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韵:被杀害的“反文革”第一人—刘文辉(下)

他是目前所知的、因为反对“文革”而被公开枪杀的第一人。他说:“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刘文辉,这个名字,有几人知晓?三十载人生路,他用鲜血,写下了青春理想、无畏勇气。凭吊英烈,献上哀思。

血的遗书

在临死前三天,刘文辉写了一份两千字左右的血书,把它缝在被子里。他的母亲领取遗物回家后,把被子全部折开,甚至连棉花都撕开,发现了儿子的遗书。遗书的前一部分是用墨笔写的,后面就全是血书了。

刘宗汉保存了儿子的遗书,但始终为此担心。两年后,他把此信转给家中的老五文龙,由他带回云南收藏。后来由于形势紧迫,刘文龙用家中的电话号码,再加上ABCD等英文字母,用编码电报的方式,把遗书上的字打散,抄到《毛泽东选集》的书页边上。动荡过后,他再把哥哥的遗书逐字复原,刘文辉临刑前的慷慨壮烈终于得以流传后世–

“三月九日四时许,我在法警强力驯逼之下,在不大于五平方的私堂与外人隔绝,由检察院一人给我检察院起诉书,五分钟后仍由他代表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我死刑,立即执行。仅隔二小时左右,高级人民法院就传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上,我的上诉书刚写好,高院高明未卜先知,如此猴急,只能证明我使他们十分害怕,惟恐我多活一天来反抗他们的残忍,此外说明披法袍的法者是多么遵纪守法啊!庄严而郑重的法律程式手续总是到处被他们强奸。……

我坚决反对锁国排他主义、军国主义、反民主自由、反经济实业、焚书坑儒主义、阶级斗争恶性报复为奴役人民的手段,反对所谓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之谬论。所以作为匹夫有责,我就愿意敢与毛斗争。这才是死得其所,重于泰山。我的家庭不要因悲痛、受侮辱和受迫害而误解我,不相信我。我的正义行为一时不易证明就留待日后吧!

……等毛政权倒台后,作为烈士的我必能恢复光荣,洗涤家庭所蒙受的污垢。我在第一所1211,在沪监牢号167(761号)。我的手被铐著,不准我写信和要求见亲人。此遗书是写上诉书时偷写的,请秘密妥善保管。……

今天三月二十日阎罗殿的判官到监狱来,催我明或后将开群众大会要我态度老实,言明将视态度而改判与否。我斗争很激烈。我当然立志于‘将头颅钝屠刀,血溅污道袍’,也即站着死,不跪着生。这是必然宗旨。但是我最大的遗恨是不能做更生动更重大的贡献与人民。如今我可谓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更因毛江河日下,气息奄奄之际。我多么想活下去,再来个反戈一击其死命啊!我应当为祖国为人民多做些事啊!……

我将死而后悔吗?不!决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来暴—政是要用烈士血躯来摧毁的,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辉 写于1967年3月20日”

“同案犯”

对于三哥刘文辉,刘文忠有着崇拜之情。“辉哥”一直教他怎样自尊、自立、自强,他还常给他讲一些残疾人的故事来激励他。(刘文忠因患小儿麻痹症行走不便)刘文辉还向弟妹们介绍胡适的思想。在书信当中,刘文辉常和弟弟谈论西方政治人物的轶事。刘文忠深知辉哥的政治理念和远大报负,愿意助哥哥一臂之力。

当年,文忠在深夜帮助哥哥抄写“万言书”,一抄就是几个小时。刘文忠曾含着眼泪对辉哥说:“三哥你不要写了,你不怕杀头,当然我也可以帮你,但是你写了以后,家里要有灾难的。”当时刘文辉回答:“如果每个人都像父亲一样不反抗,这个国家是没救了。”

刘文忠被捕时才19岁,他在被囚禁期间,曾暗中与三次偷渡出境的狱友胡懋峰组织孙文读书会,研读世界名著。后来,他们的学习情况被其他囚犯告发,指他们在监狱中散播反革命言论。胡懋峰于1970年3月被枪决,当时刘文忠已被下押回原单位、管制三年,监督劳动。1972年8月,刘文忠被重判7年再度入狱,先后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提篮桥监狱及安徽淮南的白茅岭劳改农场服刑,直至1979年2月才获得平反,返回上海生活。

重获自由后,刘文忠弄潮商海,大获成功。在事业的巅峰,刘文忠选择退隐,倾全力写出埋藏多年的苦难故事。他一连出版了《风雨人生路》、《新海国图志》、《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等著作。

刘文忠的回忆录不仅讲述了刘文辉、自己和家人的遭遇,也记录了当年一些难友的情况,包括在1968年4月被枪决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家陆洪恩、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兼外文系教授潘世兹、不知名的失明天主教教士、姓郁的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以及1955年就被囚禁的上海天主教主教龚品梅等人,为研究文革受难者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参考资料。

2007年,刘文忠在游历了40多个国家之后,出版了《一个文革受难者的–新海国图志》。

此书缘起为:“我哥哥过去和我说,他逃出去的目的,是看看这个世界。他不相信共产党说的这个世界的样子。他说过,如果我走不出去,你一定要走出去。”“这么多年,我都是背负着哥哥的灵魂在走”。刘文忠表示,他的一生,不管是死是活,都是和哥哥联系在一起的。这么多年,大陆当局多次找过他,也警告过他,但是他不能停止。

三份平反书

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刘宗汉戴了25年。他说,他没有做过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情。

回想当年,他的单位是要迁移到台湾去,可是他出于爱国心,没有跟随去台湾。1948年时,他在香港工作,后来在章乃器师兄的劝说下,回到大陆。

他的爱国之情,换来了什么?他几年后便失去了工作,还被判为“历史反革命”,被共产党折磨了25年。因此,刘宗汉总是对子女说,是他害了他们,他有罪,他要赎罪。刘文辉和几个女儿劝他说:“父亲啊,你醒过来吧,你没有什么罪。”

刘宗汉一直咬著牙,要等到还他清白的一天。1979年,小儿子刘文忠回家了。过了不久,他本人接到了《平反书》,对他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结论作了平反。1982年1月6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针对刘文辉家属的多次申诉作出判决,平反纠正,“宣告刘文辉无罪”。然而,此时的刘宗汉既笑不出来,也没有眼泪,他已经双目失明了。

结语

在文化大革命中,刘文辉一家的许多成员都因为刘文辉和家庭成分的问题遭到隔离审查和残酷批斗。在巨大的政治阴影下,人伦被颠覆。当刘宗汉因为住房被没收、无家可归时,他的大女儿和丈夫拒绝收留他。接下来的一周内,老人只得蜷缩在楼梯角落。刘文辉的母亲到外地投奔身为中共干部的二儿子,却被担任军队医院护士长的二儿媳驱走。在中共的纲下,为党尽忠,则不能尽孝。在不少人的眼里,党籍和军籍,远比亲情来得重要。

中共的“平反”之说,实乃荒唐至极的把戏—先是将好人治罪、打入地狱,剥夺一切尊严、权利,甚至生命,再于十几年后递送一份“平反”书,企图将过往一笔勾销。死者不能复生,劫后余生者青春断送,家破人亡。难道还要受难者齐声赞颂“平反”之伟大光荣吗?

杨银波沉痛地写道:“这一家人,祖祖辈辈为国为民,无怨无悔,多少被救助的人应该感谢他们啊。他们支持抗日,他们帮助共产党,他们救济穷人、流民,他们不去台湾、香港,他们甚至让老二跑到朝鲜打仗还身带战伤,这些他们都不图回报。可是,怎么一家人就出了三个阶级敌人?父亲刘宗汉被整得双目失明,老三刘文辉血荐轩辕,老九刘文忠被关看守所、被监视改造、被判入监、被送进农场石场长达十三年。这笔血债实在太深了,深得就算偶尔想起来也如割疮挖肉。这教训乃是何等深刻,难道中华民族每一次艰难的进步,都必须以牺牲自己最优秀的儿女为代价吗?”

傅国涌评说:“迄今为止,我们已知在历史的大浪前面,说出了真话,直指皇帝新衣的只是几个可敬、可爱的小人物,他们或被囚,或被杀,付出了青春和生命的代价,但一部‘文革’史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才有了一点人的气味。历史应该铭记这些人的名字──王容芬、刘文辉、遇罗克、陆洪恩……他们比那些高居庙堂之上、曾被毛泽东打入地狱的大人物远为重要,他们当年对‘文革’的清醒和洞察才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他们身上显示的道德勇气也是人类文明赖以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

刘文忠说:“下一代人一定要知道,文革的本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的严重破坏;中国人的道德和信仰也遭到严重的摧残,这将深深地影响到一代又一代人。”“真希望后人千万不要做“文革”健忘症人。应该深刻彻底地反思这场民族的灾难,否则将是民族的悲哀!”

在全民疯狂的时代,青年工人刘文辉保持了可贵的清醒。他舍生忘死、英勇发声。他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刘文辉洒下热血,却未能看到自由的明天。他的豪情和才华,被暴政扼杀,令人无比痛惜。正视历史,面对真相,反思苦难,是后人的责任。惟此,才能不负那些为真理献身的同胞,才能结束民族的悲剧。

参考资料:

刘文忠:《风雨人生路》,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公司,2005年1月。

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崇适文化出版公司(澳门),2008年。

傅国涌:《他们远比大人物重要–最早洞悉文革真相的人》,“纵览中国“,2012年6月20日。

裴毅然:《青史迎英烈—有这样一对同案犯》,《往事微痕》(北京),第117期,2012年7月15日。

杨银波:《站着死,不跪着生——血荐轩辕刘文辉》,“公民力量”,2012年8月4日。

张敏:《反“文革”、反暴政的英烈刘文辉—专访刘文辉胞弟刘文忠(一)》,自由亚洲电台,2016年10月17日。

张敏:《专访刘文辉胞弟刘文忠(二)反“文革”的义士刘文辉及家人》,2016年10月22日。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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