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大陆的中华民国院士之大结局(四)

【新唐人2017年02月02日讯】1948年3月25日至27日,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代院长兼评议会议长朱家骅在南京主持召开了最后一轮院士选举会。经过与会者五轮无记名投票,原定要选出的100名院士最后只有81人通过。这81人也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一批院士。

在国民政府1948年3月选出的81名院士中,1949年后,到台湾的只有9位,占院士总数的11.9%;去美国的有13人,占院士总数的15%;而留在大陆有59人之多,占院士总数的74%。

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留在大陆,以及后来大批留学欧美的科学家放弃舒适的环境和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其原因很多。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地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地殷切关怀,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对国民党统治感到失望等。但是,促成他们留守大陆或是回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相信了共产党的宣传,对共产党的统治抱有希望和幻想。

下边就是部分留在大陆的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大结局:

30:汤用彤

汤用彤(1893年8月4日-1964年5月1日),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学贯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学术著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等。1918年汤用彤留学美国,并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哈佛大学期间,由于才学出众,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1922年回国,执教于国立东南大学(1927年后改为国立中央大学)哲学系,1925年任系主任。1926年因东大学潮,转任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1927年再回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1962年在台复校)哲学系,任教授、系主任。1931年至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自1934年起任系主任;1938年任北大参与合组的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理教育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1945年代理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1946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48年12月,蒋中正下令派飞机到北平抢救大陆学人,汤用彤在抢救名单上,但是他没有选择搭机南下;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依然不为所动。

汤用彤的儿子汤一介表示:汤用彤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1949年以前取得的,之后就没有写出过像样的学术著作,只偶尔写一些考证的小文章,更多的时间是在看书,查资料,写读书札记。1949年1月被推选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校长);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院士)。1951年10月后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直至1964年病逝。终年72岁。其子汤一介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文革时被打成黑帮,屡遭批斗,经常关在楼里检讨到凌晨。

31:冯友兰

冯友兰(1895年12月4日-1990年11月26日),中国哲学家、哲学史家。1920年1月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师从杜威。1923年夏论文答辩通过。次年博士论文出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冯友兰其人学术上颇有建树,但人品不敢恭维。其在政治上属于首鼠两端的人物。1949年之前,冯友兰曾两次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高层往来密切。1942年起数次前往重庆为国民党干部授课。1943年以西南联大党部名义,致函蒋介石望其“收拾人心”,蒋阅信“为之动容泪下”。1945年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冯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但随着国共内战中国民党的失败,冯友兰也迅速转向,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10月5日冯友兰即致信毛泽东自称“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

面对冯友兰的“低眉顺眼的认错态度”,毛泽东毫不留面,除了在回信认定了冯“过去犯过错误”,并告诫其“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这已然是近乎直白的警告了。此后,冯多次检讨自己历史问题,在国内外数次公开表示自己的新理学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敌”,是“反人民”,是“要人一心一意拥护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和国民党政权”,“我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并“对40年代所写的几本书忏悔”。并经常做出配合政治形势的举动,如“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努力运用”而相继写出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1955年参加批判胡适和梁漱溟的政治活动;1962年第三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后向毛泽东献诗“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

但他的“反省”与“献媚”并没有为他的命运带来转机。1966年“文革”开始,冯被抄家关入“牛棚”,直至1968年方才脱离。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冯友兰出任四人帮掌握的“梁效”写作班子顾问,“从旧营垒里冲杀出来,给了孔丘一个回马枪”,相继发表《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等文章,均得《光明日报》全文转载。后又著《论孔丘》一书,为江青集团效力。这些书文中,冯称自己1949年以前的尊孔思想是“为大地主大资产家,特别是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服务的”,1949年以后则是“为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认为自己能参加批孔运动是一种“更大的幸福”,冯积极向江青靠拢,然1976年四人帮失势,梁效写作班子遭彻底清算,冯亦遭长时间关押审查。1990年11月26日,冯友兰死于北京,96岁。

32:杨树达

杨树达(1885年6月1日-1956年2月14日),中国语言文字学家。1897年考入梁启超等举办的时务学堂。1905年官费赴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先后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等任教。1920年再度北上,先后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国文系主任,清华大学教授等职。1937年返回长沙,任湖南大学教授,直至1956年逝世。主要从事古代汉语语法学、训诂学、文字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著有《古书疑义举例续补》《词诠》《高等国文法》《中国修辞学》《古书句读释例》《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论语疏证》《积微居小学述林》《汉书窥管》等。论著汇编为《杨树达文集》。1952年,因中国高校院系调整,杨树达转入湖南师范学院任教授,后兼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1950年代初开始,杨树达遭到郭沫若的排斥和压制,他的学术成果都要由“专人”审查。1956年2月14日杨树达逝世,终年71岁。第二年“反右”期间,他的六个儿子两个女儿中,三个儿子成为右派,两个女婿则成为右派兼反革命。

33:陈垣

陈垣(1880年11月12日-1971年6月21日),中国宗教史研究巨匠,历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与钱穆、吕思勉、陈寅恪并称为严耕望所评选的“现代四大史学家”。陈垣于1913年当选国会众议员,1919年在北京缸瓦市教堂受洗加入基督新教,1921年出任中华民国教育部次长,创建北京平民中学(今北京市第四十一中学)。1926至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至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49年,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陈垣与陈寅恪同为国学大师,但史学界对二陈的评价却截然不同:陈寅恪重志节而陈垣识时务。此话一语中的。

1949年后,陈垣迅速转向,1950年12月8日陈垣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美国从来就是我们的敌人》以积极响应所谓的“三视教育运动”(博主注:因朝鲜战争爆发,中共为肃清社会上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思想,面向全国展开的以“仇视”、“蔑视”及“鄙视”“美帝国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简称“三视教育运动”——。文章指出:“社会上还有些人有‘崇美’‘恐美’心理”,“凡是‘崇美’的,是因为没有民族的自尊心。凡是‘恐美’的,是没有民族的自信心。”不仅如此,陈垣还以基督徒身份于1959年加入中共。不过,所有这些“努力”并未取得良好效果。文革期间,陈垣几次被抄家,差点因为和刘少奇的合影而被定罪,并且被逼写了几次检讨悔过书张贴于北师大,而后遭到软禁。1971年6月21日,陈垣去世,终年91岁。

34:陈寅恪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民国(民初时期)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其余三人为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通晓二十余种语言,史学脱胎于乾嘉考据之学,《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其代表作。关于陈寅恪生平,现已家喻户晓,故无须赘言。文革期间,陈寅恪几次被抄家,和妻子屡屡遭殴打,陈家中甚至身体上都贴满大字报,红卫兵故意把几只大型的高音喇叭吊至他的屋后,以至使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他,一听见喇叭声就吓得尿裤子,造反派却还不甘心,进而将高音喇叭干脆绑到其床头,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溘然长逝,终年80岁。应了其“共产之鬼”的预言。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陈寅恪妻子唐筼亦撒手人寰,追随丈夫而去。

35:顾颉刚

顾颉刚(1893年5月8日-1980年12月25日),中国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派代表人物,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之一。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历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兰州大学教授,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主任,兰州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后任复旦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等职。顾颉刚在《古史辨》中提出的最著名的十个论点: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禹是动物,是神,与夏无关;尧舜禅让说是战国时代墨家所编造;孔子作《春秋》说是儒家所伪造;《老子》成书在秦汉之际;《尚书》中的《禹贡》作于战国,《尧典》写定于汉武帝时;《周礼》是刘歆伪造,《左传》为刘歆重编;“炎帝神农氏”等古史人物名为刘歆所编造;夏“少康中兴”的历史是东汉人所编造;《孔子家语》是王肃伪造。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1971年开始,担任“廿四史”和《清史稿》的总校工作,1977年完成,先后由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12月25日,顾颉刚因病逝世,终年88岁。

36:梁思成

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其父梁启超,其妻林徽因。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是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在《建筑五宗师》书中与吕彦直、刘敦桢、童寯、杨廷宝合称“建筑五宗师”。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1924年和林徽音一起赴美国费城宾州大学建筑系学习,1927年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又去哈佛大学学习建筑史,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未毕业)。回国后在沈阳东北大学(张学良时任校长)任教,在那里创立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建筑学系。同时成立了建筑师事务所,设计建造了东北大学主楼,并测量考察了清昭陵的建筑,当时就试图保护沈阳钟鼓楼,但不被当地政府采纳,终于被拆毁。梁思成于1931年回到北平,进入中国营造学社工作,梁思成入营造学社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在1932年主持故宫文渊阁的修复工程。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北平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1946年10月至1947年应邀作为美国耶鲁大学客座教授,并获普林斯顿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被指名作为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设计咨询委员会的中华民国代表。

1949年后,梁思成兼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主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筑设计和国徽的设计。1950年和陈占祥发表《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梁陈方案)。他坚决主张保护北京古建筑和城墙,建议在西郊建新北京,保护旧北京城,不在旧城建高层建筑,他的远见不能为那时代的人理解,这些建议没有被采纳。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彼时担任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之后,在文化部举办的文物界知名人士欧美同学聚餐会上,林徽因也与吴晗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之后他多次上书,挽救了北海的团城。如果他的所有建议都被采纳,北京古城会成为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古都和建筑博物馆,北京城的发展也可以避免现在的极度集中与拥挤。他所考察发现的许多古建筑,现在都成为当地引为自豪的文化古迹。文化大革命中,他被作为“复古”的典型而被批判并抄家,其所收藏的全部图书资料都被没收。抄家者在其家中发现属于其早已去世的,林徽因的胞弟林桓的中正式军刀上刻有“中正赠”,这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在贫病中去世,终年71岁。

37:周鲠生

周鲠生(1889年3月18日-1971年4月20日),国际法学家、外交史家、教育家。主要在武汉大学从事学术活动,因严厉批判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而著称。1905年(光绪31年)被派往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3年赴英国,在爱丁堡大学学习政治经济,获得硕士学位。其后赴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法学,获得法学博士。1921年周鲠生归国,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翌年,获蔡元培招聘,就任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1926年2月,赴广州从事将广东大学改组中山大学的事宜。1927年3月,成为国立东南大学(翌年改为国立中央大学,即南京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其后,应国民政府之聘,从事宪法制定事务,但因反对蒋介石,数月后辞任。1929年9月,周鲠生应武汉大学招聘担任教授。在武汉大学研究国际法、外交史研究,所著《国际法大纲》、《近代欧洲外交史》等书刊行,并在《东方杂志》发表论文。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932年10月,国际联盟所派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发表,周鲠生以《东省事件与国际联盟》为题发表论文。文中称,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是英国、法国等强国绥靖的结果,对日本无力的国际联盟令中国国民十分失望,对调查团提出了严厉批判。1933年,周鲠生发表了论文《所谓满洲国之承认问题》。1935年1月,周鲠生升任武汉大学法科研究所主任,10月任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1936年,兼任武汉大学教务长。1939年起,周鲠生花费数年时间赴美国从事研究。1945年4月,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参加了创建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同年夏,周鲠生归国,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

1949年后,周鲠生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其后历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1至3届)、第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8年8月,周鲠生、刘泽荣、倪征应召到北戴河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二人做有关领海宽度和领海法律制度等问题的咨询,共计2小时。三位专家认为,中国应以12海里为领海宽度。1958年9月,中共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海的声明》,第一条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文革中周遭批斗游街抄家关押,不堪摧残折磨,1971年4月20日,周鲠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38:钱端升

钱端升(1900年2月25日-1990年1月21日),中国法学家、政治学家、教育家。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第一任院长。中国现代政治学和比较宪法研究的开创者之一。17岁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堂。1919年毕业,赴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学习,后来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1924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任清华大学讲师,讲授政治学、宪法学。1927年任教南京中央大学。1930年回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任教,并在北京大学兼课。抗日战争期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参与创建西南联合大学法学院。1937年至1949年,钱端升四次应邀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及讲学。其中,1947年10月至1948年,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讲授《中国政府与政治》。

1949年5月,钱端升出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钱端升参与筹建北京政法学院,并担任第一任院长。同时,他还兼任外交学会副会长、对外友协副会长、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外交部顾问。1954年,被聘为全国人大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参与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7年钱端升被打成右派,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检讨,被迫离开教坛。文革时再次受到迫害。住所被红卫兵占领。在1957年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检讨后,钱端升几乎再无文字留世。他最后的编著成果是在1962年,高等教育主管部门要求已被打成“右派”的钱端升,组织几个教师编译一本教材《当代西方政治思想选读》。到1966年“文革”开始时,该书已译120万字。随后红卫兵抄家,这一小小事业也成了“革命”对象,译稿至今不知去向。1990年1月21日,钱端升病逝,终年90岁。

39:马寅初

马寅初(1882年6月24日-1982年5月10日),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1907年赴美国耶鲁大学攻读政治学,1910年,获得硕士学位,入哥伦比亚大学大学院学习,1914年获得经济学、哲学双博士学位。毕业论文《纽约市的财政》获得学术界好评,被采用为哥伦比亚大学本科1年级学生的教材。归国后的1915年9月,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招聘,马寅初出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1917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主任。当时,马寅初公开支持俄国十月革命,和李大钊成为好友。1918年10月,任大学评议员。1919年,当选北京大学教务长。1939年,马寅初任重庆大学教授兼商学院院长。1951年5月,马寅初被中共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后因《新人口论》被打成右派,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居家赋闲。撰写探索中国农业经济规律的巨著——《农书》,至1965年完成初稿,约100万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之一炬。1965年,马寅初一条腿瘫痪。1972年,因患直肠癌做切除手术。手术后,马寅初下半身全部瘫痪。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去世,终年101岁。

40:陈达

陈达(1892年4月30日-1975年1月16日),现代中国人口学的开拓者之一。注重实际调查,提出了生存竞争与成绩竞争的理论。较早提出节育。1916年公费到美国留学。先在立德学院学习外交两年,获得学士学位后,转至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系。1920年获硕士学位,1923年再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长期执教于清华学校。1929年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后,负责创办社会学系并作教授兼系主任。抗日战争时期随清华南迁昆明,兼任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1947年至1949年,先后任世界人口学会副会长,国际统计学会会员,太平洋学会会员兼东南亚部负责人。毕生从事“人口”、“劳工”的教育与研究工作,在国内外出版专著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共300多万字。1948年,国民政府派飞机接他去台湾,被其拒绝。1949年后先后担任中央财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央劳动干部学校教授兼副校长,中央劳动部保护司副司长,50年代和马寅初一起提出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建议。1957年在《新建设》发表《节育、晚婚和新中国人口问题》一文,指出:“从1953年人口普查以后,新中国的人口每年在增加一千万以上,必须认真解决人民就业和降低出生率问题。” 同马寅初一道被打成“右派”。1975年1月16日,陈达去世,终年84岁。

结语

中国传统社会讲“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其中“士”简言之就是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是道统的承担者,因此从道德角度来看,他们甚至比统治者更有话语权。因此,知识分子所拥有的话语权以及其秉有的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被中共视为统治的障碍,改造知识分子成为必然。

留在中国大陆的中华民国院士的遭遇和结局,只是中共统治下知识分子被迫害羞辱的冰山一角。中共不仅消灭中华优秀儿女的肉体,还扼杀人的灵魂和思想。中共对中华儿女的杀戮和摧残,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也是人类的耻辱。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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