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还原一九五七》(一百)

【新唐人2013年10月23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附录三:怎样理解陈泽昆老先生?

——读《从老报人陈泽昆说到民间办报》

于五十年后的今天,一个当年的“小”右派在怀念一个当年的“老”右派。这是由于老右派的学问道德、人格魅力,感人至深,使得小右派“五十年半个世纪,我总想着他。”有道是,“唯英雄能识英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唯右派能识右派”,但毕竟心灵上相通些;虽然“小”和“老”又难免会有些隔膜。

那么,到底陈泽昆老先生是个什么样人、能让后生晚辈在他生前死后总想着他呢?

陈先生学养深厚,是个渊博的老人,“是老报人,当过《工商导报》(《成都日报》前身)的总编辑,懂的东西多,肚里有的是货,三部卡车也拉不完。”

“学养”,一般是指知转化为识、言转化为行,进一步说,就是把词句变为生活;甚至把词句都忘了的时候,而仍遗留下来的东西,谓之“学养”。学养深厚的他,对办报的专业性的精辟论述,如说家常话,真正是深入浅出的能手。惟其深入(学识渊博,融会贯通),才能浅出。与时下许多生吞活剥、浅入深出、故弄玄虚之辈的高论相比,更更令人肃然起敬、见贤思齐,同时警示自己要拿出老实的态度来做学问,力戒嘴尖皮厚腹中空。与时下那些学问不大、架子大的人相比,他平易近人,特别是对后生晚辈的期望,其心也拳拳,其情也殷殷,其言也谆谆;“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当小右派问他什么是新闻时,他回答:

我们职业有句行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新闻就是新奇的、刚刚发生的、为大众关心的事情,决不是上面的指示、命令……现在说,报纸是党的喉舌,那时说报纸是社会的眼晴。

现实的情况是:“新奇的、刚刚发生的、为大众关心的事情”,是只能按照上面的指示、命令报道的,并严格规定:不许报道突发事件;违者罚款。

“他又说:新闻,是新闻记者在有新闻的地方去抢来的,不是开会开出来的,更不是领导讲出来的。我那时当记者,每天都得跑,走街串巷像个小贩,得靠腿快、笔勤、耳尖,累呀累呀,但愉快。抢到一条好新闻能高兴三天,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记者只对所写的事实负责,不对政策方针负责。”

现在正好相反。你不用抢新闻,不用对事实负责,只用当喉舌、对党负责就行了。一个外国记者把当天全国几家主要报纸展示给人看,头版头条新闻,从标题到内容一字不差,字型也完全相同。舆论一律,一至于此!

“他真有学问,不愧是个老报人。他说:报纸的功能就是监督政府,把官员们为非作歹的事情公诸于世,比如贪污呀,腐化呀,办事不公不义呀,侵犯老百姓利益呀,全给它兜出来,使他们再不敢做坏事。那时,我就是个专揭国民党老底的记者,当官的见着我怕三分……”“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报纸办得多不多,活不活,为不为老百姓说话,是民主政治的表现,有没有言论自由的分水岭。”

他说这话并无意反党,这原本就是他的认识,就像血肉组成人们的血肉之躯那样,这样的情、知结构组成他的大脑。不在于你主观上反不反党,而在于你只要是坚持了人性、说出了常识、阐明了真理,那你在客观上就是反党。这也是为最高指示“知识愈多越反动”作了个注脚。罗隆基说“即使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阴谋。”如果说重在“阴谋”,这话可能是真的;他的确没有阴谋,中共事后也承认了这一点。但如果重在“反党”,这话便失真。他曾对章诒和说过,“唉,唯有你罗伯伯可怜哪! 二十几岁,在美国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来在英国又投到拉斯基门下。那时用功、记性又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一整套,在脑子里装得特别牢,要不然怎么还是费边社的呢?可现在想掏出拉斯基,装进马克思,就不行了。我一发言,自己觉得是在讲马列,人家听来,仍旧说我是冒牌货。”(《往事并不如烟》,时报出版,页三八五)这就说明,他骨子里都是些与党不相容的东西。最高指示如果改为“掌握的真理越多越反党”,那就堪称“坦白”了。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郑义在刘宾雁逝世周年暨纪念文集发表会上的讲话中说:“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社会!我有时候就在想:活该!——真是活该!杀得还不够!否则,为什么还要在美国首都高唱什么《东方红》?又没人拿枪逼着你!完完全全的自愿!”(《刘宾雁这个人物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孔子说:“绘事后素”。素就是原来的底子。我们今天说的素养、素质、底质等词,即源于此。“镀金”的比喻再恰当不过了。罗隆基“反党”与高唱《东方红》者的“爱党”都是底质,都在起先;罗的爱党与高唱者的口称民主、人权等都是后来镀上的金子。所以实质上,这班“还要在美国首都高唱什么《东方红》”的人,是在呕吐狼奶。这没有什么奇怪的,饱满自溢。

就事论事,别的一句不说,单说唱《东方红》。最好是,不要挤着眼睛瞎唱,要睁开眼睛看看明摆着的事实:一,毛泽东呼儿咳呀,他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还是大灾星?他为人民谋的什么幸福? 二,共产党的统治带来的是“哪里人民得解放”还是哪里人民受奴役?三,“毛泽东爱人民”吗?“为了建设(什么样的)新中国”呼儿咳呀?他死时留下的“新”中国,政治上权斗杀红了眼睛,被迫害之众、数以亿计。就在你们这些高唱《东方红》的人中,能找出一个人(哪怕仅仅是一个人)本人、或家属、或亲戚朋友是没受到迫害的吗?经济上濒临崩溃,人民处于饥寒交迫之中。这不都是连共产党自己都承认的吗?可在大陆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之同时,中华民国却是“四小龙”之首。这有一点儿假吗?请问这些海外的混混:是你们眼睛瞎枯了,还是智商低极了?你们居然忍心、还在唱血泪染红的《东方红》!这里面真正的原因,恐怕是你们遵循了你们伟大领袖的教导:“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良心少一点好。”(《毛泽东选集》五卷,页一九八)当然,你们被消灭了良心,也是受到了不小的迫害,也有可同情之处。良心是人性之本;共产党害得你们根本就不是人了;其悲、其苦、其惨、其哀莫大于此矣!还有一个政治学镀金博士,对反右问题大放厥词、大喷狼奶,虽令人作呕,但并不令人称怪;因为,此乃属于万象之一象、百态之一态,同理之可证、触类可旁通耳!

我们还是回到陈先生。铁流用心良苦,把陈先生当年那些、仍不见容于当今的言论重提,旨在起到强烈的针砭时弊、呼唤疗救的作用。同时也让人看清楚共产党的改革开放的实质;在政治上以对媒体的开放程度为例,是开倒车的、是与时俱“退”的:现在比一九八九年以前卡得更紧,那时政治改革还是可以讨论的;这一下倒退了二十来年。一九八九年以前比起一九五七年以前又倒退了三十年;那时还有《光明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几家大的非党报纸。当然更无法与一九四九年以前相比了;“他列举了一九四九年前成都一大堆报纸名称,什么《民众时报》、《民声报》、《西方日报》、《中央日报》、《华西日报》、《华西晚报》、《兴中日报》、《建设日报》、《益报》、《新中国日报》、《新新新闻》、《新民报》。想不到这个不足六十万人口的小城市,竟有这么多的报纸!使我更为惊讶的是,这些报纸除《新新新闻》是国民党的官方报纸外,其它半数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办的。”民国时代的新闻自由可见一隅。至于在全国,比方说罢:“《大公报》在中国是张赫赫有名的报纸。它的创办人叫张季鸾,提出一个口号:‘不党、不盲、不私、不卖’。坚持民间性,以文人论政为特色,在中国新闻事业史很有名。他们批评指责国民党一党独裁,支持共产党民主政治,在当时政局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一九四一年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荣誉奖章……”共和时代,可以产生名报、名报人,一到极权时代,尽数以毁。旁及文化界如名作家、名作品也然。这是人所周知的,不用多谈,只用举出毛对“假如鲁迅活着是否可能划右派?”曾表示过照划不误的意思就足够了。

我忽然提出一个新问题问:国民党蒋介石垮台溃败大陆,逃到台湾,是不是与未搞报禁有关?

他沉思一下说:有关系,但不是直接的关系。国民党真正垮台的原因是它坚持搞独裁统治,以及它官员们的贪污腐败,经济乱成一锅粥。打垮蒋介石八百万军队,是解放军而不是报纸。报纸从来没有这个作用,顶多造点舆论,舆论最大的作用是警示。如果我们国家放开了舆论,准许私人和社会团体办报,让人讲真话,说真活,就不会有“反右斗争”和“大跃进”,就不会有饿死人的事情。

以陈先生办报人的身份,他不会不知道,日本一宣布投降,养精蓄锐的八路军便开始活跃起来,这时的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军都是千疮百孔,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捣乱,给医治战争创伤雪上加霜。例子之一,国民党搞整顿,被整顿的人就去投共,“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光用想想共产党喜获、收留了多少汉奸就说明问题了。这一切都不说,就说搞独裁统治、官员们的贪污腐败吧!共产党在二者中的哪一项不超过国民党的一百倍;它为什么没失败?陈先生的答案证明他很清醒。他知道:“国民党真正垮台的原因……打垮蒋介石八百万军队,是解放军而不是报纸。报纸从来没有这个作用,顶多造点舆论,舆论最大的作用是警示。”这就是他把国民党当年失败、共产党如今不失败的本质原因,引而不发、意在言外了。他验证了共产党所揭示的真理: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不管多独裁和腐败也不会自动倒台,例如小小的北朝鲜。这话的现实意义,值得深长思之。

仔细想来,许多慷慨激昂、义正词严的话,对极权当局来说,即便不是不痛不痒,充其量也只是一时的切肤之痛,而陈老这些心平气和而又击中要害的话,却使当局与时俱进、与日俱增、死而后已地心腹为患。铁流说:“我因‘干预生活’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流毒全国罪该万死,自难逃脱此劫。而老报人陈泽昆在‘整风鸣放’中连屁也未放一个,也是‘右派分子’。他不像我又吼又叫,而是痛痛快快‘低头认罪’,别人揭发什么就承认什么,不推不赖,态度极好。”这在陈先生和共产党双方、都是胸中有数的,都知道对方是什么货色。反右时不是有“骨子里右派”的说法吗?

我们对许多人、事、物的认识,往往局限在常识范围,陈先生却能拿出专业水准来。例如对五粮液的评说,又如对办报经验的介绍,甚至具体入微到特写与小说的异同。他的言谈总是那样炉火纯青、左右逢源。这,岂止于渊博?学问之功,诚于中而形于外。闻其声而感其慈眉善目、仁者爱人;温馨之情溢于言表,沁人脾胃。他待人接物,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君子坦荡荡(如对划右派和改正);对己,达则兼善天下(从前办报),穷则独善其身(一九四九年后),心底无私、与世无争。共产党把所有这样集真善美于一身的人们当作自己的敌人,那么,这样的党、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党天下,事实表明,他就是集假恶丑于一身的国家、民族、社会的大毒瘤。陈先生们的悲剧,就是这个毒瘤——共产党、毛泽东把真善美毁灭给人看。

一九八五年六十五岁的老报人陈泽昆,妻子死于癌症。两年后,他和一位小他近三十岁的姑娘结婚了。我祝贺他,开玩笑地说:老陈,你真有艳福。

两年后传来消息,说他跳楼自杀了。事起,是年轻貌美妻子,一边和他百年交好,一边私下与另一年青男人往来。年迈的他,认为人格受到了莫大玷污,老脸无处放,一气之下竟然轻生。唉,知识分子常常能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却经受不起世俗势力的冲击。唉,聪明人也有糊涂的时候啊!他不知道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已非理想世界,物欲横流,享受至上,道德沦丧,自私自利,早成了生活的主旋律……

他感慨于“反右斗争没明堂啊!”如果说,阶级斗争为纲、扣白帽子夺去了先生的政治生命;那么,世风糜烂、物欲横流、一顶绿帽子便夺去了先生的自然生命。说是先生一时“糊涂”; 实在是不理解先生。先生哪里是糊涂呢?如果是顶着绿帽子、涎着脸皮糊涂度春秋,还会有这样的结局吗?

人是“意义”动物。中国知识分子认定的“意义”,在于修、齐、治、平。一九四九年后,他对“治、平”就基本上不抱希望了。“他不看,也不写,超然世外,好像报社风云与他没关系。”以及:“现在讲成分,讲阶级,过去办报的人就不能再办报了,必须要有新人,你不就是一个吗!言谈间,他有种无奈的失落感。”改革开放给他带来了希望,他却发出“老夫芼矣,弗能为也”的悲鸣:“我一生就爱好办报,可办不了报。年龄大了,雄心也没有了。”

他的“艳福”给他带来的,是蜷缩在避风港里,不追求事业,难得糊涂地度过风平浪静的晚年。可是,在风烛残年中,避风港里又掀起了腥风恶浪,这就冲破了他活下去的底线;谁能告诉他:再苟活下去又有什么意义?他对这个假恶丑的世道再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共产党对自杀的政治解说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在运动中自杀就是畏罪自杀,或是向党示威;对右派自杀还有一种特殊说法,“戴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而我对“自杀”的哲学界定则是,“对‘意义’的孤注一掷,最后挣扎。”具体到陈先生则是,“质本洁来还洁去”。他既是一个渊博的老人,又是一个单纯的老人,还是一个不幸的老人。他最大的不幸是生逢党天下,断绝了办一张作为“社会的眼睛”的报纸(他人生的主“意义”)之希望。

人都有局限性,只是各有各的局限性。铁流先生则是表现在对陈老先生稍欠理解、说他“聪明人也有糊涂的时候啊!”。还有,如他说的“反右斗争前的中国,言论未有禁区,说话嘴上无需加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无人说你在‘攻击诬蔑’或‘反党反社会主义’。人人当时心抒情畅,故无虚假之词,似乎大家都活在理想中。”这简直是同着失意人、在说着得意话。别忘了刚说的“言谈间,他有种无奈的失落感。我不愿刺伤他,把议题转到另一边。”这就 说明并不是“人人当时心抒情畅……都活在理想中”。更需从大环境指出,这话是说在反胡风和肃反之后!反右时,因受反胡风、肃反之害,进行血泪控诉,非但无有伸冤,反而遭牢狱之灾,甚而遭迫害致死者,比比大有人在。

延安整风时,艾思奇举过一个例子,说的是小孩问妈妈:“姐姐为什么要哭?”妈妈说:“姐姐伤心。”小孩怎会理解包办婚姻下,作小媳妇的姐姐、在恶婆婆手下的日子是如何地伤心呢?小右派对老右派“伤心”的理解,也可作如是观。

语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通过朋友之间的思想交流,智愚可以互补。至于我持此议,果为智者之失,抑愚者之得耶?敬候作者、读者明教。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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