这个体制里培养出来的，是特权阶层共同推举出来的利益代理人。他的政治生命，权力基础全部依赖于这个体制。所以习近平即使权力再大，再想改革，充其量也只能在共产党内，和整个中国社会里的各种政治势力和政治诉求的区间里活动，并且他首先还得“护住自己的基本盘”。而继续坚持走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连中共体制内的人士都称之为“抱着炸弹击鼓传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