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佩昌:我的信念为何发生了转变

本人与杨恒均博士有相似的背景和经历:都是党员、都曾经在体制内工作,后来有机会到国外长期学习和生活。不同的是本人来自贫困山区,且父母都是不识字的农民。

当时出国的动机很简单:学习德国的文化、管理和技术,“师夷之技以制夷”。通俗点来说就是学成后报效祖国。

刚到德国的时候,我简直是个暴怒的刺猬,也可以用“愤青”来形容。

在施密特博士的课堂上,听到他谈中国XX状况是如何的糟糕,我立即举手驳斥:“博士,这是我们的内政,您没有权力干涉!”

在哈瑟教授的课堂上听他说:“中国的经济体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我回答说:“德国也并非完美。你们不是也有国营的联邦铁路吗?”

德国的一家网站上有一篇文章说:“中国人都崇洋媚外,见到欧美人都喜欢拉他们一起合影,中国女人都喜欢嫁欧美人。”我气不打一处来,立即回信:“我就是那种喜欢拉外国人来照相的人。这是因为我来自农村,从来没有见过欧美人,以为全身长毛的是一种半人半猴的动物,很好奇,所以想照张相给家乡的人看。如此而已。”

后来与施密特博士私下聊天,他告诉我:他来过中国很多次,而且很爱中国。我问他:“你既然爱中国,为何在课堂上攻击中国?”他回答说:“假如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村庄里,有这么一户人家,男主人经常殴打他的妻子和孩子。旁边一个人走过去说:喂,你不能这样干!难道你认为旁边说话的人是干涉其内政?”“如果村里还有另外一个人,见此情况一言不发,也不去制止。你认为这个反而比那个管闲事的人更友好?”我听后无言以对。

经过后来的学习才知道,德国联邦铁路是一个亏损的机构,私人企业没有兴趣参与,政府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接手。其原因是德国高速公路太发达:不限速、不收费、个个城市通高速!于是公路冲击了铁路,导致一列火车有时只有几十个人乘坐。飞机票更便宜得出奇:有时29欧元就可以买到一张优惠的飞机票。当年德国还没有使用欧元,我用300马克就买到中国~德国的大折扣往返飞机票,这相当于1200元人民币!

对德国经济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我开始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模式产生了疑问:战后德国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了15年时间,国民平均收入就迈上了一万马克大关。而中国经济增长了将近三十年,而国民平均收入才两千多美元。普通工人的工资还在1000~3000元人民币区间徘徊,相当于100~300欧元。那么,经济发展的成果跑到哪里去了呢?经济发展了,为什么普通人并没有明显受益呢?

对这一奇怪的现象进行了研究之后才恍然大悟:德国政府的大致开支如下:50%用于保险、救济和补贴,20%用于安全、国防、外交,20%用于教育和科研,只有不到10%用于公务员开支。这样合理的财政支出,人民不富裕都难。

如果说上述分析太抽象的话,我在法兰克福机场、戴高乐机场免税店看到的情景就是最生动的注释:明显比普通商店贵得多的免税店,中国人人头攒动,到处是讲汉语的中国同胞。就连金发碧眼的售货员都会说汉语。然后是每个售货员都会说的一个词:“发票。”我经常纠正她们:不是“fabiao”,而是“fapiao”。

在德国生活期间遇到的事情更让我对自己的信念产生怀疑。

有一次,一个外国邻居晚上放的音乐声音太高,我干涉无效后报警。警察来后给他警告。之后警察来敲门,告诉我处理事情的经过,并问我这么处理是否满意。天啊,我在国内真的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人们到政府机构办事,官员的第一句话不是“我能帮您办什么?”而是“您想喝点什么?咖啡还是水?”

我帮一个朋友去莱比锡税务局,询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减税。税务局的官员耐心听完后认真帮我分析,然后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按照他的方法,还真的减了不少税,朋友的心情大悦。如果我用这个问题去问中国税务局官员,可能是找抽了。

一次我带一个代表团去访问法兰克福附近的里德巴赫市市长。这位女市长原来是搞出版的。当她听说代表团汪中求先生的书籍《细节决定成败》卖了400万册时,睁大了眼睛,然后坚定地表示:“我得赶紧离任,然后重新去做出版。”我心想:难道一个市长还没有出版商油水高?

无论在德国任何一个城市,遇到的官员都很耐心,也发现他们其实很穷。无论你走到哪里,没有明显的区域发展差异,没有明显的贫富差距,看不出城乡差别。于是我真正动摇了: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好像比我们更社会主义啊。

如果说德国的这一切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那我只能说:这样的资本主义也不错。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我的感受的话,那么这句话就是:“什么主义不要紧,还是人民幸福和富裕最重要。”如果为了坚持某种主义而牺牲人民幸福,那这种主义不要也罢。

──转自《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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