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斌:昔日“亚洲最佳”警察为何蜕变成了黑警

1980年代移民来香港的蔡咏梅参与社运多年。来香港时30岁左右,她总跟大陆朋友夸奖香港的法治,赞扬香港警察。她回忆说,与黑社会的“烂仔”(流氓)发生冲突时,即使被指著鼻子骂,警察也依然会冷静、理性地对待。对于女性疑犯,会出动女警文明执法。

“这些形象在一夕之间瓦解了”,蔡咏梅日前对采访她的BBC记者说。

她回忆1990年代上街游行时的场景,偶尔遇到警察刁难,但没有发生过暴力行为。“遇到警察不开路或者刻意让我们绕路时,我们会讥讽警察,说‘你们是在向大陆的公安学习吗?’”

她说自己也没想到,现在真的言中了。

“没有了政治中立,甚至为了镇压抗议运动动用黑社会。对(支持)一方怂恿、不追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反对)一方无情的打击、残酷的打击、甚至是违反法纪的打击。”

名校硕士毕业的黄小姐告诉BBC记者,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她对警察的印象主要来自影视作品。以前想到警察,就会想起“‘凭自我,硬汉子’(电影《警察故事》主题曲《英雄故事》),就是一种英雄形象。”

成年后,黄小姐有很多中学同学成为警察。有时聊到工作,即便会讲到警察在灰色地带时使用的手段,“会明白他们的难处,所以还不会反感。”

甚至在2014年雨伞运动时,七名警察在暗处对一名社工拳打脚踢,黄小姐还觉得警队尚能分是非黑白,因为“他们自己都会觉得是做的过火,不对。”

但是,到了现在,黄小姐对警察的信任程度极低,“低到觉得没有警察才安全”。她说:“警察已经失去理智,而且再怎么过火、纯碎的泄愤行为、无人性好像都会得到警队高层支持,于是越来越疯狂。”

蔡咏梅和黄小姐的感受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是凡了解香港警察历史的都知道,香港警察队(Hong Kong Police Force,HKPF)成立于1844年5月1日,是世界上首个现代警察机关之一。以往香港警察纪律严明、执法文明,曾在1960年代起被国际刑警组织及国际社会评定为“亚洲最佳”(Asia’s Finest)、享誉世界。但从“占中”运动起,他们的形象便开始在全世界一落千丈,其野蛮残暴、流氓卑鄙、选择性执法、甘为中共专制之恶狗,已经可以与臭名昭著的大陆公安相比高低了。在最近的反送中,他们的表现更是被普通市民指责其为“黑社会”、“黑警”、“知法犯法”。

本月初,香港民意研究所(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随机访问1000多名18岁以上的市民。市民对香港警务处的满意度评分由6月初的61.0分跌至39.4分,是2012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分。在使用武力方面,58%的受访者认为警察在最近警民冲突中过度使用武力。

那么昔日的“亚洲最佳”警察为何蜕变堕落成了今天的黑警?

我认为这是中共黑手多年来对香港警察进行渗透、洗脑和控制的必然结果。

据知情人揭露,香港回归后,中共看到与其让驻港部队直接行使专政功能,不如改变港警为其所用;而如果单单依靠驻港部队,就会造成港警投向人民而与驻港部队冲突局面。所以大力改造香港警察,使其成为得心应手的专政工具,是中共对港政策的重中之重(这也可以从挑选香港警察的儿子梁振英作特首看出端倪)。中共及其公安部门,多年来通过培植代理人、改编教材、多种培训、合作交流、论坛会议等手段,不仅改变香港警察的思维意识、意识形态,更改变他们执法司法的具体方法和手段,使他们与大陆公安趋同。

如2011年任香港警务处长的曾伟雄便是中共悉心栽培的结果。1998年,曾伟雄在担任湾仔警区指挥官期间,被北京当局有意邀请到北京清华大学修读中国事务课程;2004年,他在警务助理处长期间在北京国家行政学院修读进阶国家事务研习课程。这些学校及课程都是用来栽培执行党的意志和政策的中共高干的,曾伟雄在其中被赤化毒化、洗脑控制是顺理成章的。尽管课程内容外界不得而知,但从曾伟雄被培训后的一贯表现来看,他完全被驯化。

从在“占中”运动特别是这次反送中运动中的表现来看,香港警察确实如中共所愿,已经从服务市民的行政机构蜕变成了中央政权依赖的国家机器,从以前政治中立、只担负社会管理功能的治安机构转化成了服务于中共政权意志、镇压反对中央及其代理人港府的人士的专政工具。

众所周知,中共是靠暴力起家的,也是靠暴力维持政权的,对待大陆民众的反抗一贯以暴力镇压著称。试想,一旦香港警察被它渗透、洗脑和控制了,那不就像被植入了癌细胞一样,能不蜕变堕落成镇压民众抗议的黑警吗?!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王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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