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是谁绑架了中国企业家?

【新唐人2014年2月9日讯】王功权取保获释后,在企业家中引起了一些议论。有一位曾经和王功权合作共事的企业家说:“媒体与公知不能绑架企业家,非要企业家去追求真理,企业家只能受资本绑架。”此言非也。

(一)谁绑架了企业家?

首先,绑架企业家王功权的既不是媒体,也不是公知,而是国家的专政机关。他们仅仅因为王功权支持了“新公民运动”,就悍然抓捕了他,迫使他接受他们提出的有失个人尊严的屈辱条件。这种野蛮行径,何异于黑社会的绑架勒索?

其次,少数媒体和公知就王功权被捕作出评论,支持王功权的正义行为,批判专政机关违反宪法,剥夺公民的自由权利,这是媒体和公知的社会责任。对王功权如此,对其他遭到拘捕迫害的维权人士也同样如此,这和绑架风马牛不相及。把媒体和公知对王功权的支持说成是绑架,不仅是对媒体和公知的污辱,也是对王功权的污辱。

第三,企业家固然应该“在商言商”,但是,企业家同时也是公民,而且首先是公民,其次才是企业家。做一个合格的公民,比做一个合格的企业家更加重要。一个合格的公民,不但要具有公民意识,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而且能够身体力行,捍卫自己的权利,恪尽自己的义务。王功权支持“新公民运动”,正是他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表现,是他作为合格公民和合格企业家的理所当然的选择。

第四,企业家要不要追求真理?追求真理是人性的本质要求。几千年来的人类社会,正是由于有了对真善美的追求,代代相继,才积累起当代的科学和文明。所以,追求真理为社会发展所必需,是一个合格公民的责任,也是一个合格企业家的责任。不是谁“非要企业家去追求真理”,而是企业家有责任追求真理。拒绝追求真理的企业家是不合格的企业家,也是不合格的公民。

第五,说“企业家只能受资本绑架”,有一定的道理,但说“只能”受资本绑架,就太绝对了。至少在现阶段,就我这个局外人的观察所及,恐怕受权力绑架的压力,远远超过受资本绑架。所谓受资本绑架,无非就是市场规律的束缚和金融机构的制约,这些问题并非绝对不可解决,一些出色的企业家就摆脱了资本的绑架,而且游刃有余地进退于资本市场;而权力绑架,则是在政治权力不受制约与监督的专制体制下,任何企业家都无法解开的难题。迄今为止,有哪个企业家能够理直气壮地宣告他已经摆脱了权力的绑架呢?

第六,官方宣称王功权已经承认违法犯罪,但我宁可相信王功权只是承认他资助了“新公民运动”的事实,“违法犯罪”是官方强加于他的罪名。即使他被迫承认“违法犯罪”,表示要同“新公民运动”划清界限,这种选择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利剑威胁下,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许多人都有过被迫检讨的经历,知道在这把利剑威胁下,往往不得不接受勒索,违心地抹黑自己。王功权被捕和取保的过程,恰好证明了专制权力对他的绑架和勒索。

(二)为什么要绑架企业家?

许志永被判4年徒刑之后,袁冬被判18个月徒刑,侯欣被判有罪但免于处罚,王功权被迫同“新公民运动”断绝联系。对于“新公民运动”所遭受的这一系列严重打击,海内外舆论表示惋惜与愤慨,谴责当局对如此理性、温和的民主要求都滥施专政,岂非逼使民众以暴力抗争?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与此有关的另一个严重问题: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联盟,刚开始出现就被摧残了。

“8964”之后,许多知识分子对政治前景绝望,纷纷下海,投入工商界,以致一位高层领导人惊呼“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1992年邓小平南下讲话后,民营企业大发展,经营者中就有大量知识分子。我曾经乐观地预期,知识分子和主要由知识分子构成的企业家两大群体的联盟,“将是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去年秋天我在得知许志永和王功权在“新公民运动”中的密切合作,两人且因此先后被拘捕,为此写了一篇文章:《一个值得注意的朕兆》(发表在香港《动向》月刊去年第10期上),在强烈抗议有关当局倒行逆施的同时,欢呼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合作和联盟的出现。“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企业家,在争取公民权利、推进公民社会的活动中有了共同的理念,共同的语言,而且遭到了同样的迫害。这就使这一事件超出了他们个人的意义,而成为具有象征性的政治事件。”“他们在‘新公民运动’中的合作,预告着这两个阶层(或阶级)的联盟的未来。”

“新公民运动”一贯用和平改良的方式来推动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在前几年开展的许多活动,如呼吁官员财产公示,讨论起草阳光法案;倡导公民的宪法权利,争取真正的民主法治;推动教育的平等权利,为随迁子女争取就地高考;介入“三鹿奶粉”、 动车事故等突发事件,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争取公正的赔偿方案;冬天给露宿街头的上访者送去棉衣、棉被、馒头;等等。这一切活动,既温和理性,又有声有色,大概同企业家王功权的支持不无关系。这个情况当然逃不出有关部门的视野。他们长期监视许志永等人发起的“公盟”和“新公民运动”的动态,不会看不到知识分子和企业家携手合作的情势,而这两个最具政治潜能的社会群体一旦结成巩固的联盟,势将构成对专制统治的最大威胁。所以他们不但将许志永、袁冬等人绳之以专政,而且以黑社会的方式迫使王功权同“新公民运动”划清界限,承诺不再和许志永保持联系。这样,就不但翦除知识分子和企业家联盟的幼芽,而且铲掉滋生联盟的土壤。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剥夺王功权的自由权利,更大的图谋是震慑所有企业家,使他们远离维权一类的政治活动。也许,这才是他们拘捕许志永等、绑架王功权的真正动机。

这是一场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力量悬殊的博弈。现在,它的第一幕已经以“新公民运动”和联盟的惨败落下帷幕,第二幕、第三幕又将如何?我深信,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联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注定将会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复兴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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