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成:史上最严“减负令”为何难给学生减负

【新唐人2013年5月3日讯】中国学生的负担之重,不说全球第一,起码名列前茅是没问题的,这点单从书包的沉重就可看出来。校园民谣里唱到:“书包最重的人是我,作业最多的人是我,每天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据《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告》中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儿童沉重的学习压力和负担,严重影响了他们闲暇生活的品质。小学1—3年级中,67.2%的城市儿童和45.6%的农村儿童每天写作业的时间超过国家规定标准;67.0%的城市小学生和64.6%的农村小学生每天在校学习时间超过了国家规定标准;60.5%的城市初中生和61.6%的农村初中生每天在校学习时间超过了国家规定标准。从上述触目惊心的数字就可看出,中国的少年儿童在中小学学习上付出的代价是沉痛的。

童年少年时代,正是人生快乐幸福的时期,可祖国的“花朵”们却陷在课业负担的水深火热之中而无法自拨。应试教育虽然表面上已如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但这只“老鼠”却打而不死,并且还受到绝大部分教育界人士的厚爱,所以至今仍如幽灵一般游荡在各中小学校园里。尽管素质教育口号喊得惊天动地,但它又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施了呢?尽管政府三番五次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令给中小学生减负,但中小学生的负担又减少了多少呢?

可是,官方的“减负令”还是要年年下发。这不,本学期刚开学,北京市教委就出台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通知》,即“减负令”。共有八项禁令,竟然赢得了媒体的一片喝彩,说是史上最严格的“减负令”。如此牛皮,真的有这么厉害吗?且听北京市教委主任姜沛民的说法。据姜主任介绍,这个“减负令”和往年的有关举措相比有几个特点:一是注重可操作性,规定不是泛泛而说,更多的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加以解决。所谓的可操作性,它就是可量化、可检测,可操作,包括学生的学习时间、作业量、考试次数,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二是注重针对性,减负规定更多的是针对教育系统的一些乱象,比如乱办班,及一些违反教学规律的一些做法。三是注重长效性。给孩子减负需要坚持不懈地做下去,要建立一个长效有效的机制。比如“一把手负责制”,有责任追究,另外还有媒体的监督机制、表彰激励机制、一些经验的推广机制,通过这一系列机制把落实减负规定进行下去。

虽然姜主任说得天花乱坠,似乎中国的学生有望过上幸福的生活了。但在我这个教师明眼人看来,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中看不中用。

善良的人们是否还记得,2010年7月29日正式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这部国家级的教改纲要中,孩子书包沉重的问题不是已经引起了重视,不是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方法,想方设法为孩子减负了吗?但这些改革措施到底能落实到什么程度,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现在不是已经一目了然了吗?

纲要明确提出“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必须共同努力,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这点表面上说得有理,减负是需要“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努力”的,但倘若不明白其中是谁在起主导作用,那这样的减负即使经过了声势浩大的综合治理,也根本达不到标本兼治的效果。这种说法实际上推脱了政府在减负上起的主导作用。政府是强势的,握有强大的行政资源,如果它能有实行经济改革的决心,把人力物力财力都运用到位,对其中的一切拦路虎都能坚决打击取缔,那学生的超额负担并不是减不掉的。因为现在学生的过重负担,都是由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层层施压压下来的,表面上是顺应人民群众的呼声,实际上是只为自己的政绩而考虑的。

比如,学生们最痛恨的补课,官方表面上不让教师们有偿补课,要还孩子们一个幸福的童年少年。可如果为了提高高考升学率,为了提高本地的教育政绩,那一所学校不在暑假里补课呢?越是升学率高的所谓名校,补课补得越狠,而且这两年更疯狂了,各个学校补课的时间越来越早了。有的学校高三复习班7月12日就开始了补课,最迟的也在20日开始,有的更绝,借着学校要进行校舍安全改造,干脆就不放暑假了,到现在还在上课。以前补课,学校当局还体现点人文关怀,不上早操,晚上上到八点多就让学生休息了,且每个单休日都休息,教师们也不必在学校坐班,只要上了课就行。今年补课则体现了严格管理的科学精神,不但早操要上,晚上的自习学生必须上到十点半,教师必须坐班。这几天山西每天都是高温天气,不是37度,就是38度,有条件的人们都在防暑避暑,可复习班的学子近一百人(有的地方是一百多)坐在一个大教室里,挥汗如雨地学习,老师们也在度日如年地陪伴着。这种暑天补课的恐怖事件,各个地方都在上演着,难道政府有关部门都不知道吗?知道了不但不管,还要放任自流,说不定他们对这种做法还在内心里支持,部下能够如此拼命工作,难得,难得啊!

似乎学生的负担只要取消了升学率的比赛评比就能减轻了,故而这次国家的教改纲要就提出要“改革考试评价制度和学校考核办法”,并且提出了“不得以升学率对地区和学校进行排名,不得下达升学指标”的改革措施。这种措施听起来是不错,但能落到实处吗?如果违反了,怎么办?山西从去年开始就实行了高考成绩不让地方、学校知道的措施,目的正是为了消弭升学率的罪过,和国家的改革措施是一致的。但到了实际,就又走到了以往的老路上,虽然不能从省招办领到学生的分数条了,但这并不影响各路学校比拼升学率的雄心壮志——班主任自己查分,汇报学校,学校汇总上报教育局,各地的升学率比赛还是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而且这种升学率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水分之大,让人不由得想起了大跃进时代,毛泽东当年就相信亩产过万斤的说话,现今的领导能英明过毛泽东吗?现在这样好大喜功的领导不在少数,如果他们继续倒行逆施,借着为人民好的名誉,行祸国殃民的勾当,面对这种破坏教育改革大好局面的昏官劣官,国家有好的惩治办法吗?是不是进行一下诫勉谈话,批评几句了事?这种轻描淡写根本不足威慑为非作歹的领导,应该痛下杀手,不换思想就换人,看他们还敢不敢阻挠中国的教育改革大业!

可惜教改纲要并没说到这一点,这颇让我沮丧,以至于教改纲要将通过“建立学生课业负担监测和公告制度”等方式为孩子们减负,我也不再相信了。这样小打小闹的措施竟被称为给学生减负开出的“药方”,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事吗?现在各地不是都有教育督导室吗?这一官方的教育监督机构能真正起到作用吗?当今中国学生的课业负担之重,不用监测人们就都知道了,网上更是很多,这比什么“监测和公告制度”更有用,结果怎么样呢?中国学生照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不是我怀疑国家改革教育的诚意,而是“中国太难改变了,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它是不肯动弹的。”如今,没有“很大的鞭子”,只靠出台几个措施办法,发表一个什么史上最严格的“减负令”,就想给孩子们减负,恐怕最后的效果只能是,年年减负年年负了!

要想给学生减负,不挥起“很大的鞭子”是不行的!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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