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周永康徐才厚倒台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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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4年7月21日讯】(新唐人记者唐迪综合报导)曾经执掌中共军队人事大权整整10年的中共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北京当局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迅速拿下了。他的政治同盟者,中共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及其子女兄弟也统统被当局秘密拘押,只等时机成熟公诸于众了。就在这些曾经只手遮天的大老虎们被关进虎笼的同时,媒体明星芮成钢这样的当红小生也来凑热闹被“被检方带走”。他们从云端骤然跌落谷底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日前,著名旅美学者何清涟女士撰文探讨了这个问题。她认为,这些人落败的真正原因,是他们在中共的“制度陷阱”中走到了穷途末路。

中共官场上潜规则与明规则共同构建的“制度陷阱”

7月17日,何清涟在《美国之音》上发表了题为《他们的成败皆因制度陷阱》的评论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周永康徐才厚、芮成钢这些曾经的“党国柱石”,千万人艳羡的“顶级成功人士”,他们的成功与失败皆因中共的政治体制。

“其兴,是借助于体制之弊,即政治保护关系的潜规则;其败,则因他们赖以立足的政治保护关系被摧毁。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文章这样写道。

文章表示,在当今的中国,作为一个出身寒门的平民子弟,要想在中共官场中攀爬到高端,那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因为他们没有父辈资源可资利用,每上一个台阶,都依靠自己打拼。所有的“贵人”,得在工作中遇到;所有的关系,得从仕宦生涯中结纳。

而中共官场自有一套官场的潜规则,“这就是必须寻求政治保护者,并与其形成一种利益共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保护关系”。

何清涟认为,中国官场的“保护主义”关系网路不仅服务于权贵及官僚利益集团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易,而且也延伸到商界和其他社会群体(包括黑社会组织)之中,成为人们通过官商勾结(包括“官黑”勾结)致富的关键纽带。

文章写道:“在当今的中国,这种‘保护主义政治’沿着两个方向伸展:其一是保护主义政治关系几乎全面覆盖了党政部门,其二是官商关系日益‘保护主义’化。”

尤其到了江泽民时代,“这些利益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坐大,在党政部门内已形成一层又一层盘根错节的利益保护关系,凡有利于这些利益集团的法律政策执行起来非常通畅,而任何不利于这些利益集团的法律政策则形同虚设”。

文章分析称,从周永康的秘书五人组、四川帮、石油帮部属,到徐才厚手下军衔晋升至少将的四大秘书,都是在他们入了“公门”之后,得其上司赏识,纳入门庭,在政治体制之内结成了“施惠—受惠—回报”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保护关系。而这种关系的产生,是中国政治制度设计的缺陷所致,即明规则与潜规则共同构成的“制度陷阱”。

“在官员升迁中,明规则只是桌面上的摆设;潜规则,即买官卖官形成的利益输送机制,在起实际作用。”文章指出,“这些寒门出身的精英们共同跌倒在腐败受贿上并不希奇,因为这种政治保护关系的存在本来就是为了更好地瓜分资源。”

显而易见,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制度性腐败,给了善于钻营的“周永康、徐才厚们”平步青云的机会,而一旦他们苦心经营起来的这种“政治保护关系”由于上层的政治权力斗争被斩断,他们也就难逃兵败如山倒的结局。

文章最后写道:“可以说,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不仅严重剥夺本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也成了官员们害民最后害己的根源。”

高校党委书记逃离中共制度陷阱的心路历程

2013年10月,《中国周刊》上曾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官员的隐忧》的文章。该文详细揭示了长沙大学党委书记刘耘,从满怀做清官的理想进入仕途,而最终以提前退休的方式辞去人大职务的心理历程。
 
1993年,拥有博士学位的35岁的刘耘成为了长沙县县委书记。他在心中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经过努力,让自己的治下成为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风气良好的地方。 但随后官场上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刘耘“感到震惊”,他惊呼:怎么官员为了达到目的,可以没有任何底线呢?自认为“有做人底线”的刘耘,很快就被“没有做人底线”的中共的官员排挤而步步下行,去担任长沙市外经委主任、书记去了。虽然级别没变,但实际权力越来越小了。

2000年以后,由于耳闻目睹了太多的案例,刘耘终于认识到:不跑不送几乎无法在体制内生存,逆淘汰的力量是无法抗拒的。原因很简单:“你不送礼不进这个圈子,不要说往上走,你要呆住都很难。因为你这个位置如果好的话,怎么会让你这样一个人老在这儿呆着呢?” 。

2001年,刘耘从市经贸委调往长沙大学(现名长沙学院),担任党委书记。他当时对官场已经“很反感”了,觉得学校还算是一块净土,就想留下做些事情。

但有一次,刘耘与另一位大学校长一起赴德国参加一场研讨会。这位校长无意间说出的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按德国标准,我们都是罪犯。”刘耘仔细一想,的确是这么回事。
  
“比方做学科建设,你要跑项目,跑课题。你不跑行吗?不跑绝对不行的。你跑的话,空手跑行吗?也肯定不行啊。如果没有人搞你,就没事;如果他要搞你的话,就可以说你是行贿啊。”刘耘说,“为什么我后来感到没安全感了呢,就这个问题啊,制度是个陷阱。”而这种制度陷阱,普遍存在于官场之中。

看到这个现实,自认还有一点做人底线的刘耘心头的不安全感日益强烈,于是,他选择了逃避。

刘耘以提前退休的方式辞去了人大的职务,但他并没有对体制“心死”。他还保持着所谓政改的理想。

针对这个案例,评论人士文正分析称,刘耘的政改理想实际上已经被历史和现实证明是行不通的。道理很简单,“那些罪不容赦的中共行恶官员,他们自知死罪难逃,抱着‘要死大家一起死’的心态,也不容那些体制内还有一点做人底线的人搞成什么政改。因为,任何有一点做人底线的政改,就必然要触动到共产党的既得利益,出于会咬人的本性,它们必然会拚死挣扎,这也必然会导致中共体制的解体。这个解体过程也是天灭中共的一个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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