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共迫害的民革中央六大高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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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7年02月02日讯】在中共的语境下,“民主党派”指的是除中共以外八个参政的政党的统称,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说得挺好听的这八个参政党,在中共一党专制下,无疑只是花瓶而已,因此它们又被称为“卫星党”。

这些“卫星党”在中共建政前后为中共实施统战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然而,它们虽然被中共称为“肝胆相照”,虽然为中共立下了大功,但它们却在中共掀起的政治风暴中,未能幸免。特别是在文革中,包括大批民主党派高官、工商业者上层代表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宗教、华侨的头面人物,非党高级知识分子等都被抄家、被揪斗。

本系列就一一盘点一心追随中共,但被中共迫害的民主党派高官和知名人士。本篇说的是民革中央的高官们。

民革,是八个民主党派中排在第一位的,创建于1948年,早期主要由国共内战时的国民党左派及其后裔以及投靠中共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组成,代表人物宋庆龄,曾被中共任命为国家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因为其成员与台湾国民党存在关联,所以其统战目标非常明确。也因为这样的关联,民革的一些高官们在中共发起的运动中,或是在精神上,或是在肉体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迫害。因宋庆龄已在《被中共迫害的国家正副主席》中介绍过,本篇不再纳入。

民革副主席张治中抑郁而死

1949年后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的张治中,是原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也曾经是蒋介石的四大心腹之一。他在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时,因涉嫌火烧长沙而引起公愤,蒋介石曾言:“长沙焚毁,精神上之打击,千百倍于战败之痛苦,可耻可悲,莫此为甚。”但蒋并未将其枪毙,只是将其革职。

深得蒋介石如此信任的张治中,却是国民党的将军中唯一没有与中共打过仗的将军,而且在最后背叛了蒋,反助中共夺取政权。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为避免战火再起,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张治中亲自去延安接毛赴重庆,还将其护送回去。作为国民政府的代表,张治中、周恩来跟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国共双方的军事整编。张经常向马歇尔抱怨国民政府,替中共宣传,客观上推动了美国对国民政府的不信任,对其腐败的厌恶,从而在军事上美国也减少了对蒋介石的援助。

三年内战,内有中共间谍,外有与中共勾结的将领,加之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误、组织上的松散、内部腐败等原因,国民党在1949年初败局彰显。国民政府拟与中共和谈,方针是反对中共渡江、“划江而治”等。当年4月,张治中率团赴北平与毛泽东谈判。由于毛和中共缺乏诚意,张治中拿回的是“惩办战争罪犯”及“解放军渡江”条件在内的《协定(草案)》,代总统李宗仁最终没有签署,下野的蒋介石则怒斥张治中“无能,丧权辱国”。

其后,张治中在北平投奔中共,并劝说新疆守军不战而降。中共建政后,张治中受到了毛的礼遇,先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在毛、周的庇护下,虽然他也表示过不满,但还是躲过了中共建政后发起的一次又一次的运动。

据张治中长女张素我回忆,在“反右”中,张治中对运动不理解,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对党与非党的问题曾作长篇直言。同时他对民革中央的“反右”颇有看法,态度消极。他的言行招致了一些人的不满,一夜间民革大院贴满了邵力子和他的大字报。因毛、周的干预,此事不了了之。

1966年文革爆发后,张治中夫妇还在北戴河度假,就有一批红卫兵来其家中“破四旧”。在接到女儿电话后,张治中提前从北戴河返家。就在他到家的当天,即8月28日,红卫兵再次来扫荡,楼上楼下,翻箱倒柜,砸了花瓶,最后取走了一把水果刀和一把佩剑,扬长而去。临走前,红卫兵还责问:“你们这里没有领袖像,没有毛语录,没有一点革命气氛,要马上把墙上的字画取下来,换上相片和语录。”亲眼目睹这一幕,张治中感慨地对秘书和家属说:“今后若干年,这必将是一个大笑话!”果然言中。

红卫兵走后不久,秘书就跑到新华书店买了毛像和毛语录挂上。秘书无意中在张的座椅对面挂了一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语录。张治中看了很不高兴,问秘书语出何处。秘书说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话,听后,张治中一言不发。

不久,张素我的丈夫、在水利部工作的周嘉彬被隔离审查。看着昔日熟悉的老干部、部下被打倒,被游街示众,甚至被逼死,被特别保护起来的张治中对于文革愈发不理解了,心情十分沉重。在张素我眼中的张治中,是“从此很沉默,也不说话,每天看着报纸,一言不发”。

在这样的精神折磨下,张治中在1969年4月抑郁而终,终年79岁。张素我认为他没有什么很严重的病,只是长期不愉快,一直不舒服。在其最后三年中,每天晚上都问下班回来的儿子张一纯文革的情况,问谁被打倒了,谁被抄家了。他对文革很反感,曾对儿子说过:“文化大革命”比军阀混战还乱。谁也管不了谁,政府说话也不管用。”

张治中离世后,中共为其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不知张治中至死是否明白,文革的始作俑者正是毛和中共,而他被欺骗了几十年,实乃是个悲剧。在有生之年,他是否后悔自己背叛了蒋介石而追随如此暴虐的中共呢?

民革副主席邓宝珊吞鸦片自杀

1894年生于甘肃秦州(今天水)的邓宝珊,在民国时期也是个风云人物,曾加入同盟会,参加过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任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团长,是西北的名将。1924年与冯玉祥等人发动北京政变后,出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7师师长、国民联军驻陕副总司令、第8方面军总司令等。彼时中共秉承共产国际旨意,加入国民党,借壳发展。

也正是在此期间,邓宝珊开始接触中共,其在陕西开办的军官传习所的所长就是中共党员,顾问则来自苏联。当时的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中也有许多中共党人,如由总司令部创办的中山军事学校和中山学院,分别由邓小平和李子洲任政治部主任及副院长,后者也是中共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邓宝珊与他们有着密切的合作。

1931年日本侵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邓宝珊被南京国民政府命为陕西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后又任陆军新编第一军军长。在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军事叛变,抓捕蒋介石后,邓宝珊站在中共一边,给予张、杨以支持,并应杨之邀前往西安善后。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邓宝珊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21军军团长,驻守榆林。期间多次到延安与毛泽东、朱德等人会晤。网上有消息称,邓不仅吸鸦片而且种鸦片,跟延安互开方便之门。彼时延安把种的鸦片卖到国统区。这自然让中共是喜出望外,毛称其“为德之大,更不敢忘”,而蒋介石却没有察觉。

抗战胜利后,邓宝珊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晋陕绥边区司令兼华北“剿总”副司令,可以说,此时邓内心的天平已完全倾向了中共,成为其的一个内应。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邓宝珊秘密出任傅作义的谈判代表,与中共谈判,并代表傅在协议上签了字。

为中共立下如此大功并被视为中共的“老朋友”的邓宝珊在1949年后,先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政府主席、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

邓宝珊在甘肃任职时,住在兰州市广武门外的一条僻静小巷,从外边看并无特别之处,但进去后会发现别有洞天。因家中有一处小花园、假山,因此被称为“邓家花园”。它是邓宝珊1932年购得的,1941年日本轰炸兰州时,邓夫人崔锦琴携子女在此不幸遇难。

在中共1949年后发动的一次又一次运动中,由于邓宝珊的特殊背景,基本没有受到波及,但是他最终没有躲过文革。事实上,在1966年文革爆发前,邓宝珊就已经卧病在家,主持省政府工作的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胡继宗。在文革初期,甘肃省委也紧跟北京及全国各地的步伐走,大加批判、杀伐,当时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不堪受辱自尽。

而就在甘肃省委还要再找典型代表人物进行批判以推动文革时,一批声言“造反有理”的红卫兵在1966年8月下旬从北京来到兰州,他们将矛头指向了甘肃省委,将主要领导推上大会主席台进行批斗。甘肃省委瘫痪,但邓宝珊暂时没被注意。

然而,11月又一批北京中学生红卫兵来到兰州,他们直接冲进了邓家花园。据邓的女儿邓引引回忆,红卫兵上午冲进来一直闹到中午才走。他们进门来不由分说,各个房间乱窜乱翻,并找到了一把刻有“蒋中正赠”字样的佩剑,这成了邓反动的证据。有病的邓宝珊被从床上拉起来,被迫跪在地上,红卫兵则拔出剑来架在其脖子上,对他进行审问、批斗。反复折腾了一上午才离开,并带走了宝剑等。邓宝珊受到了严重的惊吓。

此事被北京知晓后,邓宝珊被接到了北京治病。两年后的1968年11月,邓宝珊吞鸦片自杀,终年74岁,而中共官方发的简讯是“因病去世”。1979年文革结束后3年,邓宝珊的追悼会才举行。帮了中共大忙的邓宝珊落得如此下场,究竟怨谁呢?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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