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斌:斯大林秘书为何变成了反共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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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让诺夫曾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苏联政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他1900年生于乌克兰,19岁加入苏共,很快便进入苏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因为能力出众,没多久便因为受到斯大林等苏共领导的赏识,被任命为斯大林本人和苏共中央政治局秘书,负责领导政治局的秘书室。1923年至1927年期间,他一直担任这个要职。然而,谁都没想到的是,这么一位人人羡慕的年仅二十多岁的政治新星,竟在他身处中枢手握大权前程一片灿烂,甚至被当做苏共领导的接班人培养时,突然于1928年潜逃国外,亡命西方了。

巴让诺夫为何会在其仕途达到高峰时弃大好前程于不顾“叛逃”西方呢?他在日后所写的《斯大林秘书回忆录》一书中对此作了详尽的回答。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仕途上的灿烂前程不仅未能使我感到满足,反而使我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这是因为,这一年我在政治局工作期间,我的身心经历了巨大的,急剧而深刻的演变,结果,我达到了尽头——从一个共产主义者逐渐变成一个坚定不移的反共分子。”也就是说,当他的仕途达到高峰时,他的政治立场却完全改变了。

那么究竟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巴让诺夫“从一个共产主义者逐渐变成了一个坚定不移的反共分子”呢?

首先,是他在苏共最高层的工作经历使他越来越清醒的察觉到,苏共领导人之所以要搞所谓共产主义革命,其目的根本不是像他原来所以为的那样是为了造福于人民,而是“为了攫取全部国家财富,是为了自己谋私利,为了满足自己的权欲”。

对此他在书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引起了巨大的变革。有产的统治阶级丧失了政权并被驱逐,他们的巨额财富被剥夺,他们遭到肉体消灭。全国的经济转移到一批新人手中。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

“我19岁时加入了共产党。当时,像数万名这样的理想主义的青年一样,我也毫不怀疑,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造福于人民。除此之外,绝不可能有其它目的。如果说,一个职业革命家集团之所以通过牺牲和鲜血的海洋,其目的是为了攫取全部国家财富,是为了自己谋私利,为了满足自己的权欲,并以此为社会革命的目标——这种想法对我们来说就是亵渎思想,为了进行造福于人民的社会革命,我们准备赴汤蹈火,甚至在必要时,为此而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

然而,令巴让诺夫倍感失望的是,他进入苏共最高层后的所见所闻却使他发现,情况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根据自己的观察,他把当时的苏共领导人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是共产主义教条的狂热信仰者,建成共产主义是他们追求的唯一目标。至于人民的福利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遥远将来的某种抽象的要求而已,至于究竟他们是否考虑过这个问题,还值得怀疑。

与列宁和托洛茨基不同的是不迷恋于教条的共产主义实干家。“其中一类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派,另一类则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派。对于他们来说,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方法,是一种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夺取政权并进而实行统治的方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流就是运用权力的实干家,他们自己并没有做出任何创新,只是竭力地沿袭列宁的方法。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之流是逐步地抓权,进而充分地运用权力的领导机关实力派的首领。按现在流行的说法,他们是属于党内的‘官僚主义蜕化’或者是‘退化’集团。对于代表党和政权的现在和未来的这两种类型的人来说,根本没有什么人民的福利问题可言,即便随便提及这个问题也显得极不自然。在日常工作中,我有机会整天观察他们的言行,我深感痛心地断言:他们对于人民的福利是漠不关心的,甚至连共产主义对他们来说也仅仅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因而绝对不能放弃的方法而已。”

在事实面前,巴让诺夫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革命并不是为了革命而发动的。最好的情况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是按照理论教条行事的;其次是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类人,他们的目的让人数有限的集团享受权力的好处;最坏的情况则是斯大林之流,其目的几乎是为了让那些品德不良的掠夺者,能够赤裸裸地利用权力进行罪恶活动。”

导致巴让诺夫“从一个共产主义者逐渐变成一个坚定不移的反共分子”的第二大原因是,他通过独立思考认清了自己原来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本不是什么科学,而是“冒充为科学的谬论”。

他在书中告诉我们:“引人注目的是,俄国实行的社会革命,与马克思的全部理论与预见完全背道而驰。”在“资本主义”西方,这些预言已经被现实生活彻底推翻,因为在那里,实际发生的情况并非像所预言的那样——无产阶级残酷无情的贫困化,而是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准得到不断的,前所未有的提高。

“老实说,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得愈深,对这些冒充经济科学的胡言乱语就愈加反感。然而,这个问题仍然需要谈清楚。我们可以先从亚当‧斯密谈起。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亚当‧斯密怀着善良的愿望想找出经济学的科学基础,然而,他的这种尝试为时过早,也不够完善。所以说它为时过早,是因为精密科学的方法当时还刚刚被确定下来,就想过早地把它运用到像经济现象这样复杂而艰深的领域中去。所以说它不完善,是因为亚当‧斯密赖以分析他所研究的经济现象的方法,根本不是精密科学的方法,而是现代德国唯心主义的哲学、辩证法、本体与现象论等诸如此类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根本不可能产生出任何对经济的科学认识。然而,亚当·斯密正是从这种荒谬的哲学出发,创立了劳动价值论,这完全是德国哲学观点的畸形产儿。究竟商品的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找出真正的因果关系,这并不是哲学家应有的态度。价格是现象,就是价值,这才是应该予以研究的物件。而价值决定于劳动,决定于为生产商品所消耗的体力劳动。可是头脑清醒的观察家对此提出异议说:‘对不起,你的这种说法不对。有成千个事例可以证明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试问,用以进行这种工作的机器怎么算呢?不花费任何劳动而在海边拾得的金刚石的价格又怎么算呢?如此等等。’于是,亚当·斯密自己更正说,决定价值的不是靠简单的劳动,而是平均社会必要劳动。这种妄图称之为科学,实则绝对荒谬的理论,只是在一种意义上是出色的,即它足以证明,人的智慧创造出来的一部不成功的作品,是以千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因为亚当‧斯密所生下的那个先天不足的低能儿,靠自己的理论而活命了。继亚当‧斯密之后又来了个李嘉图,他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得出全部的逻辑结论:既然只有体力劳动,只有工人才能创造价值,那么怎么会形成资本呢?很显然,资本家对工人劳动所偿付的报酬是不充分的,他们侵吞了一部分价值——剩余价值,而这部分被资本家窃取的剩余价值积累起来,便构成了资本。因而,马克思便宣告说:每一个资本家都是窃贼和骗子,任何资本都是从工人身上窃取和剥夺的财富。因此,全世界无产者应该联合起来,用暴力夺回被窃取的东西。

“咋看起来,人们甚至会觉得奇怪,这种胡言乱语竟然会被认为是什么科学的东西。按照这种理论,似乎只有工人们的双手运动才能创造价值、有用的东西和商品,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那么科学家的工作、发明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以及企业的组织管理人员的工作怎么算呢?他们不是用手,而是用脑工作,难道这种工作就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就不起任何作用吗?人们的手一直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当学者和技术人员以他们的脑力发明了如何利用双手和机器达到无可比拟的最好劳动成果的时候,各种社会的和群众的财富才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可是,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只要你不动手劳动,你就是窃贼和寄生虫。这一切是何等可悲的谬论呀!在这种冒充为科学的谬论中,一切都是本末倒置,是非颠倒的。

“然而,马克思主义却成为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具有巨大力量的因素。这里,需要再次忆及勒邦的天才公式:‘理性产生认识,感性推动历史’。马克思的理论在认识经济生活方面的意义是微不足道的,但在调动人的激情方面却起了甘油炸药的作用。它告诉所有贫穷和备受压迫的人说:你们之所以一贫如洗、沦为乞丐和遭受不幸,就是因为富人把你们洗劫一空,而且他们还在继续进行洗劫。这样,就可以燃起世界性的熊熊大火,激起人们产生即使倾尽血的海洋也无法扑灭的极度的妒忌和深仇大恨。马克思是谎言,但是,这是一种具有异常强大爆炸力的谎言。”

巴让诺夫之所以会“从一个共产主义者逐渐变成一个坚定不移的反共分子”,还在于他通过自己的深入考察得出了一个结论:共产主义领袖们本身其实并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他们只是把它当做一种夺取和维护权力的实用手段和工具而已。

他在书中说:“我很快就感到,共产主义的领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微妙态度。作为治理国家的实干家和实用主义者,他们清楚地知道,在认识和组织国家的经济生活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无济于事的。因而他们对那些‘博学多才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持怀疑和讥讽的态度。但同时,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巨大精神力量,却给予极高的评价,因为正是这种力量使他们夺取了权力。而且他们还不无根据地认为,这种力量还将使他们在全世界登上权力的高峰。总括起来,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是荒谬的,而作为领导群众革命的方法则是一种无可取代的武器。”

“总而言之,我的结论是:共产主义的领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作为赖以保护自己权位的方法加以运用的,而对于人民的利益却漠不关心。当他们忙得不可开交地宣传共产主义,并不遗余力地点燃世界共产主义的熊熊烈火的时候,他们自己对这个理论和教条却是不相信的。”

最后,苏共统治下无所不在的谎言也是导致巴让诺夫政治立场彻底转变的一大因素。

书中他如此描述当年自己对于现实的真实感受:“按照马克思主义教条,我们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共产主义革命胜利7年后,全国人民被劫掠得一贫如洗,都是无产者。当然,全国人民同权力毫不相干,专政的建立是针对他们,针对无产阶级的。在名义上我们建立的是工农政权,但是,就连任何一个孩子都知道,权力掌握在党的手里,甚至已经不是在党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党的机关手里。全国到处布满了名目繁多的苏维埃政权机关,而实际上,它们都是党的机关决议的无权的执行者和登记员。我本人也是这部谎言机上的一个小螺丝钉。我所在的政治局,是最高的权力机关,但这一点是绝密的事,这一点必须向全世界保密。凡是与政治局有关的东西都属于绝密:它做出的全部决议,以及摘录、证件、资料等。对泄露机密者要绳之以各种惩处。但是谎言不断蔓延,它渗透于一切之中。工会在名义上是保护劳动人民的机构,而实际上却是监督和宪兵式的强制机构,其唯一的任务是迫使劳动人民多干活,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多的更多的东西,用以维护奴隶制式的政权。所采用的全部术语都是虚假的。致人于死地的苦役营被称之为‘劳动改造营’。数以百计的谎言家们,在报刊上象古希腊人唱赞颂酒神之歌那样,大肆颂扬对凶恶的敌人进行劳动改造的无比英明和人道的苏维埃政权。”

“周围充满了谎言,整个共产主义的实践都浸透了谎言。我冥思苦想,这是为什么?现在我终于明白了问题之所在。领袖们自己根本不相信被他们宣布为真理和圣经的那些东西,这些对于他们来说,仅仅是手段而已,而他们的目的是见不得人、不能公开承认的。由此,撒谎就成为充斥一切的、屡见不鲜的常规做法,这不是一种偶尔采用的策略,而是一种永恒的本质。”

原有的政治信仰彻底破灭后,巴让诺夫对自己的生活也产生了根本性的质疑:“当我出席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我经常反躬自问,我是在什么地方?我是在出席一个大国的政府会议呢,还是置身于阿里巴巴的山洞里呢?或者是在参加凶犯集团的集会呢?”

当然,在这种情形下,他本可以选择做一个两面人,那样的话,他照样可以飞黄腾达平步青云。只是他的良知不允许他这样做,所以他最后还是“叛逃”了。

最后,笔者郑重向大家推荐巴让诺夫写的《斯大林秘书回忆录》一书。此书于1980年在法国出版后,旋即在西方国家广为传播,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更由于披露了二十年代苏共高层权力斗争特别是斯大林的许多内幕,被西方新闻界称为“轰动世界的事件”,视之为“克里姆林宫学”方面“不可多得”的著作之一。相信你读过它之后,对于共产主义、苏联共产党、列宁斯大林等苏共领袖的真实面目一定会有一番全新的认识。

作者提供,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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