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救人成罪状 首任监察部部长钱瑛被迫害致死

1954年9月,中纪委副书记钱瑛,被任命中共第一任监察部部长。1955年3月,中纪委更名为中央监察委员会,钱瑛任中监委委员、副书记,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共15人。“文革”爆发后,15位中监委委员,14人挨整。钱瑛被当成“叛徒”、“特务”,隔离审查,受到残酷迫害。

钱瑛,原名钱秀英,1903年5月14日,出生于湖北省咸宁县钱家庄一个有钱人家。1923年,考入湖北省女子师范学校。1927年,加入中共。1929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回国后,先后在湖北、江苏、四川、延安、南京、上海等地工作。1949年5月起,任中共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组织部部长、纪委副书记。1952年11月起,调到北京,任中纪委副书记兼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9月,出任监察部部长。

钱瑛一生做的最受人称道的一件事,是1960年冬,她到甘肃省调研时,解救了在夹边沟被饿的奄奄一息的600名右派。这也成了她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的重要原因之一。

1959年至1962年,由于中共独裁者毛泽东带头“发高烧”,搞大跃进,“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导致全国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现象。据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金冲及所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披露,这三年中,中国大陆饿死老百姓3860万。其中,中国大西北的甘肃省,饿死140多万人!

夹边沟劳改农场,位于甘肃省张掖地区的沙漠边缘。钱瑛发现这个劳改农场的右派,纯属偶然。一天,天上飘着雪花,钱瑛的司机开着车在沙漠里跑,跑着,跑着,迷路了。不久,发现一条沟里飘出轻烟,就朝有烟的地方开去。到了沟边上一看,沟坎下面横七竖八足有二三百具尸体。钱瑛的警卫员就在沟坎上大声喊:“你们这里是什么单位?怎么这么多死人?”近处有个人说:“我不知道,你问场长去。”

当钱瑛一行继续往沟里走时,农场哨兵大声叫喊:“不能下去!”听到叫喊声的右派司继才和官锦文,赶快走出来,发现农场管教人员刘振玉正朝钱瑛那边走,一边走,一边吆喝着说:“把这些人给我抓起来。”钱瑛迎了上去,拿着拐棍就朝刘振玉抽了起来。钱瑛的警卫员把枪拨了出来,对着刘振玉说道:“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钱瑛。”刘振玉一听是钱瑛,吓坏了,刚才还趾高气扬的样子,马上变成低眉顺眼。

此时,官锦文大声喊道:“钱大姐,快救我呀,快救我呀!”钱瑛问明官锦文的情况后,请他带路到各个洞穴和地窝子里查看,发现这里还躺着不少命悬一线的人。钱瑛问刘振玉:“还有多少人?”刘振玉说:“五六百人吧。”钱瑛立即打电话给酒泉地区负责人,让他们把那里的公交车全部调过来,并且宣布第二天就全部放人,赶快救人救命。据说夹边沟有3000多右派,绝大多数被饿死或折磨死了,最后,就剩这几百号人了。多亏司机迷路,多亏钱瑛动了恻隐之心,也多亏钱瑛敢担当,这些人才得以在毛泽东制造的这场巨大人祸中幸存下来!

协助刘少奇,“扳倒”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平反毛泽东打倒的安徽省副省长张凯帆等,是钱瑛一生做的两件至今被许多人称道的事。这也是她在“文革”中被监禁、遭受严重迫害的重要原因。

曾希圣是毛泽东非常信任和器重的一个“封疆大吏”,曾经任中共华东局第二书记,同时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原因就在于曾希圣紧跟毛泽东的极左政策跑。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曾希圣在安徽省共划了31472个右派,是全国划右派最多的省份之一。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曾希圣在安徽大搞强迫命令,猛刮“共产风”、“浮夸风”,土法上马,大炼钢铁,使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饿死500多万人,安徽成为全国饿死人最多的地区之一!当时,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对这套极左做法提出了一点不同意见,曾希圣到杭州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听后表态说:“看来李世农是个坏人。”有了毛泽东的这句话,曾希圣回到安徽后,立即就把李世农等打成“右派反党集团”,株连省(部)级官员33人,厅(局)级官员77人,政法系统被批判处理的官员达3000多人。

另一个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因主张开仓赈济饥民,解散集体食堂,把刮共产风时没收农民的房屋和自留地还给农民,开放市场,被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点名批判为“混入共产党内的投机分子。”也因为被毛泽东亲自的了点,曾希圣回到安徽后,立即开始整张凯帆等。1959年9月9日,安徽省委作出了《关于张凯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把张凯帆和支持张凯帆的省委书记处书记陆学斌等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凯帆被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职务,批斗51天,关押200多天,送淮北某矿监督劳动。其妻史迈也受到株连,全家被赶出省府住宅大院。张的二弟张昌选、堂兄张视三、堂弟张昌树,都被迫害致死。据不完全统计,受张凯帆株连被批斗、处分的无为县籍官员达28741人。

钱瑛通过群众来信、来访等多种渠道,了解到安徽的问题严重。她几次派人去调查,冲破层层封锁,将安徽的真实情况向刘少奇等中共最高层领导作了汇报,并在1962年初召开的中共七千人大会上,陪同刘少奇到安徽组,帮助安徽的官员解除顾虑,检举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问题。曾希圣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调离安徽。七千人大会后,钱瑛又亲自带领工作组到安徽,协助安徽省委甄别、平反冤假错案,为李世农、张恺帆等人平反,恢复他们的党籍、名誉、职务、级别,补发工资,还平反了10000多名被错划为“右派”的官员,得到刘少奇的充分肯定。

1966年5月16日,“文革”爆发,刘少奇被当作“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之后,又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被批倒批臭,永远开除党籍,最后被迫害致死。中央监察委员会被说成是“长期以来为资产阶级司令部所把持,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工具”,15位常委,除书记一人外,都受到残酷迫害,其中,被迫害致死、含冤而逝者8人。因为钱瑛跟刘少奇一起扳倒毛泽东“非常赏识”的曾希圣,平反被毛泽东“点名批判”的李世龙、张凯帆等,遭到的迫害更加严重。

“文革”发生后,毛泽东鼓动年少无知的学生造反,一次又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鼓励他们向“走资派”夺权。当时,毛泽东妻子江青,已经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实际上中央文革小组的“旗手”,是毛泽东和各地红卫兵之间沟通的重要渠道。毛泽东要打倒谁,江青心领神会之后,就去发动红卫兵冲锋陷阵。在四川,江青专门找到几个早已被开除党籍的人出来夺四川省委的权。钱瑛坚持中监委对这些人的处分是正确的,不能翻案。这就直接同江青对立起来。江青狂言:“什么检查、监察,竟搞到老子头上来了。”然后,新帐老帐一起算。从1967年起,对钱瑛实行“隔离审查”,次年升级为“监护审查”,给她扣上“叛徒”、“特务”等罪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时间长达7年之久。

1972年4月,钱瑛确诊患了肺癌,住进北京日坛医院“监护治疗”。在此期间,她仍受到如临大敌般的监视,把她隔离在医院顶楼10平方米的病房里,窗户也被钉死,6位身强力壮的大汉昼夜轮流看守,不准任何人去看望她,不准任何人与她谈话。11月,钱瑛被强制出院。因得不到治疗,加上令人窒息的高压险恶环境,钱瑛的病情急剧恶化,1973年7月26日,含冤去世。

———转自《希望之声》

(责任编辑:明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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