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还原一九五七》(八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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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3年10月3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三 这场浩劫使运动发动者的本质对象化、直观化、展开化

认清本质是接受教训之本。事情都是人做的,事情的本质就是做事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直观化、展开化。同理可得,反右派运动的罪恶本质,就是那个一言定乾坤的运动发动者毛泽东本人罪恶本质的对象化、直观化、展开化。反之,毛泽东具有什么样的本质,就会像一根脊椎骨一样,从头到尾贯穿于反右派运动的始末。毛泽东的本质是什么?后面会详加分析,这里只做两点简略说明,一是强调揭露毛泽东的本质是“还原一九五七”题中应有和必有之意,否则,反右运动就成了从天上掉下来的了;二是,所以在“中篇”加入《流毒》一章,直至毛死而后已,这也是绝对必要的,否则,反右的人和事都未能彻底得到还原真相:难道毛反右的野心只止于建立和巩固“党天下”吗?文革的实践和内层人士——如姚文元、张玉凤的回忆录都曾揭示毛要建立他的“家天下”。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以批“凡是”为名把华国锋赶下了台。说是“彻底否定文革”,但后来文革却成了禁区。现在所谓的左派组成了“还乡团”,批邓、复毛和再来一次文革的呼声甚嚣尘上。同样,由于邓的“必要论”,反右真相始终被掩盖、歪曲着,有人大放厥词,甚而至于呼唤再来一次反右:“中国社会的进步呼唤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到工农大众中找回被别人而不是被毛泽东打折或者收买了的脊梁;而中国的现实尤其需要一个工农大众可以畅所欲言而非由少数知识分子垄断的舆论阵地。要造成这样的一个气氛,毛泽东领导的‘反右’运动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系列论断,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右而左:《“反右”运动对于现实的若干启示》)可见,弄清历史真相,不单纯是个学术问题,而且更是清算历史罪恶,堵塞灾难之源的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和右而左之流大异其趣的、所谓“强烈的现实意义”。

研究反右派斗争,和研究一切历史问题的目的一样,简单说就是接受教训。但是,你想接受教训就能接受教训了吗?首先共产党不让你接受教训,不仅把反右而且把一切历史真相都设为禁区,让你永远生活在假象中。如果把真与假、记忆与遗忘的斗争,说成是一场生死搏斗,仔细体味方知实不为过。其次,是要弄清接受什么样的教训?有的是积极地汲取教训,吃一堑、长一智,越战越勇,如北京大学右派分子青年学生们高举“五•一九”民主运动的旗帜,踏着林昭、刘奇弟、顾文选等同学们的血迹前仆后继,发扬光大“五•一九”民主精神,直到人权高扬、极权灭亡而后已;有的是消极地接受教训,一回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如钱伟长用出卖灵魂去维持好不容易当稳了的奴隶、进而用告密去换取官爵,或学王蒙见奶误认“娘”,把如此惨重的政治迫害比作妈妈错打了孩子。与其现在见利忘义,何胜当年及早学乖?

问题是如何才能够做到积极地汲取历史教训呢?这首先就要正视历史,不投机取巧。刘宾雁跟我说:“王蒙这个人太聪明了!”其次就要把握住历史人物的品质和历史事件的性质。认清前人、前事的本质,乃是后人、后事正确接受教训的必由之路。这里,我们要聚精会神地去研究与揭示关键人物和史实的本质。谁是关键人物呢?刘宾雁说: “毛泽东一手定乾坤”。毛比党大,是共产党服从毛泽东,而不是相反。共产党只是毛泽东达到其政治图谋的一件工具。别说他后来大大地成了气候,即便在延安时期,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就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就有记载:“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的主要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地要在这个国家夺取政权。他之所以对党有兴趣,只是因为党能保证他夺到这个权力。”这个权力 ,他早已夺到了。所有全国规模的重大事件,无一不是毛泽东把自己的主体本质客体化、展开化的过程和结果。所以只用剖解了毛泽东,就能抓住共产党的本质,因为毛泽东就是共产党的人格化。实际情况是八亿人口一个脑袋;一人在思想,全党、全民在盲动。这一段的历史是毛泽东一杆笔写出的文字、画出的图画。而剥去大跃进、文革等等的咋咋呼呼的乱象,显出其最具深刻内涵的历史事件便是反右派运动。

虽然反思反右派运动,可以得出一千条教训,但是,最具现实意义的只有这么一条,就是立即驱散毛泽东的阴魂,勿使鬼蜮继续害人。这是从根本上铲除党天下绝对必要的一着。这一点在邓小平心里是最清楚、也是最担忧的。他说: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小平文选》二卷页二六三)说白了就是,揭出毛泽东的本质,共产党就完蛋。所以,只要让人民认清这是一面什么样的男盗女娼的旗帜,就能把共产党邪恶的“光辉历史”置于光天化日之下,让子子孙孙、千秋万世像“骂秦桧”那样吐唾沫,这尚属小事;清算它祸国殃民的罪恶,接受惨痛的历史教训,让恐怖的极权制度千秋万世永别人间,像恐龙那样作为灭绝的物种、作为化石,陈列在历史博物馆,这才是大事体。

“六四”民运中最为光亮之点是“八九真英雄, 湖南三壮士”蛋击魔像的壮举,及其发出的时代最强音,《浏阳报》美术编辑喻东岳说:“中国改革之艰难,中国一切问题的症结,根源都在毛泽东身上。中国要前进,要改革,要现代化,首先要彻底摧毁毛泽东。”

“彻底摧毁毛泽东”就是彻底驱散他的“阴魂”。他死后的阴魂,就是他活着时的“本质”。让我们拨开云雾,用逐步展开的方式,来考察他活着时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样的和怎么样表现的。

(一)为一党之私,牺牲国家、民族

他置中华民族存亡绝续于不顾,乘国家之危,对祖国趁火打劫: 政治上一意篡权, 对内篡党权(延安整风),对外与政府大捣其乱; 并且在军事上促日蒋拼杀, 自己养精蓄锐、以逸代劳, 以备将来打内战(毛泽东的说法是打“将来的敌人”),现在也专打友军;在经济上大种特种、大销特销鸦片,不管亡国灭种,只顾大发国难财,雄集内战资本。

【一】感谢皇军大大的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毛对受其接见的社会党人士佐佐木对日本过去侵略中国表示歉意时,说:“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转引自赵瑄:《北京政府的日本情节》,《世界周报》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六)

毛泽东的促日蒋拼杀于战场、日共勾搭(通过潘汉年等)于私下,恶性膨胀共产党的势力,一般中国人视此为卖国主义行为,而共产党的说法则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问题是,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作狼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中国人民应该面东跪拜,口唱 :

膏药旗,冉冉上,日本护大共产党!
不是皇军大大地,呼儿咳哟!
哪来人民挨解放?

【二】让日本多占地

毛对蒋委员长领导的抗日战争竭力进行破坏,对共产党内的抗日派将领也坚决进行打击和压制。到后来,他反而倒打一耙,由一些民主人士中的投机者帮腔,诬蔑蒋委员长,说他躲在峨眉山不抗日,待抗日胜利了,才跑下山来摘桃子。仅此一点足证毛泽东什么谎都敢撒。

即在今日,《一寸河山一寸血》这部纪实片和大陆的电影片《血战台儿庄》和还原历史真相的现代史《谁是新中国》等纪念碑式的杰作,所提供的悲壮史实,直使“中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论者,在这块纪念碑上碰得鼻青眼肿、头破血流。连塔斯社记者、苏共住延安的特派员彼得? 弗拉吉米若夫都感到气愤而予以指责: “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乘中央政府和日本冲突之际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了不可估价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止是背信弃义而已……什么国际主义政策,跟毛泽东哪能谈得通,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流血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

彭德怀打了抗日的百团大战,就成为毛泽东眼中十恶不赦的罪行,说是犯了战略错误,暴露了自己的实力。其实,早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二十五日的“洛川会议”上,毛就主张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九月二十一日致电彭德怀,算是有言在先:“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在战略上有主力部队处于敌之侧翼,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做。”(《毛泽东年谱》)就在九月二十五日平型关打响的这一天,毛致电刘少奇、周恩来,说:“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又说,“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尤其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周恩来与毛泽东》第二三六页)试想,正当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也正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之际,同时,中日实力悬殊正是中国抗日之大患,而你有实力却“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生怕暴露实力,那么,你栽培这个“实力”和留着着这个“实力”,并且还要恶性发展这个“实力”,到底是要准备干什么罪恶勾当呢?

直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把彭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头子,毛还在跟他没完没了地算这笔账,对着彭说:“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三一年是否如此?”(《庐山会议实录》页二二一)后来又说:“整个抗战八年,难讲是合作。”(同上,页二三八)

林彪迎合说:“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弻时作的决定。”

毛泽东用卖国主义统一全党思想:“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这可是毛泽东不打自招,暴露了自己的卖国嘴脸。江泽民、胡锦涛继承、捍卫和恶性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让俄国多占地才爱国”,一家伙把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眼眨也不眨地割给了俄国。当然这丝毫也无妨他们厚着脸皮大喊大叫“爱国主义”以行骗于国内外华人世界。卖国贼喊爱国。喊得自己血脉喷胀。这和贪污犯讲廉政。讲得听众掌声雷鸣一样。都是共产党特有的政治景观。

由于历史有意展露自己的真相给人们看,所以它时常出现相映成趣的场景。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九日,中国与侵入西沙海域的越南,爆发西沙之战。当时,台湾海峡在国民党海军和美国第七舰队控制下。中共海军舰艇往来东海、南海,都要绕道台湾东南的公海,避免磨擦和冲突。这次军情紧急,毛指示:“直接走。”

正在阳明山养兵的、被毛共称为“卖国贼”而“窃踞台湾”的蒋介石,对西沙战事也很关注,看着送来的电报:“海军导弹护卫舰四艘,清晨抵达东引岛一侧,企图穿越台湾海峡。”看后不加思索,便语重而心长地说:“西沙战事紧。”亲自下令,破例向解放军海军舰队亮起 “请通过”的信号。

当天晚上,解放军东海舰队四艘导弹护卫舰通过台湾海峡,“卖国集团”的军队不仅没有开炮,还打开探照灯,助中国人民解放军舰队顺利通过。(《西沙群岛保卫战:毛泽东决策的最后一仗)。这是多么感人肺腑的场面啊!

一面是民族大义,一面是险恶的奸计:清浊分明泾渭水,爱国卖国岂容混?最令人气愤和悲哀的是,许多经过浴血抗日而幸存下来的将士,躲过鬼子的屠杀,却死于毛泽东的“镇反”之中。

庐山会议上毛还说:“一个肃反,一个反右,匈牙利事件就闹不起来,我们党联系群众,不是拉科西,不会出纳吉。个别问题一出现,很快解决,我们作风好,反革命杀了一百万,匈牙利没杀,我们作风好,反霸、镇反、反右。”(《庐山会议实录》页四十五)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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