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档案】“国军叛将”的最终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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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3年10月31日讯】【导读】 中共曾经瓦解了数百万国民党军队,策反了众多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被,最终这些“投诚”中共的国军将领们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

“和平将军”抑郁而终

张治中是黄埔系骨干将领,原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是蒋介石的四大心腹之一,但同时也与周恩来私交甚笃。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年)唯一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军将领,被人们称为“和平将军”。

1949年,张治中作为南京政府的首席代表,乘飞机到北平和谈。谈判破裂后,他在周恩来的盛情挽留之下留在了北平,并于6月宣布脱离国民党。中共篡权后,张治中发挥余热,先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

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中被打倒,身在广州的张治中得到消息后,马上写了一封长信给毛泽东为彭德怀喊冤,幸而这封“万言书”未到毛的手里。然而,当“文化大革命”狂风骤起,张治中却没有这么幸运,未能躲过冲击。

“文革”发动之时,张治中在北戴河疗养。狂热的红卫兵得到毛泽东“热烈支持”,到处打、砸、抢,全国乱翻天。在北戴河的张治中耳闻如此乱象,感到万分惊讶。而此时,他家已经被前来“破四旧”的红卫兵“清洗”两次了。 8月28日,张治中刚从北戴河回到家,又有一批红卫兵前来扫荡,楼上楼下,翻箱倒柜,砸了花瓶,最后取走了一把水果刀和一把佩剑,扬长而去。临走前,红卫兵还责问:“你们这里没有领袖像,没有毛主席语录,没有一点革命气氛,要马上把墙上的字画取下来,换上相片和语录。”他们走后不久,秘书就跑到新华书店买了毛泽东像和毛主席语录挂上。亲眼目睹这一幕,张治中感慨地对秘书和家属说:“今后若干年,这必将是一个大笑话!”

8月30日,周恩来仓促间拟定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张治中是12位被点名的重点保护对象之一。之后,周恩来派人将张治中送到解放军总医院保护起来,改名叫林友文,不准亲属探视,也不能通电话。张治中病危时,其一女二婿正被隔离审查,经周恩来与专案组交涉,张治中才得以在临终前同家人团聚。张治中虽未受到皮肉之苦,但精神上始终遭受着折磨。 1969年4月3日,张治中抑郁而终。其子张一纯说:“其实他身体没什么问题,就是心情不好,有些事情想不通。”

“佛教将军”含冤而逝

张治中毕竟因被周恩来列入“应予保护”的名单而免去了直接的人身迫害,而身处湖南的唐生智则因共产党内的冤案牵连无如此福分。

唐生智是原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因身为军人又信奉佛教而被称为“佛教将军”。北伐时期,彭德怀、贺龙、陈赓都曾是其麾下将领。解放战争末期,唐生智参与湖南和平起义。中共篡权后,曾任湖南省副省长、民革中央委员等职。

“文革”开始后,唐生智家屡屡遭到前来“破四旧”的红卫兵洗劫,大量字画及文物被抄没,最终不知所终。 1968年,劫难才真正开始。林彪等人提出,湖南有刘少奇、程潜、唐生智这“三条黑线”,其中程和唐是国民党的“残党余孽”。

唐生智的外孙女艾晓明回忆:1968年2月,“中央军委文革”专案组南下长沙,要求唐生智检举1927年刘少奇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的事情。唐生智不愿无中生有,因而受到审查逼供,白日交代,夜里反省,有家不得归。

此后,专案组又要唐生智检举贺龙的所谓历史问题,他们认定“贺龙是唐生智派到红军里的国民党奸细”。唐生智对此坚决否认,说:“这纯属无中生有。贺龙走上革命道路,并在革命进入低潮时要求加入共产党,完全是他自己的觉悟。”专案组起初尚属客气,只是天天谈话,让唐生智写“黑材料”。两个月的审查,没有捞到半点油水,只好悻悻离开。不久,回京得到“密令”的专案组卷土重来,态度更加恶劣,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唐生智一直不肯就范。恼羞成怒的专案组某政委甚至掏出手枪来威胁:“你讲不讲,不讲,我毙了你!”唐一听“毙了你”三字,顿时火冒三丈,撩开衣服,拍着胸膛,走到那人面前说:“小子!你冲着这里来吧!老子南征北战,枪林弹雨都走过来了,几时怕过死!”无计可施的专案组,命令当地造反派把唐生智关押到省政协“上学习班”,继续逼问,一关就是十个月。

1970年过年后,唐生智肠癌复发入院,但就连在病房里都有人监视。其子唐仁里回忆:“我父亲住院时候,连吊针都没得打,只给个藿香正气水让父亲吃。” 1970年4月6日,唐生智含冤而逝。

桂系巨头刎颈而亡

黄绍竑与李宗仁、白崇禧并称新桂系三大巨头,国民革命军上将军衔,文武双全,谋略过人,为一时俊杰。 1949年8月31日,黄绍竑联合其他43位国民党将领和官员在香港通电起义,归附中共。中共篡权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等职。黄绍竑积极参政议政,他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见解,并且以军人的率性屡屡仗义执言。

黄绍竑说:“我所以提党政关系问题,绝不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而是领导方法问题。我觉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民、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黄绍竑很早就认识到法律的作用,他把整风比作洗澡,把法律制度比作洗脸,“洗澡可以几天洗一次,或个把、几个月洗一次,但洗脸必须每天洗一次或者两次。整风固然需要,而建立法律制度同样是需要的,光是整风而不建立法律制度就无法永久保持整风的效果”。另外,他还建议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专职专业,认为“兼职本身就是官僚主义”。

祸从口出。 1957年,黄绍竑被打为“右派头子”。 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黄绍竑同章乃器、章伯钧、黄琪翔、陈铭枢等人一同被罢免公职。面对急风骤雨的批判,黄绍竑两次服用安眠药自杀,都被幸运地抢救了过来。但是,他没能挺过“文革”劫难。 “文革”开始后,黄绍竑在小雅宝胡同的住宅很快被抄,存款现金全被抄走,家中连开伙的钱都没有,本人也被打得奄奄一息。 1966年8月31日下午,黄绍竑来到西总布胡同5号看望老友李宗仁,面露惊慌之色。在座的程思远对黄绍竑说:“看来你有心事。” 黄绍竑说:“我不为自己打算,我担心的是德公。”回家之后,即以剃刀刎颈自杀而死。据传,黄绍竑留有遗书:“余当年弃国投共,始令亿万黎民今于水深火热之中。余投共而罪该万死,唯国人却无辜矣,即九泉下亦无面目见万民。”

原题目:“国军叛将”的“文革”劫难 有删节

文章来源:《财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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